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公司统一的价值观——简化，一致，重复，坚持，就是这么简单。
——杰克·韦尔奇
哈佛商学院还是西点军校
西点军校堪称美国最优秀的商学院，出将军更出商界领袖。
——杰克·韦尔奇
一家企业无论规模大小，其创始人在创立之初，肯定都会希望自己的企业能基业长青，永续经营。但是，这其实是企业经营中最难的一部分。
世界进入近代史以来，其发展与变化的速度呈指数型上升，过往的经验对未来的预判往往变得越来越不可靠。而且，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剧，一家企业的经营成果，早已不仅仅取决于企业本身，还要取决于全球各地的政治、经济形势等。即使再强大的企业，也难言能做到永续经营。比如，在2008年全球次贷危机席卷而来时，身为重灾区的美国，居然倒下了全美四大投资银行之一的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雷曼兄弟创始于1850年，这3个世纪以来经历过无数风浪，其抗击风险的经验之丰富无须赘言。何况身为标准普尔100指数之一的全球性巨头，其抗击风险的能力也绝不含糊。但是，在这场“二战”以来全球最大规模的金融危机面前，这家《商业周刊》于2000年评选出的最佳投资银行，还是黯然地以破产收场。
雷曼兄弟公司，仅仅是全球经济大潮中起落沉浮者的一个缩影。可以说，企业的基业长青，在大多数时候其实都无法实现。
不过，同样毫无疑问的是，通过企业领导者们的高瞻远瞩与拼搏奋进，加之企业交接班时的合理运筹，企业的生命力，还是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保存。事实上，这也是为什么诸如“愿景”、“可持续发展”等词能够流行于企业界的原因。如果一家企业内绝大部分的员工都能以发展企业为己任，视企业的未来为自己的责任，那么，这家企业的未来无疑有希望的。
杰克·韦尔奇就非常清楚，员工的使命感会对一家企业产生多大的正能量。他也从未停止过搜寻有责任、敢担当的员工的脚步。正因如此，当1995年，时任通用电气公司交通运输业务负责人的鲍勃·纳代利向韦尔奇提出了一项招募人才的新建议时，韦尔奇便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纳代利的建议是，公司应该把眼光锁定一个群体：美国退役的初级军官们。他们在数年的军旅生涯中，养成了良好的工作作风与执行力，他们对各类环境的适应能力也普遍超过其他人，更为重要的是，在军队中培养出的爱国主义情怀，将使他们能够深深热爱自己为之奉献的组织与集体，而他们对企业的这种使命感与主人翁精神，就是他们最宝贵的财富。
于是，就在当年，通用电气公司便雇用了大约80名退役军官。杰克·韦尔奇后来对他们的评价是：“他们的素质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此后，雇佣退役的美国军官，这成了通用电气的一项传统，每年都会有大约200名前美国军队成员，顺利成为通用电气的一员。而到21世纪初韦尔奇与下一任CEO的交接班之时，公司已经有超过1400名退役军官分布在各个岗位。他们普遍表现出超乎常人的执行力与适应力，更拥有难能可贵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事实上，对于军事系统人员在商业经营中的表现，许多人都对此进行过分析。一个广为流传的比较是，哪所院校，才是世界上最好的商学院？
哈佛大学商学院，当然是无数人心中的第一选择。的确，如果说哈佛大学算得上全球所有大学中的王冠，那么，哈佛商学院，绝对是这座王冠上最璀璨的明珠之一。哈佛大学是全美最早建立的大学，而哈佛商学院则是全球最早设立工商管理硕士（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简称MBA）的商学院。不仅如此，哈佛商学院还涌现出以“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为代表的一大批管理学大师，其创办的《哈佛商业评论》也是学界当今的顶级权威刊物。进入了哈佛商学院，将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进入了全美的金领职业经理人圈子，因为学院的顶级声誉与庞大的校友规模，都将对学员的职业发展之路大有裨益。诚如美国《幸福》杂志的调查所示，全美500家最大企业的高管中，有约两成均毕业于哈佛商学院。哈佛商学院早已成为商学院本身的代名词。
