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位以后，李世民逐步建立起了以自己为核心的最高决策集团，汇集了当时最杰出的人才，以充满朝气和进取精神的政治面貌，开始励精图治，为开创贞观之治的昌盛局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李世民深知：为政之要，唯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于是李世民首先采取了求贤纳才、知人善任的用人政策，不拘一格地广泛吸纳人才。他把举贤荐能、广招人才视为刻不容缓的事情，对那些推荐人才不积极的大臣，则加以严厉批评。
有很长一段时间，宰相封德彝没有推荐一个人。李世民于是就责问他，封德彝却回答说是天下没有贤才可以推荐。
李世民不禁气愤地批评封德彝说：“用人就如同使用器物一样，只要各取所长，自然就不乏贤才奇士。你不善知人，怎能说世上没有贤能之才呢？”
李世民不仅让大臣们推荐选拔人才，他自己也处处留心和访求有才之士，一旦发现即破格提拔重用。只要是有才之士，李世民不计较资历地位和亲疏恩怨，都能够兼收并用，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在一次上朝的时候，中郎将常何所提出的20多件事，全都符合朝政的情况。然而，常何是武将出身，不通经文，应该是不可能有这么高明的见解的，这不禁让李世民既高兴又奇怪。
经过询问，李世民这才知道，常何所提交的议论其实都是他家中的食客马周代写的。于是李世民立即将马周召进宫，和他一番详谈之后，发现马周的确是个人才，不仅机智敏捷，深识事端，而且处事公允，敢于直言，当即就任命他为门下省官员，对他大加重赏，后来又任其为监察御史、中书舍人，直至中书侍郎、中书令等要职。
“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不计较恩怨，大胆重用东宫集团的重要谋臣魏征、王硅、韦挺等人，其中最杰出的当数魏征。
魏征原来是太子李建成的重要谋士，“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推崇他的才能，委之以宰相重任。他前后共向李世民进谏了200多次，大多都被采纳了，这对贞观前期的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魏征为人正直，敢于直言，凡是正确的意见，不但要说，而且要坚持到底，即使李世民大发雷霆，魏征也坦然处之、神色不移，毫不退缩。
魏征死后，太宗十分痛心，无限感慨地说：“用铜作镜子，可以端正衣冠；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知道国家兴衰的道理；用人作镜子，可以看到自己的过错。现在魏征去世了，使我失去了一面很好的镜子。”
李世民以独特的政治家风度，积极推行科举制度，大力奖拔人才。因此，在唐初人才荟集，群英满堂。为开创贞观时期的大好局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列子·杨朱篇》中也写道：“要办大事的人，不计较小事；成就大功的人，不考虑琐碎。”
但现实生活中，仍有些管理者因为个人的恩怨而排斥有德有才之人。而优秀的管理者，在选用人才时，总是优先考虑这个人能做什么、做得多好，而不是考虑个人私利。
所以他们在用人时，并不总是盯住员工的过去和缺点，他们能够对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视而不见，专注于员工的特长，并且最大限度地发挥它。
20
【原典】
用人不正者殆，疆用人者不畜，为人择官者乱。
【张氏注曰】
曹操疆用关羽，而终归刘备，此不畜也。能清廉立纪纲者，不在官之大小，处事必行公道。
【王氏点评】
官选贤能之士，竭力治国安民；重委奸邪，不能奉公行政。中正者，无官其邦；昏乱、谗佞者当权，其国危亡。贤能不遇其时，岂就虚名？虽领其职位，不谋其政。如曹操爱关公之能，官封寿亭侯，赏以重禄；终心不服，后归先主。
用人不当功败垂成
【译释】
一个领导者如果用人不当，在用人的过程中又不够灵活，这是很容易导致混乱和失败的。
得人才者得天下，若要成事，人才固然重要，但前提是找对人用对人，如果用错了人又不能及时改正，那后果就很严重了。
有的领导任人不唯贤，不看能力，不看贡献，却喜欢用自己的喜好作为标准，只要长得标致，或者能说会道，就可以给予高级的职位。这样的领导绝不是合格的领导，不客气地说，就是典型的糊涂官。
用人不当，后患无穷
历史上，因错误识人用人而铸成大错的例子不在少数。无论是何种原因，他们的教训都是值得吸取的。
前秦帝国的皇帝苻坚，任用平民出身的王猛为相，统一了中国的北方，是颇有作为的一代帝王。淝水之战失败后，前秦帝国迅速瓦解，他被后秦帝国的姚苌所杀，结束了其轰轰烈烈的一生。
