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虚无主义是迄今为止对生命解释的结果，那么改变解释方式就有可能发现存在的根据并使生命获得意义。既然形而上学的过错在于颠倒了感性的现象世界与超验的理念世界的关系，那把颠倒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便成为当务之急。然而，尼采虽然声称要把颠倒的世界颠倒过来，实现价值的翻转，但实际是他并不愿意回到眼下这个现象世界。尽管他承认现象世界是真实的世界，是真理的所在，但这个真实的现象世界是没有什么价值意义可寻的，“只有一个世界，它是虚假的、残暴的、矛盾的、诱惑的、无意义的——具有如此特性的世界乃是真实的世界”（《权力意志》，442页）。
在对于世界图景的解释方面，尼采并没有超出叔本华的意志表象论。叔本华的哲学可以看作是康德与佛陀思想的杂糅，世界被分为现象与自在之物，万物都是自在之物的表象，而人则是表象的中心。不过，在康德那里不可捉摸的神秘的自在之物，到叔本华这里，变成了盲目冲动却还可以通过内省的直观体验到的生存意志。于是，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在叔本华这里演变成“我意故我在”，他从情欲意志引出人的存在。意志是一切存在事物的本原和根据，人不过是这种没有原因也不服从任何目的意志的客体化。生存意志的本质决定了由它支配的世界是一个充满斗争和不幸的地方，情欲占据了人的自由，驱使人去追求它的满足，得不到满足的时候，痛苦就会发生；满足之后则会产生厌腻和无聊，于是在无聊中又产生新的情欲。人要消除痛苦，从奴役状态中拯救自己，必须勘破现象的虚幻本质，泯灭现象背后的生存意志，使现象与意志同归于尽，进入空无寂灭的境界。叔本华把包括人在内的世界的本质归结为意志，却要拒绝这种意志的支配。他认为人可以认识自在之物，却不愿在自在世界中安身立命。自在在他那里成为非常不自在的东西。
尼采同样把世界归结为意志的表象，尽管他反对自在之物的设置，但在他那里，意志具有着自在的性质。尼采与叔本华的差别首先在于对意志的定性和态度，叔本华的意志主要是感情、本能、欲望，以维持自身存在为要求，除此之外，别无目的；尼采认为叔本华误解了意志，把它贬低到应该予以否定的地步，他所理解的意志渴望提升和超越自身，渴望统治、征服和强大。叔本华要消除意志，摆脱其支配，而且他不打算赋予现象世界什么样的意义；尼采却要强化意志，以意志的强度来赋予原本毫无意义的现象世界以意义和价值。尼采认为，叔本华“把‘自在’解释为意志，这是决定性的一步，只是他不懂得意志的神性化”（《权力意志》，278页），把无意愿无目的的主体性视为更高级的东西，是意志薄弱和怯懦的表现。尼采把意志神化为“强力意志”。
作为表象的世界，在尼采看来是无意义的。也就是说，“是什么、是如何”是没有意义的，真理是令人悲观失望的，真理意味着虚无，它需要价值来填充。先有价值植入，才有事实形成。“是什么、是如何”的意义要依靠“为什么”“该如何”来确定，仰仗于“是”之外的超越者的给予。“‘自在的事实’是没有的，而始终必须植入一种意义，才能造成事实。‘这是什么？’的提问，就是从他人的角度出发设定的意义。……‘事物’完全是设想者、思维者、愿望者、感觉者的事业。”（《权力意志》，191～192页）尼采并不否定在现象世界之外尚有一个自在的世界，“这个现象世界的对立面并不是‘真实的世界’，而是无形的、不可表述的混沌世界——也就是另一种现象世界，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认识的’世界”（《权力意志》，252页），他毫不掩饰对这个无形无义的世界的蔑视，尽管他不像萨特那么说——恶心！然而，东方的哲人正是在这个“无”的世界中找到存在的根据和安身立命的家园。
