（1）道之以德
“道之以德”强调“德治”，是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原则。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枟论语·为政枠）儒家并不是主张完全不要刑律，不要政法，他们之所以把道德教化放在国家的首位，主张德主刑辅，是因为道德比起刑法来说，更容易获得民心，从而更容易取得有效、持久的控制效果。
（2）“民为贵”与“君为轻”
儒家管理思想对“民”的重要性的论述极为丰富。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枟孟子·尽心上枠）充分表述了孟子的民本思想，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孟子看来，政权的更迭、君主的易位，都取决于民众的态度，因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孟子以民为本、贵民轻君的思想达到了时代认识的巅峰，对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综上所述，三纲是秩序，五常则是维持秩序的规则与标准。我们且不去探讨三纲是否合适，是否腐朽。仅就五常而论，它对我们今天的管理和管理者而言已具有较高的借鉴意义和实用价值。
2.1.3 人性论
人性论是儒家管理思想的理论根据。儒家关于人性的许多论述不仅在时间上远远早于西方学者有关人性的假设，而且在其论述的深度上与西方学者不相上下。儒家认为只有先对管理的对象作出正确的判断，才能因材施教，取得管理的效果。但是即使都是儒家，不同的人对管理的基本认识不同，对管理的主要出发点是做事还是管人的认识不同，因而对人性的基本假设也就不同。
1.孟子的“性善论”
孟子认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因此，“人皆可以为尧舜”，关键在于后天的教育和引导。他赞成办学，对人进行教育，防止后天环境对人的污染，就可以实现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目标。由此基本点出发，孟子制定了许多教育的法则，其中“男女授受不亲”就是其中最为明显的例证。男女授受不亲了，也就没有犯这方面错误的可能了。
除此之外，孟子还提出“以德服人”的观点：“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心悦而诚服也。”他的这种思想和基本认识，既是当代所谓“以人为本”、宽容待人、教育培训、育人留人的管理理念，也是他主张以仁治国，施仁政思想的基础。这与西方学者关于人性的“Y”假设正好吻合。
2.荀子的“性恶论”
荀子对人性的看法正好与孟子相反，他认为：“人之初，性本恶。”大多数人都是“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的，因此，应崇尚治国要严，立法要严，执法更要严的依法治国理念。不对被管理者施加一定的压力，国之不成为国。这与西方学者关于人性的“X”假设正好吻合。
3.董仲舒的“性未善论”
董仲舒认为，人性在出生时是没有确定的，或者说人性中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人性善，并不等同于“善人”。因此，他也赞成以德治国，以教化为主，刑法为辅。
4.韩愈的“性三品论”
韩愈则认为所谓人性是指儒家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生而有之的；而情则是指“喜、怒、哀、惧、爱、欲、恶”，是后天才有的。因此，不同的人，其性可以分为三品：
上品只有善；下品只有恶；中品为性不确定，向上则可变为以善为主，向下则可变为以恶为主。对性为上品的人，以教为主，学而聪明；对性为下品的人，以治为主，要有法来约束其行为，下之性畏威而寡罪。
从以上儒家诸子关于人性的不同观点可以看出，人性的假设是管理理论的基础，是设计“礼”的基石。对人性的假设不同，管理的基本理念也就不同，治国方略也就不同。
同时也可以看出，儒家各派对人性的认识，逐渐从单一的、绝对的、非此即彼的假设变成辩证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观点。
2.1.4 常之谓经，变之谓权
所谓“常之谓经，变之谓权”，是指所有的管理原则、治国之术、做事的规则、管理者的职权，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可以分为“经常”（应该严格遵守，不能随机应变的准则）和“权变”（应该根据当时的环境、任务、人物、情景以及对组织的威胁等等实际情况随机应变，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和因人制宜）。这充分说明了儒家思想中辩证唯物主义的成分和理念。
孔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这是孔子对“权变”的最精辟的论述。共学、适道、立和权四个层次，层层为上一个层级的依托，又为上一个层级的实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孔子想说明的另一个问题是：能够委以权力的人应该不仅可以“共学”，而且可以“适道”；不仅可以“适道”，而且可以“立”。
因此，放权是一件慎之又慎的大事，选人也是一件慎之又慎的大事。
朱熹对孔子的这一段话曾给予这样的解释：知为己，则可与共学矣。学足以明善，然后可与适道；信道笃，然后可与立。他对孔子的观点进行了补充，加入了笃（忠厚老实）这样一个用人或者说是委权的标准。
而孟子则认为“权变”是相对于“经常”而言的，礼是“经常”，脱离了“经常”而谈“权变”，就会没有规矩可言；但是不管实际情况一味地强调“经常”，就会僵化。比如，“男女授受不亲”就是经常，一般情况下是要遵守的。但是，当嫂子掉到河里了，她伸手向小叔子求救时，如果以“男女授受不亲”为由而见死不救，就是只知“经常”，不知“权变”了。
现实生活中，“权变”与“经常”也是一对矛盾，管理者的能力很多时候也是通过对“权变”与“经常”的把握以及对其分寸的掌握加以体现的。
2.1.5 儒家管理思想的局限性
从现代的观点看，儒家的管理思想是有局限性的，主要表现在：
1.管理思想不够系统
从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出，对于儒家的管理思想或者说是治国之道，尽管论述很多，但是，没有形成一个涵盖各个方面的系统的思想体系，因此经常会被不同的统治者或管理者断章取义地使用，也就不可能像西方各个管理流派那样，在更大范围内产生更深远的影响了。
2.可操作性不强
从“修、齐、治、平”到“仁、义、礼、智、信”，从人性论到“经之常”、“权之变”，儒家学派提出了很多深奥的理念和思想，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是不过时的。但是，在如何将这些理念与思想运用到治国的具体实践中的问题上，儒家诸子所作的贡献太少。因此，很多理念与思想仅仅停留在国家统治阶级的层面，而不能深入人心，成为基层管理者乃至老百姓熟知并实践的指导。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在儒家思想统治中国精神文明领域那么长的时间内，中国没有哪一个朝代的统治者是真正实践了儒家思想的。