但是，有一个事实可能会令人震惊：哈佛商学院虽然无疑是全球培养世界500强高管最多的几所院校之一，但仍算不上第一。有一所院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全美培养了超过1000名董事长、超过2000名副董事长，以及超过5000名的总经理或董事。大名鼎鼎的可口可乐公司、杜邦化工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等全球顶级巨头，都有该院校的校友担任过掌门人。这所院校，便是世界四大军事院校之一、为全美培养了最多的世界500强高管的院校——西点军校。
哈佛商学院还是西点军校？这道足以引起当今学界大争论的判断题，其实答案是何者并不重要。西点军校这所以培养军官为己任、而基本不开设商学课程的院校，居然可以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几所商界精英毕业学校之一，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个传奇。能够成就如此的商界传奇，一个不可否认的原因，当然是美国自“二战”以来本国的特殊国情。因为，和西点军校齐名的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俄罗斯伏龙芝军事学院与法国圣西尔军校，虽然也培养了诸多闻名于世的军政要员，却并未走出过与西点军校同等数量级的商界精英。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因为军人这个群体确实有其非常适合打拼于商界的素养。
在军校——尤其是西点军校——的数年光阴中，一位学员可以得到各方面素质的培养。他将成为一位胜不骄、败不馁的性格谦和的人，因为西点军校的学员，往往都是各自中学的尖子生，在这强中自有强中手的环境中，任何人都会学会谦虚与戒骄戒躁。他将成为一位只找方法、不找借口的高效执行者，因为在西点军校只允许有四种回答，分别为“是，长官”，“不，长官”，“我错了，长官”，和“长官，我不明白”。他将成为一位无惧任何困难、在诸多恶劣环境中都能存活下来的勇者，因为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大多都将以中尉的身份服务于美军一段时间，在这期间，他们将被派往全球最危险的地区，并学会在炼狱般的环境中生存下来。
而在西点军校中，一位学员所能学到最重要的东西，则无疑是使命感。在西点军校城堡般高大的学员教堂内，其主厅中镌刻着三个巨大的英文单词：“责任、荣誉、国家”（duty，honor，country）。这便是西点军校全体校友们一直恪守着的校训。“责任”，意味着一位西点军校的学员在完成任何一项任务时，其出发点绝不应该是为了获得奖励或避免惩罚，而是应该把它当成是自己人生中的一项使命。“荣誉”，是对西点军校学员们道德上的高标准和严要求，他应该满怀着崇高的使命感，勇敢地冲锋陷阵至第一线与最需要他的地方，去完成能让自己在道德上收获荣誉感和使命感的壮举。“国家”，则更迫切地对学员的牺牲精神提出了要求，为了其不可推卸的使命，西点军校的学员甚至应该含笑着为国捐躯，何况仅仅是贡献自己的才华与汗水？
通过这样的教育理念，西点军校无疑能造就一大批军界和政界的英才。事实上，这所全美最早建立的军校，迄今为止已培养出超过3700名将军，以及包括尤利塞斯·格兰特（Ulysses Grant）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总统在内的诸多政治领袖。而西点军校赋予学员们在使命感上的闪光点，也让它成了全美乃至全球商界的至高殿堂之一。
在通用电气公司的诸多退役军官身上充分见证了其才能的杰克·韦尔奇，就曾经评价道：“西点军校堪称美国最优秀的商学院，出将军更出商界领袖。”聪明如韦尔奇，当然无意介入“哈佛商学院还是西点军校”的全球第一商学院桂冠之争。但是，一家由具有高度使命感的员工组成的企业，将能够长久屹立于风起云涌的商界，并永葆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这也是韦尔奇所了然于胸的重要法则。
