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是谁规定这个世界非要有一个最高的目标和意图，非要有尼采认定的那种价值才能成其为世界？如果世界和人生本来就没有什么终极的价值，人为什么要执拗于有特别价值的生活？也许无价值的生活反而是更有价值的呢？佛教的目的是要勘破并且消除一切虚妄的幻想和幻象，全然地接受本来的真如事实，不要执着追求什么有为的意义，因为一切价值意义都是比较和对待的产物。但尼采对这种无意义的真如有一种恐惧，恐惧“自在的无目的性”的存在，他的强力意志就是来自于这种恐惧，他宁愿以幻想去制造幻象，宁愿欺骗并且受骗。他的价值的造设的确需要强大的意志力，因为这种造设是一种说谎、欺骗和强奸，他没有足够的勇气全然投入无价值的自在的境地。他对“我们否认终极目的，假如生命真的有一个目的，那它想必已经达到”的“佛教的欧洲形式”的观念深怀不安（《权力意志》，622页），担心人类堕落到颓废的地步。但是，沉湎于无端造设的他最终还是觉得，一切造设都以虚无主义告终，一切有为法都是梦幻泡影。造设物只是相对于造设者才是存在的，就像卡夫卡城堡中的门是为那些渴望进去又不敢进入的人造设的一样。但是，在价值的造设中，欺骗与受骗是同一个人，既然受骗者已经看穿骗局，欺骗又如何进行？况且，在尼采自己设定的“相同者的永远轮回”中，强力意志又怎样能够提升自身！如果强力意志不能增殖和升级，那么，价值的设置也就成了最没有价值的事情。于是，尼采最后还是把高傲的头颅仰向苍茫的天穹，面对超感的领域：“最终，我们会认为有意识的自我本身，不过是服务于那种更高级、俯视一切的智慧的工具：那时我们可以询问，一切有意识的意愿、一切有意识的目的、一切估价是否只是用以取得与意识内部的有本质不同的某种东西的手段。……应该指出，一切有意识的东西仅仅停留在表面”（《权力意志》，681页）；而作为意志承担者的人“应当被克服”。他不无惶惑地问：“这整个有意识的生命也许仅仅是镜中花吗？”尼采的思想仍处在徘徊彷徨之中，莫衷一是。
既然一切设定都以虚无主义为终结，一切设定本身就是虚无主义，尼采自己终究还是一个虚无主义者，而不是他声称的曾经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对意志的泯灭和放纵是同样的罪过。
存在与根据
对于海德格尔来讲，尼采的罪过有两个方面：一是以“为”来取代“是”，即以价值替换事实，以造设取缔本源，作为存在的根据；二是将“为”偷换“是”之后，又将“是”归结为“什么”，即把存在归结为一个特殊的存在者——强力意志。海德格尔认为存在者的存在不是一个存在者，存在是其所“是”，但不是“什么”，只能说存在如何或存在怎么样。在海氏看来，无论是以“为”取代“是”，还是以“什么”取缔“是”；无论是将存在替换成价值，还是把存在规定为某个存在者，都将导致对存在的遗忘，都是形而上学的虚无主义。
尼采的偏颇肇始于他对“上帝死亡”事件的理解，虽然在他那里上帝还代表着“理念世界”“自在之物”等形而上的造设物，但是，他把上帝之死看作“我们把他杀死”，而不是自然死亡，即幻象的自行消失、原本不在的东西的不存在。于是，上帝死后，不是什么也没有留下，而是留下了巨大的真空和处在真空中的人们末日般的恐慌，填补这个真空自然成了作为凶手的人们不可旁贷的责任。超感的设置不仅不是多余，而是必不可少，只是原先的设置不合理罢了，必须尽快造设另一种合理的东西填充上去。就像把地球从一颗发光的恒星的引力中移开之后，还必须为它寻找另一颗发光的恒星，不然地球上的人们就被黑暗和寒冷吞没。尼采所理解的虚无，虽然包含“一切皆虚妄”的意思，但他更关注的是最高目标意图的丧失，是最高价值丧失之后，“一切皆允许”，但一切皆徒劳的绝望。他并没有意识到对最高目标设置本身才是真正的徒劳，而且还是有害的徒劳；他更没有意识到价值目标的设置，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深刻的废黜。热衷于虚构和造设的人们，不会俯首虚心地倾听存在本源的声音，在存在者的存在中去发掘存在的根据，接受自身存在的天命和原本具足的惠赠了。于是作为根据的存在从存在者这里被驱逐出境，下落不明。
尼采从价值的角度来理解的虚无主义，海德格尔则从存在的角度来加以理解：“从存在之命运来思考，‘虚无主义’的虚无意味着：根本没有存在。存在没有达到其本己的本质的光亮那里。在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显现中，存在本身是缺席的。存在之真理失落了。它被遗忘了”；“虚无主义就意味着：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是虚无的”（《海德格尔选集》，816、817页）。对于“上帝死亡”事件，海德格尔也有自己的解释。他认为，自开端以来，西方思想所思考的始终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而没有思及存在及其本己的真理。形而上学哲学家们没有从存在者本身的存在中来寻找存在的根据，而是把存在者存在的根据设想为另一个不同凡响的存在者。于是，他们从一个存在者追问到另一个存在者，根本没有问及存在的根基处。他们实际上已经把存在彻底虚无化了，当成不存在来对待。因此，上帝驾崩这一事件的内涵，决不应该仅仅理解为最高价值目标的沦丧后需要换上一种新的价值目标以填空补缺，而应当理解为形而上学设置行动彻底失败和破产，也就是虚无主义的终结。任何设置，特别是超感的设置，不论是上帝、绝对精神还是强力意志，都是对存在的抹杀和本源的堵塞。在事件中被推翻的不仅是设置物，而且是设置本身。
在形而上学的思路中，尼采把存在的根据理解为价值，“仿佛他由于把存在评价为价值就以最隆重的方式思考了存在，以至于一切存在之问都变得多余了”（《海德格尔选集》，812页）。但是，存在被尊为一种价值的同时，也就被贬为一个由强力意志所设定的条件，从而丧失其本质的尊严了。而作为一种强力的植入，价值非但不是让存在如其本身涌现出来，反而窒息了涌现的通道。价值设定“不仅是在其自在存在方面击倒了存在者之为存在者，而且完全把存在给干掉了。还需要存在的时候，存在也只能作为一种价值起作用。强力意志的形而上学的价值思想在一种极端的意义上是致命的，因为它根本就不让存在本身进入涌现中，也就是进入其本质的生命力中”（《海德格尔选集》，815页）。于是，“任何一条达到存在本身之经验的道路就被抹去了”。
在尼采那里，虚无主义被理解为最高目标的废黜，强力意志的设置被理解为对虚无主义的克服。在海德格尔看来，所谓的克服恰恰就是虚无主义的完成。不管在存在者的存在之外另立什么“根据”，都将隔绝存在者与自身存在本源的联系。存在者从本己的存在中游离出去的情形，就是所谓无家可归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