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尼采到海德格尔
对存在究根执拗的探询，最终将面对虚无，东方的哲人很早就走到了这一步。他们与虚无打成一片，不追求什么外在的价值、本来没有的东西，甚至视造设的意义为桎梏。西方精神只有到了一百多年前，才从整体上亲临这个深渊。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这个深渊一直被理念世界和无所不能的上帝填充着。叔本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是最先窥视到深渊的哲人，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神圣的填充物已显露出虚伪的本质，人们的精神世界相当狼藉。实际上，深渊从来都没有被填充过，只是表面上被遮掩着，仿佛陷阱一般。这意味着千百年来人们投奔的终极目标和寄托的全部愿望都落空了，仿佛一场梦、一场骗局。因此，对于深渊的发现，托氏和尼采一样亢奋而恐惧。如何才能从无底的深渊中走出，这种焦虑足以令他们疯狂。他们无法容忍一个无意义的世界和徒劳的人生。在一个没有确切根据和必要性的世界中生存是可怕的，也是可耻的。漫漫一百年过去，屈指数来最能理解尼采苦衷的，莫过于海德格尔了。
尼采和海德格尔，都在自己的著作中强烈地抨击了自柏拉图以来传统的形而上学，并且对苏格拉底以前的希腊精神推崇备至。尼采指责形而上学是虚无主义的滥觞，在现象世界之外虚拟了一个真正的世界，其本身就是一种虚无主义；海德格尔则指责传统形而上学把存在当成存在者来看待，导致对存在的彻底遗忘，把存在虚无化。他们都以给上帝死亡、诸神逃亡之后的世界寻找存在的根据（即所谓移离太阳之后大地的统治权）作为自己的使命，其哲学起点有着惊人的相似，但是他们哲学的最后归宿又有很大的差别。尼采废黜虚拟的“真正世界”之后，要返回的却不是现象世界，而是现象背后冲撞不息又永恒轮回的强力意志。这种意志类似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不过它的运行不遵循逻辑的法则（但是，永恒轮回不就是一种法则吗）。人要通过与这种强力意志的结合不断提高自己的能量（并非德性），成为超越伦理和人性的半神——超人。海德格尔要返回的是现象世界，他指责尼采的“强力意志”仍然是一个自在之物，尼采压根就没有追问存在者存在的根据，只是探询存在者存在的价值，其哲学脱不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窠臼。因此，尼采本人也被他称为传统形而上学的最后代表。海德格尔显然自认为是彻底摆脱了传统的形而上学，但在他的天、地、人、神游戏的神秘境界中，是否还晃动着形而上学的影子？
虚无与实在
一般说来，虚无是对实在性的否定，这种否定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事物（存在者）存在之真实性的否定；一是对事物存在的价值即存在之必要性的否定。虚无主义或者否定其中的某个方面，或者两方面都加以否定。
在哲学中，真实性的问题往往归结为“是”，即“是如何或是什么”的问题；价值或必要性的问题则归结为“为”，即“为什么、为了什么而是、为什么要是”的问题。对“是如何、是什么”与“为什么”之间的关系的处理，通常有这样两种方式：（1）“是”什么即“为”什么，“是”怎样就“为”怎样，或者说，“为什么”服从于“是如何与是什么”，“为什么”是对“是如何与是什么”的肯定和接受。存在本来是什么，人就为什么；存在本来怎样，人就怎样，不去追求本来不是或没有的东西。在现象世界的背后有一个真正的世界，现象世界只是这个世界的投影，人应该摆脱虚幻的现象投奔其背后的真正世界，这是柏拉图的观念。世界实质上是上帝的意志，人就应该而且只能为了服从或实现这种意志而生活才能获得拯救，这是基督教的逻辑。两者都是从“是什么、是如何”引出“为什么”。（2）“为”必须是对“是”的超越，是对原本不是的东西的肯定，也是对原来所是、本来即是的东西的否弃。作为原本不是的东西，“为”只能是在“是”之外的造设，价值只能是从事实之外对事实的赋予或添加。如果仅仅是为了对原本具有的真实的认可和揭示，那么人的生命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和意义，生活也就没有动力和激情。巴斯葛说，这无垠空间的永恒寂静让我恐惧。令其恐惧的正是只“是”着而不“为”什么的世界。