降格担任的“攻坚队长”
作为董事长有很多好处，我最喜欢利用的好处之一，就是可以挑选一个自己感兴趣的具体问题，然后对此作我称之为深潜的运动。
——杰克·韦尔奇
一家企业的永续经营、基业长青，离不开这家企业绝大多数员工的整体素质。如果员工们都能够把企业中的任务，上升到是自己人生中的使命这种高度，以西点军校校训“责任、荣誉、国家”般的虔诚与热情去工作，那么，这家企业的未来，无疑将大有希望。
而正如在大多数时候一样，团队领袖所起的作用，往往会远大于团队一般成员所起的作用。真正能让一家企业获得长久经营动力的，更在于企业领袖本人的使命感。如果一家企业的执掌者，能把经营好这家企业，当成是自己毕生的事业所在，愿意为其付出自己的全部心血与智慧，那么，这家企业的未来才算真正地有了保障。况且，企业领导者本人的热诚态度，也将在最高层面形成对全体员工的潜移默化。会有越来越多的员工，在领导者的感召下，为企业的发展奉献他们无尽的光和热。
杰克·韦尔奇正是一位拥有极强使命感的领袖，他是真心把经营通用电气公司视为自己毕生的最大追求。他曾经坦言：“作为董事长有很多好处，我最喜欢利用的好处之一，就是可以挑选一个自己感兴趣的具体问题，然后对此作我称之为深潜的运动。”事实上，韦尔奇在其通用电气公司执掌者的生涯中，有过多次的“深潜”经历。每一次需要他深潜的地方，其实都是公司在某个领域内的业务面临相当程度挑战的地方。虽然化学工程师出身的韦尔奇，并不可能通晓通用电气公司每一项业务的专业知识（当然任何人也都不可能），但是他丰富的管理经验和杰出的商业头脑，绝对是任何领域内“攻坚队长”的最佳人选。的确，担任具体业务的“攻坚队长”，对于韦尔奇来说当然是降格的，但是他并不以为意。整个通用电气的长远发展与持久扩张，才是韦尔奇真正重视、也是唯一重视的使命。
杰克·韦尔奇担任过最长时间“攻坚队长”的业务，正是其接班人杰夫·伊梅尔特曾多年执掌过的业务——医疗设备业务。韦尔奇曾经以不同的身份与职位，为通用电气公司的该业务提供各类帮助长达二十八年之久。连续几任的通用电气公司医疗设备业务负责人，都曾深受韦尔奇的悉心指导。甚至，在韦尔奇退休后所出的自传中，他还大胆“爆料”：“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我是CT扫描仪和MRI设备的实际项目经理。”这两项业务，都是公司医疗设备业务中的核心产品，可想而知，韦尔奇对该业务有多么上心。
当然，韦尔奇对医疗设备业务的支持，无疑是老板式的、职业化的支持，而绝对不是非职业化的开小灶。比如，韦尔奇曾在超声波成像技术上对该业务的支持，就是其中的典范。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通用电气公司在超声波成像技术这项关键技术上，落后于公司在医疗设备业务中的主要竞争对手。在重量级业务上，公司却不能有良好的表现，这是韦尔奇所不能接受的。他又一次身先士卒，降格担任了该项目的“攻坚队长”。
杰克·韦尔奇首先尝试过收购拥有优良技术的小型公司，但其给出的报价远远超过了合理范畴。于是，既然并购不成，韦尔奇便决定要在公司里进行内部技术攻关。韦尔奇通知通用电气的医疗设备业务负责人约翰·特兰尼（John Trani），与该技术攻关相关的报告，可以直接递交给自己而不必考虑常规的繁复流程。另外，韦尔奇也着手开始组建攻关小组，来争取早日攻陷此难题。
通过韦尔奇本人之力，一位技术高手马上来到了此攻关小组之中：曾工作于一家通用电气主要竞争者公司的孟加拉人奥马尔·伊什拉克（Omar Ishrak），一位超声波技术领域的顶级专家。韦尔奇也深知，“好马需配好鞍”。伊什拉克及其技术团队，不仅能工作于由公司提供的全新的、优越的科研和工作环境，还能常常得到韦尔奇本人的接见并直接向其汇报一部分工作。要知道，当时的通用电气公司在此技术上并不算领先者，所以此业务就是在整个医疗设备业务中也并不占太大份额，更不用说其在整个通用电气公司中所占的比重了。韦尔奇给予其硬件和软件的待遇，绝对是超出了伊什拉克本人预期的，按韦尔奇的话来说，“我成了奥马尔最大的啦啦队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