苻坚是个心地善良、胸襟开阔的人，他对人从不猜忌，即便是那些投降或被俘的帝王将相，他也以礼相待，从不杀戮。甚至如鲜卑亲王慕容垂，羌部落酋长姚苌，他还引为知己，授予高官和赋予很大的权柄。
王猛生前曾劝谏苻坚说：“皇上与人为善，也不能不分敌我。国家的死敌不是晋帝国，而是杂处在国内的鲜卑人和羌人。更让臣担心的是，他们的首领都在朝中身居要职，有的更握有兵权，一旦有变，国家就危险了。”
苻坚坚信只要诚心待人，对方一定能诚心待我，有此观念，他并未把王猛之言放在心上。王猛死后，他对这些人更是信任不二，宠爱日隆。
淝水之战后，苻坚逃到洛阳，那些尚未到达淝水的大军也闻风溃散。鲜卑籍大将慕容垂见有机可乘，遂起反叛之心。他借口黄河以北人心浮动，自请苻坚派他前去宣慰镇抚。苻坚对他毫无防范，不仅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还亲自向他致谢。慕容垂渡过黄河后，立即号召前燕帝国的鲜卑遗民复国，建立了后燕帝国。
其后，迁到关中的鲜卑人，又在慕容泓的领导下，建立了西燕帝国。苻坚命他的儿子和羌籍大将姚苌征讨西燕，结果大败，苻坚的儿子阵亡，姚苌畏罪逃到北方，后又叛变，建立了后秦帝国。
鲜卑人和羌人的反叛，使前秦帝国陷入了灭顶之灾。不久，首都长安被困，苻坚突围西行，在五将山被后秦兵生擒，送到后秦皇帝姚苌的手上。
苻坚至此，仍怀有生的希望。姚苌二十年前犯罪当诛，在绑赴刑场即将处斩时，时为亲王的苻坚见他英武不凡，遂动了恻隐之心，将其救下。有此大恩，苻坚深信姚苌自会感恩图报放他一马。
万万没想到，姚苌先是向他索取传国御玺，继而百般污辱。苻坚万念俱灰，大骂姚苌忘恩负义，姚苌不待苻坚多言，就把他活活缢死。
苻坚犯错误的根源，在于他心地过于善良，在当时十分复杂的情况下，仍轻易相信别人并委以重任。这种品质对于个人，无疑是那种值得去结交做朋友的人；但作为一个治国者，这反而成为一种致命的弱点。识人难，用人更难。预防这类错误，关键在于“防”，可惜的是，苻坚从来没有给自己在这方面筑起防线。
一个人是否应该被看重，重要的当然是看他内在的道德品质和学识修养，至于外在的容貌、装饰以及言谈举止等，其实都是次要的。无论是选才用人还是结亲交友，有见识者当然要以此为标准。当然，能够“质”与“文”俱佳更好，但是，切记不可因“文”而废“质”。否则，一旦被外表迷惑，得到一个华而不实的废物，甚至是一个仅仅外面光的“驴粪蛋”，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所以说，认识评定一个人，不能只看表面，人的许多外在情感都是装出来的，尤其是当处于复杂的环境中时，人心更是难测。所以，无论是普通人还是为政者，都必须深入观察，真正看透一个人的内心，谨防误识、误交、误用。暂时难以认清的，不妨冷淡处之。否则，将会给自己造成不利，给大局造成损失。
21
【原典】
失其所强者弱。
【张氏注曰】
有以德强者，有以人强者，有以势强者，有以兵强者。尧舜有德而强，桀纣无德而弱；汤武得人而强，幽厉失人而弱。周得诸侯之势而强，失诸侯之势而弱；唐得府兵而强，失府兵而弱。其于人也，善为强，恶为弱；其于身也，性为强，情为弱。
【王氏点评】
轻欺贤人，必无重用之心；傲慢忠良，人岂尽其才智？汉王得张良陈平者强，霸王失良平者弱。为人做官要处理好自己的“强”和“弱”
【译释】
失去自己的优势，力量必然削弱。
国家若要强盛，必须有众多贤臣良才的辅佐；家庭若要强盛，必须多出贤良孝义的子弟。至于一个人的强胜，则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情形。孟子能够集思广益，使自己慷慨自得，和曾子自我反省而屈伸有度是等同的，只有亲身实践由曾子、孟子的经验和孔子告诉仲由强胜的道理，自身的强胜才可保持久长。此外斗智斗力的强胜，则有因为强胜而迅速兴旺，也有因强胜而彻底惨败。古时人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之流，他们的智力都卓绝一世，而他们灾祸失败也超乎寻常，近代人如陆、何、肃、陈也都自知胆力超群，却都不能保持强势到最后。所以我们在自己弱的地方，需修正时，求得强胜就好；而在比别人强的地方，谋求更大的强胜就不好。个人如果专门在胜人之处逞强，那么是否真能强到底，都不能预料。即使终身强横乡里安稳度日，这也是有道德的君子们不屑提起的。
做官宜“明”宜“强”
做官不仅要“明”，“强”也是不可或缺的。“强”当然不是一味地逞强，最好的做法是“明”“强”结合。所以，为官之人第一件事就是培养自己处事不烦、不急不躁的风格。头脑清醒才能沉着冷静，沉着冷静才能稳住部下，稳住部下才能做出决断。不然的话，心急似火，性烈如马，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加混乱。