尼采的哲学中弥漫着一种深刻的价值焦虑和对无意义的恐慌，这正是他情绪如此激昂、精神如此亢奋的原因。他有一种固执的先入之见，把价值与意义视为事物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认为无价值、无意义的东西是不应该存在的，在一个无意义、无目的的世界上生存，人是无法支撑和忍受的。因此，无价值、无意义的世界拥有了对价值意义的强烈渴望，呼唤着外在的赋予、植入或者说强奸。上帝死亡之后，能够成为赋予者的也只有人的意志了。但是，与其说“强力意志”是人的意志，不如说人是“强力意志”的人，因为人本身也不过是强力意志的表象或者说个化而已。作为永恒轮回着的力量，强力意志有其自在的存在，具有超越现象甚至超越人的性质。它不是大地本身，而是天空中升起的新一轮太阳。大地上的万物只有在它升起时才获得意义的照耀。
尼采以现象世界取缔超感世界，把地球移离太阳照耀的距离之外，似乎是要结束天空统治大地的时代。但他并没有真正回到地面，发掘大地自身的潜力，也没有赋予大地以权力。因此，在上帝死亡之后，大地仍然不能自治，天空仍然敞开，而且变得更加空旷，需要新的太阳升起，需要在大地之外的造设。尼采为大地万物造设了强力意志，它是一切现象存在者存在价值和意义的总施主。于是，最高的价值目标仍然是虚构，而不是从大地里生长出来的庄稼。尼采把现象世界当成意志的表象，就像柏拉图把现象当成理念的表象、黑格尔把现象当成绝对精神的表象、康德把现象当成自在之物的表象一样，只不过是以一种造设来取代另一种造设。在绕了一个大弯之后，他还是回到了原来的地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把这个以反对形而上学为其历史使命的哲学家归入了形而上学的行列。在把形而上学的设置物取缔的同时，他没有把供奉这些设置物的位置也取消掉。
价值与根据
根据的问题可以表述为“从何而‘是’？”“如何成其为‘是’？”“为何能够‘是’起来？”这意味着把存在者置于“不是（无）”的境地中来追问其身世，问它怎样获得自己，成为自己本身。
到底什么是事物存在的根据？在这个问题上，尼采的倾向已经十分明显。在“是”与“为”之间，他认为“为”是“是”的前提，也是“是”的根据。“是什么、是如何”不能构成存在者存在的合法性，相反，存在“是什么、是如何”，要由“为什么”来构造和规定。只有在“为什么去在”“向什么而在”的问题解决之后，存在者才获得自身和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说白了就是，一切现象的存在者都是因着“强力意志”而“是”起来的，只有植入强力意志之后，存在者才成为存在者。因此，强力意志才是“存在最内在的本质”，是存在者存在的根据。一切事物只有在植入强力意志之后，才能够获得自身，作为存在者存在起来。
这样，尼采就以“为什么”的问题取代了“是什么、是如何”的问题，以价值取代真理。“因此，真理就是一个在强力意志之本质中设定的条件，也即强力保存的条件。作为一种条件，真理乃是价值。”而且还是低级别的价值——它仅仅是强力保存的条件，而不是提高的条件（《海德格尔选集》，793页，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尼采以重估一切价值、赋予原本无意义的世界以意义为自己哲学的使命，又以意志、意图和目的性作为价值的源泉和标尺。“凡不能把自己的意志植入事物的人，凡无意志无力量的人，也绝不会让事物具有意义，因为他不相信事物中有什么意义。”（《强力意志》，271页）意志的赋予是一种勉强的强加，需要强加者的意志有相当的强度，叔本华就是缺少这种意志的强度。强力意志以维持和提高自身的力度为唯一有意义的行为，一切现象的存在都必须归结到这一点上来加以解释。具体而言，强力意志的价值设置，就是从维持和增值自身的意图出发，去解释事物现象，在无意义的事物中键入一种意义，从而为世界立法，使原本无意图、无目的的茫然的过程获得某种意图、目的。价值的赋予和意义的植入是原本没有的东西的造设，尼采并不隐晦这种造设的随意性和荒谬性：“要想通过这种现实性和‘真理’达到胜利之目的，我们就离不开谎言，因为这是出于求生存的目的……出于求生存的目的就需要谎言，这也属于生命的恐怖和可疑这种性格范围。形而上学、道德、宗教、科学——本书认为这些东西只是谎言的不同形式而已，借助于它们，生命才会受人信仰。‘生命应该得到信仰’：这样的任务过于庞大。为了解决这项任务，人天生就应该是说谎者，人应该超过一切别的艺术家。而人就是如此的。因为形而上学、宗教、道德、科学——这一切只不过是人要艺术的意志，要说谎的意志，要畏惧‘真理’的意志，要否定‘真理’的意志，它是怪物。才能本身只因靠了这头怪物才用欺骗的办法强奸了现实性的。这头怪物乃是人的真正的艺术才能。”（《权力意志》，442页）
