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丁玲的建议下，萧红、端木、聂绀弩和塞克一起在去往西安的火车上为西北战地服务团构思出了一部话剧。抵达西安后，由塞克根据车上的记录，从一个戏剧导演的角度将其整理出来，取名“突击”。
《突击》讲述了山西农民在日本军队的侵略面前，被迫组织起来武装反抗的故事。经过两周的紧张排练，这部话剧于3月16日在西安上演，连演三天，场场爆满，带来了很大的轰动。
这次公演，不仅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民心，也因为公开售票，为“西战团”带来了一笔不小的进项。
在西安，萧红和丁玲一行人住在八路军办事处所在地“七贤庄”。在与众多新旧朋友的相伴和交往中，萧红找回了久违的自信和快乐。她感到，她不再是作为萧军的附属物，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与大家平等地交流、探讨问题。这种感觉让她惊喜，亦让她无比珍视。
此时，萧红已觉察出自己怀上了萧军的骨肉，然而也是在此时，她做出了离开萧军的抉择。或许正是到西安以来的这段日子，让她思考明白，即便依然爱着萧军，也不能再和他一起生活，因为无论是在创作上还是在人格上，她都需要自由，需要自我，只有离开了萧军强势的“保护”，才能不受束缚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活，活出一个真正的萧红来。
萧红这一生，有过两个孩子，两次都是在怀孕的时候与孩子的父亲决裂。前一次，是被汪恩甲和他的家庭遗弃；而这一次，却是她自己在深思熟虑后主动选择与萧军分手。曾经的她，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只能等待“上天”的拯救。而现在，她有能力不依靠任何人，有把握给自己一个像样的生活。孤独曾让她的心灵受到了重创，而在东京、在北平的经历磨砺了她，让她在孤独中变得更顽强，让她有勇气迎接新的孤独。她做好了一切准备，即便有了这个孩子，也决意要“抛弃”孩子的父亲。
1938年3月下旬，丁玲要去延安“述职”，聂绀弩与她同行，原本萧红和端木蕻良也受邀同去，但为了回避萧军（此时萧军已在延安），两人决定仍留在西安。
萧红去车站为丁玲和聂绀弩送行。车站人潮拥挤，她远远地看到聂绀弩在车上向她做了一个飞的姿势，又用手指了指天空。
萧红懂得聂绀弩的意思，聂绀弩曾对她说过：“你要像一只大鹏金翅鸟，飞得高，飞得远，在天空翱翔，自在，谁也捉不住你。你不是人间笼子里的食客，而且，你已经飞过了。今天，你还要飞，要飞得更高，更远……”
她向聂绀弩点了点头，会心地笑了。但此刻，她的心里却是一团乱麻：“我是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如此笨重！”“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
“我算什么呢？屈辱算什么呢？灾难算什么呢？甚至死算什么呢？”
……
她也想要飞，但同时却也有着一种强烈的感觉——她觉得她会掉下来。
端木曾对萧红说：“不愿意丢掉的那一点，现在丢了；不愿意多的那一点，现在多了。”
“不愿意丢掉的”，是指萧军；“不愿意多的”，自然是指萧军的孩子。端木了解此时萧红的处境，得知萧红想要与萧军分手，他似乎也在为她的命运感到惋惜。
丁玲和聂绀弩在延安果然遇到了萧军，在他们的劝说下，萧军加入了“西战团”，并随二人一起回到了西安。或许丁玲和聂绀弩此举，仍是有意撮合二萧破镜重圆吧。
萧红没有想到，自己终究还是没有躲过与萧军的相见，丁玲和聂绀弩也没有想到，他们费尽口舌劝回了萧军，但回报他们的不是二萧的和好，而是两人最后的摊牌。
见一面也好，现在把话说清楚了，以后就不必再见了。
萧红没告诉萧军自己有了他的孩子，不过萧军还是知道了。据说他后来曾以未出世的孩子为由挽留萧红，希望等孩子生下来以后再分手；或者，由他来抚养这个孩子。这一切，都被萧红拒绝了。
她一直回避着再和他单独接触。