因此，“明强”之法，仍讲究修炼自己，尤其在遇到困难时，要能够审时度势，深谋远虑，决不求一时之功，决不轻举妄动。求“强”是可以的，但在逞能斗狠上求强就不是明智之举了。
逞强斗狠，说到底就是要获得超越感和优越感，从而谋求他人对自己的肯定、服从或尊敬，然而这种优越感的获得往往以压抑他人、伤害他人为代价。在某一时间，某一场合或某一范围内，你确实征服了他人，但在另一时间，另一场合或另一范围内，你又征服不了他人，而且你的这种征服必然激起他人持久的抵抗；倘若你征服的人越多，那么你所激起的反抗也就越大。最后陷入孤立的境地，你发现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难。所以逞强斗狠最终会失败。
清朝名臣曾国藩一生刚强，他自述道：“吾家祖父教人，也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又说：“至于‘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皆从‘倔强’二字做出。吾兄弟皆受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他上承家训，进而总结了自己的经历，深刻地认为：“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这种倔强的性格，使曾国藩虽屡次踬跌，却依然充满刚毅，勇往直前。
咸丰九年十月十四日，他作一联以自箴：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这正是他这种倔强性格的写照。
至于强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强毅与刚愎有别。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舍此而求以客气胜人，是刚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谨。
自胜，也得克己，所以，刚强也是一种克己之学。克己，必须从两个方面同时下手，即“刚柔互用”，不可偏废。曾国藩说：“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并非就是暴虐，强矫而已；柔并非卑弱，谦退而已。”
为使“刚”得恰到好处，“柔”得也恰到好处，曾国藩强调刚柔均须建立在“明”的基础之上。他说：“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他致书诸弟说：“‘强’字原是美德，我以前寄信也说‘明强’二字断不可少。第‘强’字须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可屈挠。若全不明白，一味横蛮，待他人折之以至理，用后果证明它，又重新俯首输服，则前强而后弱，这就是京师说的瞎闹。我也并非不要强之人，特以耳目太短，见事不能明透，故不肯轻于一发耳。”又说：“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
不明而强，于己则偏执任性，迷途难返，于人则滥用权威，逞势恃力，终归都是害人害己。什么是“明”？就是要明于事，明于理，明于人，明于己。欲强，必须明；欲柔，同样必须明。否则，虽欲强而不能强到恰当处，虽欲柔而不能柔到恰当处。一味刚强，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一味柔弱，遇事虑而不决，决而不行，待人则有理不争，争而不力，也是不能成功立业的。
所以，曾国藩认为，“强”有两种：“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古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迥异寻常。近世如陆、何、肃、陈亦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终”。“惟曾、孟与孔子告仲由之‘强’，大概能持久恒常。”《孟子·公孙丑上》载：“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怕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曾国藩所追求的，正是这种“自反而缩”的“强”。孔颖达注：“缩，直也。”指正确的道理。反躬自问，为维护正确的道理而勇往直前，这才是真正的“强”。故曾国藩说：“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一味逞强，终必败露；炼就意志刚强不拔，就可能有所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