3.过于保守，缺少创新
在“经之常”和“权之变”中，儒家留给历代统治者最多的还是以礼为中心的“经之常”。“经之常”加上“三纲”，使得儒家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某些条件下以及某种特定的时刻，更显出其守规的一面，而缺少对创新的激励。
2.2 兵家的战略谋划
枟孙子兵法枠不仅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而且在世界军事文库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受到了国内外的普遍重视。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和日本的许多大公司都把枟孙子兵法枠作为培训企业经理人员和中层以上管理人员的必读教材。从现代管理学的角度去研究枟孙子兵法枠，实际上是在研究其战略及策略思想。富有深刻哲理的治兵作战之论对现代企业竞争具有极高的借鉴意义和实用价值。
2.2.1 论五事——胜负的关键要素
1.何为五事
所谓五事是指探究战争胜负的五个方面（出自枟孙子兵法枠的首篇——枟计篇枠）：“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孙子在这里表达了两重意思：
第一，藑兵战之事是一个国家的头等大事，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不能不经谋略就简单地决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孙子在枟孙子兵法枠中多处提及这一观点，并且在每一次提及这一观点时，都将“死”置于“生”之前。“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这些充分说明了战略性决策对兵战乃至国家的生死存亡是何等的重要，同时也说明了孙子在作决策时更看重失败后的威胁而不是胜利后的收益。
第二，战略决策要抓大事、抓关键。尽管影响兵战胜负的因素很多，但是其中最为关键的要素只有五个，即道、天、地、将、法。这是掌握战争胜负的“纲”，纲举目张。
（1）道
所谓“道”有两重含义：一是指“道义”，即这场战争是不是正义之战，是否符合道义；二是指“指导思想”，即这场战争的具体战略方针、行动谋略是不是符合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如果这场战争符合道义，符合老百姓的根本利益，老百姓和参与战争的军民就会与决策者的认识和想法一致，具有相同的意愿，同意去打这场战争，才会有不怕死的将领、军官和士兵。如果真正达到了可以为之而死，也可以为之而生，不惧怕任何的危险，那才叫做得“道”。缺乏这一条，即统治者无“道”，也就根本谈不上战争的胜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就是这一深刻道理的进一步解释。
（2）天
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不只是孙子，中国古代许多的流派、学者也都非常看重“天时”对“世事”的影响。事实上，阴阳是有一定道理的。山之北为阴，在许多有一定海拔高度的山上，南坡与北坡温度会有明显的差异，北坡常年积雪不化。同样，水也有阴阳之分，也需要区别对待。从现代战争的角度看，这些道理依然是正确的，因为它们符合自然界的一般规律。
同时，天时还包含对气候、季节、昼夜、阴晴、寒暑等自然现象的认识。在不同的天时作战，对战争的影响肯定不同。如果不考虑这些客观的因素，仅仅从决策者主观角度出发去考虑问题，战争取胜的概率就会降低许多。
（3）地
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作战时的地利是孙子视为死生的大事。不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不论是兵战还是商战，如果让对手将自己逼到一个又险又狭的角落，就很难逃生。有多少企业正是因为在竞争中犯了这方面的错误，才痛失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4）将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得道、顺天时、占地利之后，孙子进一步提出了善用将的观点，并提出了他认为是至关重要的选将标准——五德。在所有五事中，孙子对于“将”
的描述是最为具体的，不仅有用将是大事的思想，而且还有选将的标准。在孙子提出的五条标准之中，人的本性被置于较高的地位，即注重对人品的要求，如信与仁。另外，孙子还有“以智为先”的选将观点。
（5）法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法”是指挥战争的方法，包括组织结构的设计、法令的制定与执行、人员的编制与构成、学习与通讯联络系统及其运行方式设计、岗位职责的考核等有关管理方法的选择和运用。
2.五事的深刻内涵
（1）五事可以分为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两个方面。主观因素有三个：道、将、法。
“道”是道义和指导思想，是由决策者的决策所决定的；“将”是由决策者所选择的，尽管有标准，但是不同的决策者对其标准的理解不同，对其中五德的重要性的认识也不同，自然会选择不同的将才；“法”是指作战时采用的方法，这也是因决策者而异的，不同决策者的选择也会不同。客观因素有两个：天时与地利。这两项完全是客观的存在，是事实，是每一个决策者在作出决策时都要面对的条件，并且绝对不会因为决策的认识而有所不同。决策者的任何活动如果违背了客观的事实与存在，就不会成功。
（2）五事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以“道”为纲，说明在所有决定胜负、存亡大事的要素中，人或决策者是最重要的因素，而其是否得道是关键。第二个层次是天时和地利，强调要尊重客观规律。这两条是一定要重点考虑的最重要的客观实在。再英明的决策者如果违背了这两条客观实在，一味地以个人的意志行事，也不可能成功。第三个层次是将与法，它们不仅说明了道、天、地虽然重要但不是全部成功要素的道理，而且说明了决策者即使在得道义、顺天时、占地利的条件下，也仍然需要运用正确的将领和运作方式才能确保战争胜利的深刻道理。
从现代管理的角度看，不论是从主观还是客观的角度去决策，还是分为道、天时与地利、将与法三个不同的层次去决策，都是正确的，都可以直接运用到管理实践中去。
不同的只是现代商战的客观条件和内涵，所需考虑的因素更多、更广泛、更全面，思考的深度更深，看得更远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