萧军约她散步，她立即叫上端木同行，一路上三个人都不说话。快到莲湖公园了，她提议道：“我们到公园里去走走吧。”萧军含着怒意说：“这么晚了，到里边去干什么？”她有恃无恐地反抗道：“端木，你跟我来！”
“你不能去！”萧军坚决地阻拦。端木没有跟去，似乎是在萧军的怒吼声中胆怯了。无奈，她只好一个人向林荫深处走去，眼前顿时一片漆黑。
她任性地继续走，仿佛是想告诉萧军，没有他在，她一样可以走自己的路。
但萧军的脚步声终究追上了她，她听到了男人焦急的呼唤：“悄吟——悄吟——”
她藏在一棵大树后，不愿让他看见，而她的心却软了。萧军真的还爱她吗？他真的那么在乎她的安危吗？男人的呼喊声依旧此起彼伏。听着这熟悉的声音，她几乎就要走出去，扑进他的怀里说：“三郎，我们回家吧。”
然而理智拦住了她——她再次告诉自己，不能做人间笼子里的食客，背叛、讥笑、打骂、屈辱，这些她都已经忍受够了。
她也清醒地知道，自己早已不再是那个悄吟，萧军也早已不再是那个三郎，纵使有爱，他们也永远回不去了……
她一直躲在树后，没有应声，直到他的足音和呼喊离她远去，再也听不见了。
一天，萧军又来找她，要求她归还他写给她的所有信件，她什么也没说，默默地打开箱子，正要把用心留存的所有信件都拿出来，不料萧军一把将箱子合上，一屁股坐在上面，说：“我有话说。”她倔强地说：“我不听，若是你要谈话，我就走。”
他们吵了起来。她最终把信件还给了萧军，然而当她向萧军索要自己的信件时，却遭到了拒绝。
萧军以为，萧红之所以如此决绝，是因为她爱上了端木，他揪住端木，怒不可遏地说：“瞧瞧你那德行！”“我就是要好好教训教训你这小子！”他甚至下了“战书”，要与端木决斗，幸而萧红闻讯后及时制止。
事实上，在与萧军分手以前，萧红与端木的关系一直没有超越朋友的界限。但总算有一次，因为误会，她也让他懂得了被爱人背叛的感受，她也让他尝到了嫉妒的滋味。
端木蕻良本名曹京平，原籍辽宁昌图，1912年出生于一个大地主家庭。“九一八”事变后，因在南开中学读书期间领导学生运动被校方除名，次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并加入北平“左联”。1933年8月，北平“左联”遭到破坏，端木蕻良避居天津，创作了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郑振铎看后，曾给予高度评价，充满信心地预言：“出版后，予计必可惊动一世耳目！”然而，该书的出版并不顺利，直到六年之后才正式问世。1936年初，端木蕻良到上海不久，便以“叶之琳”的化名给鲁迅去信，希望能与先生见面，但遭婉拒。此后，潜心创作了长篇小说《大地的海》，于7月中旬再以“曹坪”的名字给先生写信，并附上小说的两个章节。鲁迅很快回信，让他把全部书稿邮寄过来。不久，鲁迅回信认为不错，但鉴于出版长篇一时不容易办到，要他赶快写些短篇。8月1日，短篇小说《鸶鹭湖的忧郁》在郑振铎的推荐下发表于《文学》杂志，并第一次使用了“端木蕻良”这个名字。这篇小说得到了胡风的高度认可，这是端木蕻良步入文坛的第一步。鲁迅逝世前，曾将端木蕻良的短篇小说《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介绍到《作家》第2卷第1期发表。此后，端木蕻良在上海文化圈有了更多亮相的机会，自1936年10月至1937年7月间，一共发表了11个短篇和一部长篇。
萧红最早的传记作者骆宾基曾说：端木不只是尊敬她（萧红），而且大胆地赞美她的作品超过了萧军的成就。在今天的读者看来，这一评价其实难以称得上“赞美”，因为这原本就是实情。但在当时，在萧红的创作潜力不断显露，却自始至终遭到萧军的轻视时，这样的“赞美”对于萧红无疑显得无比重要。
在萧红与萧军的抗衡过程中，是端木给了她最大的支持，让她逐渐远离了最初的弱势心理。端木身材瘦高，相貌清秀，说话和声细语，性格内向孤傲、文质彬彬，与萧军的粗犷、豪放及野性完全不同。尽管他的小资倾向和洋化做派让左翼文人圈的朋友们不以为然，但他心思细腻，不仅能欣赏萧红的才华，亦能理解她，尊重她的选择。他出身富贵家庭，在大都市接受教育，这样的成长经历与萧红相似，这也使得他们在很多问题上有着一致的观点，能够相互认同。