价值的设置不是一种认知行为，而是一种艺术的创作。强力意志与其说是依据自身的维持和提高来造设价值赋予意义，不如说是通过任性随意的赋予和轻狂亢进的造设来维持和提高自身的强度，因为随心所欲的自由是意志强力的第一表现。以意志这种最没有根据的东西来作为根据是极其危险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强力意志的设置除了自身之外没有任何可以相对待的依据，其设置必然就有一种自以为是的性质，没有规准可言，无法排除其心血来潮的任意性。因为经过一个点可以划出无数条直线。同是为了表达强力意志，可以有无数的现象和行为；一切现象和行为都可以看作维持和提高强力意志的意图的贯彻，包括杀人和自杀，也可以视为一种强力行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中，彼得·韦尔霍文斯基规劝基里洛夫随便去杀个什么人，但不要自杀，因为杀人符合意志的自由：上帝不存在，一切意志都是我的意志，我必须表达自己的意志。但是基里洛夫却认为：杀死别人是我意志的最低点，我想达到最高点，所以我要自杀！对于彼得·韦尔霍文斯基，敢于杀人是意志自强的表现；对于基里洛夫，他杀是意志低落的表现，自杀才是意志强大的表现，因为“谁胆敢自杀，谁就是上帝”。从尼采的哲学逻辑来看，双方都是成立的，都是对意志的肯定，因为一切事物都只能够从赋予了它的意图中来获得意义和理解。尼采虽然力图避免把强力意志理解为为所欲为，他的支持者也一再为他开脱，但是他的哲学逻辑原则上无法排除这一点。从他对以服从为特征的“奴隶道德”的蔑视和对叔本华贬抑意志的倾向的批判来看，以自身为根据的强力意志，绝对没有遵守任何外在法则的义务，其强力中必定包含着狂妄的性质。因此，各个意志中心之间的排他性和对抗性是不可避免的，其对抗性将成为强力意志唯一的、也是最后的规范，但尼采似乎还考虑不了这么多。
由于意志的造设具有很强的随心任意性质，尼采自己也毫无顾忌地把意志的设置当作假象、幻想、虚构、谎言和欺骗，当然是为了填满真理的虚无所必需的假象、幻想、谎言和欺骗，是对虚无真理的恐惧迫使人走上幻想和欺骗的道路。“人们会看到，本书中的悲观主义——确切地说是虚无主义——被认为是‘真理’。但真理不是最高价值标准，更不是最高权力。要假象、幻想、迷惑、生成、交换（要客观化了的迷惑）的意志要比这里的要真理、现实、表面的意志更深刻、原始、‘形而上学’——后者甚至仅仅是要幻想意志的一种形式。”（《权力意志》，444页）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既然最终还是要回到编造和设置，为什么一开始就如此强烈地反对形而上学？以一种设置取代另一种设置，以一种植入替换另一种植入，并没有实质的不同；以一种编造去谴责另一种编造，以一场骗局去纠正另一场骗局，也没有道理。在难得清醒的时刻，尼采也觉得这样似乎不太妥当，他要求“人们要好好想一想一切人为设施造成的危害，假如要设置一种全然神性和彼岸的高等领域的话”（《权力意志》，311页）。但他似乎忘了自己所做的同样是一种人为的设施。在上帝死亡事件中，尼采看到了形而上学造设的错误以及这种错误带来的恶果，却没有深刻认识到造设的多余性，以为只要换一种造设方式，就可以纠正以往的错误并消除其恶果，而且随着原来造设的失败和流产，新的造设变得更加迫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