在第一种情况下，“为”的问题实际上已经取消了，只剩下“是”的问题。因为所为者就是所是者，所是者已经现成，不需要去“为”之，去追求或造设。既然已经骑在马背上，就不要再满山遍野去找马。倘若在这种情形下，还要问一个为什么，就会陷入悖论。如果世界是上帝意志的表象，人就不存在一个要不要服从或效忠上帝、为实现上帝意旨而献身的问题。既然人和蛇都是上帝的造物，为人和蛇的行为负疚的应该是上帝。既然世界万物都是强力意志的表象，人也是强力意志的化身，强力意志赋予人和万物以意义，实际上是赋予者赋予赋予者（把自己本来拥有的东西给予自己）的无意义行为。在第二种情形下，为什么的问题无法解决。因为离开了“是如何、是什么”，“为什么”的造设就失去依据，而失去依据的造设是不会有什么确定结果的，它只能是一种自以为是的东西。人无法确定哪一种造设比别的优先或更合理，是否比原来所是的现状更好，于是怎么做都不会错。此外，在“是什么、是如何”之外造设的“为什么”（超越性目标），一旦被人达到了，也就丧失意义，人生还是陷入无价值状态中，于是还要造设下去，直到目标不能达到为止，因此，目标必须具有遥不可及的性质。然而，如果目标最终没有达到，人死了还有个“为什么”高高地悬挂于空中，还有种价值意义存在，人生就无法完整，并且留下无尽的遗恨和苦痛。于是，要么有价值有苦痛，要么无价值也无苦痛，不能两全。也许是对这种尴尬有所觉察，尼采为强力意志设置了永恒回归的大圆满结局。但是，强力意志一旦钻进这个套套，也就失去强力和超越的性质了。
和虚无与实在的关系相对应，虚无主义也有不同的情形。一种是价值虚无主义，通常表现为“为什么”的缺失，即找不到所为之终极或最高目标，因此得出一切存在都是徒劳的结论。另一种存在虚无主义，否定“是什么和是如何”的真实可靠性，甚至认为不存在“是”或“是什么”的问题，存在者根本不存在。这种虚无主义也可以称为本体虚无主义。
一个彻底的虚无主义者，既否认存在是什么、是如何，也否定存在为什么；既否定存在的本源，也否定存在的归宿。没有存在的真实性，世界万物就变成虚幻的影像；失去存在的必要理由，一切存在与过程都变得荒谬而茫然，虚无主义向人展示的是这样一幅虚幻而又荒谬的世界图景。在这幅图景中，一切皆虚妄，一切都允许，一切都没有意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都可以归入价值虚无主义的行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虚无是无望，当他追问：“既然这无穷的世界从此视我为多余之物，那么你们的大自然，你们的巴甫洛夫公园，你们的日出日落，你们的蓝天和你们的笑脸，对我还有什么意义？”（转引自《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东方出版社，1996年，195页）时，他并没有否定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存在，相反，这种存在沉重地折磨着他，令他痛不欲生。当尼采说，自己曾经是一个虚无主义者时，他并不否定感性世界的真实，而是感到最高目标的缺失，构成危机的是“为什么”的问题悬而未决。
上帝死亡的双重含义
正像对泛道德主义的追究，责任落到苏格拉底头上一样，对彼岸世界起源的追究，责任落到了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的头上。柏拉图认为感官知觉的现象世界背后隐藏着一个真实的理念世界，感性世界不过是该世界的投影，理念世界通过严密的逻辑关系构成了一个有机的宇宙整体，并服从宇宙的目的，即最高的善的理念。在最高的理念中，存在的真（是什么、是如何）与善（为什么）统一在一起。柏拉图的理念在基督教和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中得到了沿袭和发挥，形成了绵延两千年的形而上学传统。最高的理念也以“上帝”和“绝对精神”“自在之物”的名义一再复制，成为存在的根据和意义的源泉，填满了一切现象背后的虚空，几乎不留下任何罅隙。任何存在者、任何个人都通过与这个体系庞大而且组织严密的一元化整体的联结，而获得强有力的依靠和存在的合理性。生命过程也可以在最高理念中找到不会改变的意义和方向，而死亡也就成了人获得拯救的绝好机会，“那渴望荣宠的灵魂就沉湎于最高统治和管理形式的整个观念之中了”。