在丁玲与聂绀弩赴延安“述职”期间，留在西安的萧红与端木有了更多的交往。他们常常在一起聊天、散步，去小摊上吃小吃，或与朋友们一起游览西安的名胜古迹。两人又发现了新的投合之处，那便是对美术和书法的喜爱。端木最爱去的地方是碑林，一天，他与萧红来到唐代“同州三藏圣教序碑”前，讲起碑的历史、内容，每个字的特点，以及褚遂良疏瘦劲炼的书法风格，萧红认真地听着，对这个清华历史系出身的才子更为赞赏。
与萧军决裂后，萧红接受了端木的爱。端木也接受了病弱的萧红和她腹中的孩子——萧军的孩子。
两人对彼此的感情都是复杂的，或许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他们为什么会结合在一起。
萧红爱端木吗？作为朋友，她喜欢他，他们有太多的相似，有太多说不完的话；可是作为爱人，她的心里已经有了一个豪放不羁的萧军，恐怕无法再装下一个与他截然相反的端木蕻良。
而端木呢？他对萧红早已生出爱慕之情，可是他真的应该娶她吗？他还从没有结过婚，何况萧红比他大，身体又那样坏，还怀着别人的孩子。
但无论如何，他们适得其时地出现在了彼此的生命里，适得其时地填补了彼此感情的空白。“适得其时”，或许就是命运的安排吧。
无论爱与不爱，她相信这个既仰慕她、又能体贴她的男人。
无论对与不对，他也愿意仰慕、也必须体贴这个女人——他再也不忍、再也不能看着她被萧军欺负和伤害了。
两人都认命了。她偎依在他的怀抱里，任泪水畅快地流。这一刻，世事沧桑人生剧变仿佛一齐向她涌来，她肆无忌惮地哭着，不知是在感慨自己一辈子的苦，还是在欣慰兵荒马乱中这一方小小怀抱的宁静。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或许永远只是一个梦吧。
萧红与端木蕻良的恋情渐渐明朗化，为了不再受到萧军非理性的纠缠，他们决定离开西安。丁玲很希望萧红可以和她一起去延安工作，但萧红担心在延安可能还会再遇到萧军，只有拒绝了丁玲的好意。此时，正好老友池田信子来信，邀请萧红回武汉相聚，萧红便与端木商定，一起南下前往武汉。
丁玲满怀遗憾地送别了萧红。此时，她若能知道，西安一别之后仅仅过去4年，萧红就永远地离开了人世，她一定会坚持劝说这位“有才智、有气节”的朋友同去延安。然而，谁又能预见未来呢？谁又能知道这就是她们最后的送别呢？
4年后，萧红在香港病故的噩耗传到了延安。在一个风雨之夜，丁玲回忆起亡友，心中不只有无限的悲痛，更充满了无限的惋惜、悔恨与自责。她含着泪写道：那时候我很希望她能来延安，平静地住一时期之后而致全力于著作。抗战开始后，短时期的劳累奔波似乎使她感到不知在什么地方能安排生活。她或许比我适于幽美平静。延安虽不够作为一个写作的百年长计之处，然在抗战中，的确可以使一个人少顾虑于日常琐碎，而策划于较远大的。并且这里有一种朝气，或者会使她能更健康些。但萧红却南去了。至今我还很后悔那时我对于她生活方式所参预的意见是太少了，这或许由于我们相交太浅，和我的生活方式离她太远的缘故，但徒劳的热情虽然常常于事无补，然在个人仍可得到一种心安。
萧红离开西安奔赴武汉，让诗人田间更为不舍，临别时，他将饱含深情的诗句送给姐姐，希望姐姐今后的生活中不再有哭泣和悲伤：给萧红——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七日夜在西安为告别萧红姐而写中国的女人都在哭泣。
在生死场上哭泣，在汲井边哭泣。
呵，让你的活跃的血液，
从这战斗的春天底路上，
呼唤姐妹，提携姐妹，
——告诉我们，
从悲哀的家庭里，
站出来——到客堂吃饭，
上火线演说，去战地打靶……
中国的女人不能长久哭泣。
1938年5月14日，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会报《抗战文艺》第1卷第4号上，刊登了一则《文艺简报》：萧军、萧红、端木蕻良、聂绀弩、艾青、田间等，前于一月间离汉赴临汾民大任课，临汾失陷后，萧军与塞克同赴兰州，田间入丁玲西北战地服务队，艾青、聂绀弩先后返汉，端木蕻良和萧红亦于日前到汉。
一起办刊，一起赴西北为抗战贡献力量的《七月》同人，至此风流云散，天各一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