尼采借疯子之口说出的“上帝死了！”并非只是这个人格神像的坍塌，而是以这个人格神为象征的整个超感的“柏拉图-基督教”世界图式的解体。具体而言，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隐藏在现象的背后，将现象联结起来，形成统一整体的那个组织瓦解了，各个现象都从和谐而严密的秩序中散落开来，像失去引力的自由落体，不知飘向何方；二是与此同时，作为一切过程最终归结的那个至善目标丧失了，留下的是纷乱繁杂的现象和没有结果的生成过程。仿佛大海已经枯竭，江河无端地漂流；仿佛太阳失去了引力，地球坠落无底的深渊。
一旦拆散形而上学的“柏拉图-基督教”世界图式，其必然后果是隐蔽了两千年的虚无主义危机的爆发，最高理念、上帝、绝对精神、自在之物幻化后，“‘与上帝同在’，‘消融于上帝之中’——这就是几千年来最幼稚的和坚信不移的合意性”显示出荒谬的性质，因为，“绝对的东西，只要它是那种最高的完美性，它就不可能为一切有条件之物提供基础。”（《权力意志》 313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原来由绝对物填充的空虚暴露出来，突然张开大口，把寄托于其上的理想信念吞噬一光，满腔热情的投奔者们都扑空了。人从强大而神圣的整体中游离出来，悬浮在空中，通过任何过程都达成不了一种终极的目标。世界成了一个“虚假的、残暴的、矛盾的、诱惑的、无意义的”无比荒凉寂静的世界，在这里，一切都显得多余而荒谬。在生命的前方，人们找不到投奔的目标和兑换的价值；在生命的背后，也找不到深刻的根源和可靠的依据，世界成了一堆莫名其妙地生灭着的现象，生命成了一个没有去向也没有来路的茫然的过程。
尼采给虚无主义下了这样的定义：“虚无主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最高价值的自行贬值。没有目的、没有对目的的回答”，“没有真理。事物没有绝对的属性，没有‘自在之物’。”（《权力意志》，280页）由于原来被视为最高价值目标的神圣填充物，是意志薄弱的人们为了自慰而编造出来的自欺欺人的东西，因此，也可以说，“虚无主义是败类找不到任何慰藉的标志”（《权力意志》，624页）。把为了自慰而造设的乌有之物当成本来即有的“真正世界”来寻找，这本身就是一场骗局，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有什么结果。扑空的结局完全是因为形而上学解释体系的荒谬，“虚无主义是迄今为止对生命解释的结果”（《权力意志》，199页）。作为一场历史性的运动，虚无主义从形而上学超验设置的那一天就已经开始。
在“上帝死亡”事件中，尼采并非意识不到虚无的双重意义，但他关怀的是存在者存在的价值的虚无化，而不是存在者存在本源的虚无化。也就是说，他关心的是“为”的无，而不是“是”的不。而且，他把存在者存在的根据问题纳入价值问题。对于他来说，存在作为生成过程仍然持续着，只是为何生成，向哪持续成了问题。
价值的虚无并不意味着存在的虚无，而是意味着一切现象的存在者具有同等的地位和合法性，没有等级从属制约关系。人们往往把同等地位视为没有地位，同等价值视为没有价值，平等关系视为没有关系。尼采的“一切都允许”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切都可以做”，都具有这样的意思。于是，价值虚无还意味着自由，没有上帝意志的垄断，没有最高价值的约束，就没有了是非善恶的分别，所有的事物都是等价的，所有的行为都是合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上帝的缺席、获救的无望中，看到了这种空旷的自由，令他更为绝望和痛心的是在这种自由中释放出来的人性中魔邪、下流、龌龊、罪孽与高尚的情操具有同等的合理性，善良的品质非但不是获救的条件，而且还成了懦弱和迂腐的象征受到嘲弄和欺凌。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尼采显得超脱。他要越过陀氏耿耿于怀的是非善恶，去达到一种新的彼岸，而离开了是非善恶，所能达到的彼岸只能在强弱与苦乐之中了。因此，尼采的哲学理所当然是强力和快乐的“科学”。
现象与价值
尼采要颠覆的是绵延了两个千年的形而上学传统。这种传统的要命之处甚至不在于在现象世界之上的设置，而在于把这种理念的虚构当成本来就有的现成的真实，当成现象存在的根据，把赋以当成给予，把伪币当真钞来流通，造成假做真时真亦假的颠倒局面。因此，它实质上一开始就是一种虚无主义，最终也是一种虚无主义。尼采企图将被形而上学颠倒的世界颠倒过来，从理念的设置回到感官的给予，恢复感性现象世界的地位。在形而上的世界消失后，形而下的现象世界几乎成为唯一可能的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