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曾经在一本书上看到过“做女人当如林徽因，做情人当如金岳霖”。
深以为然。
那个年代的人都非常传奇，林徽因是，徐志摩是，梁思成是，金岳霖尤是。
徽因一生有着三段堪称传奇的感情：认识徐志摩时，她只是个寂寞的、渴求理想爱情的小女孩，徐志摩对她来说更像是长辈和老师，整段感情中崇拜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而且那段感情并未真正让她动摇——费慰梅在《梁思成与林徽因》一书（曲莹璞、关超等译）中写道：“在我看来，在他（徐志摩）的挚爱中他可能承担了教师和指导者的角色，把她（林徽因）导入英国的诗歌和戏剧的世界……我有一个印象，她是被徐志摩的性格、他的追求和他对她的热烈感情所迷住了。”而在志摩走后，她与胡适往来信件中，仍有话说明这一切：“这几天思念他得很，但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的。事实上太不可能。也许那就是我不够爱他的缘故，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志摩也承认过这话。”
徽因后来对徐志摩的态度颇能说明一切，伦敦之别、太原之别，都说明了她“不够爱他”，少女时期初恋般的情感可能连她自己也难琢磨明白。而徐志摩在追求不成之后马上转而追求陆小曼，即使徽因不说，也未必就没有一点点挂怀。她对他的感情，很快变成了快速成长的弟子对曾经老师的惺惺相惜；她对他的思念，更贴近“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的惋惜。
而同梁思成相恋时，她是个待嫁的女子，思成是那个恰当的时间出现的恰当的人。徽因与思成有同窗之谊，又门当户对，用老金的话说，两家又是世交，连政治上也算世交。两人父亲都是研究系的。因此，双方家长早就有意将他们撮合到一起。加之梁思成意外的车祸，将他们联系得更紧密。共同出国留学时，两人身处异国他乡，双方家人都遥隔万里，一对朝夕相伴的年轻人，日益依恋、感情弥笃。起初到国外，他们感情也不是那么平顺，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磨合。但是在此期间思成的母亲和徽因的父亲相继过世，远离了亲人的两个年轻人仿佛受伤的小兽，彼此依偎着舔舐伤口。除了对方，他们并没有可以依靠的人，自然越走越近，愈来愈亲密。
徽因父亲过世后，她几度因为学费和生活费几乎停学，梁启超便给思成写信说：“徽因留学总要以和你同时归国为度。学费不成问题，只算我多一个女儿在外留学便了。”当时梁家倾其所能供养徽因，对于这样的半父之情，徽因无法不感动。如此种种，使他们的爱情，怎么看都糅合了一些感激的成分在里面。这时已经亭亭玉立的徽因，在选择自己的丈夫时，难免考虑了很多外界的因素和客观的成分在其中。他俩的结合，可以说是顺水推舟，唯少了一点点爱情的激荡。
而与金岳霖的爱情，是在她成熟后，经历了徐志摩和梁思成的洗礼作出的选择。之前她不是没有面对过诱惑，反而一直是众星捧月的中心：“徽因舅妈非常美丽、聪明、活泼，善于和周围人搞好关系，但又常常锋芒毕露表现为自我中心。她放得开，使许多男孩子陶醉。”梁思庄的女儿吴荔明在《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中说。而她并未为谁所动，这说明已是女人的她更懂得如何爱和选择什么样的爱情。这样的她在有着家庭的情况下真心为他痛苦，足以见得这个端庄的女子为金岳霖的动摇。金岳霖于她，是真正的知己，他们都曾留学美国，家学渊源有其相似之处、对中西方文化都有很深的造诣。志同道合的他们之间的心灵沟通可谓非同一般，他们才是彼此的“灵魂伴侣”。
直到此时，林徽因才真正感受到人生的毫无其他成分掺杂其中的爱情——不涉及世故人情，完全平等的身份地位，使得她可以全心投入这段感情。可以说，若非老金如此为她着想，如此为了她的幸福克制自持，只要少许引诱，徽因难免偏离轨道。那么，她在建筑学和文坛上的成就，也难免因为生活的坎坷大打折扣，她也未必就能成为后世眼中那么完美的白莲花。
这个在学术上精明、感情上冷静的老金，在自己的事情上却不拘小节，很多事情糊涂得令人发笑。
据他自己回忆说：“有一次，我打电话给陶孟和，他的服务员问‘您哪儿’。我忘了，答不出来，我说不管它，请陶先生说话就行了。我不好意思说我忘了。可是那位服务员说‘不行’。我请求两三次，还是不行。我只好请教于王喜，他是给我拉东洋车的。他说：‘我不知道。’我说：‘你没有听见人说过？’他说：‘只听见人家叫金博士。’一个‘金’字就提醒我了。”
后来老金听人说潘梓年先生给人签名时，别人提醒他姓潘都想不起来自己叫什么，还五十步笑百步地笑潘老糊涂，老金记性之差可见一斑。
可是记性这样差，也是对其他事的。对于徽因的事情，一点一滴，他全都刻在心里。
他回忆美食的时候提道：“林徽因本来是不进厨房的人。有一次在几个欧亚航空公司的人跑警报到龙头村时，林徽因炒了一盘荸荠和鸡丁，或者是菱角和鸡丁。只有鸡是自己家里的，新成分一定是跑警报的人带来的。这盘菜非常之好吃，尽管它是临时凑合起来的。”
徽因不爱做家务，这是她儿子都亲口证实的，但是在老金眼里，只要是她洗手做羹汤，哪怕临时拼凑的食材和不甚熟练的厨艺，都能随便炒出“非常之好吃”的菜。
而对于她的文学作品，即使是未成的一句残诗，他也能烂熟于心，直到80多岁仍挂心着她写没写完。
徽因的闺密费慰梅笑称老金是林徽因的“主要文学批评家和欣赏者”，其实并不尽然。老金对徽因的欣赏是全方位的，包括了她的所有方面。
1937年，北平和天津沦陷之后，梁家夫妇不得不离开北京，随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前往云南昆明。1940年，老金追随他们来到昆明，在他们夫妻新建的农舍旁边的耳房住下。这间搭靠主屋一面墙建成的耳房，云南人叫“偏厦”，比正屋低矮一些，面积不足十平方米，这间屋子的矮小和条件的艰苦都没能将他从徽因身边带走。徽因在写给费慰梅的信中说：“这个春天，老金在我们房子的一边添盖了一间耳房，这样，整个北总布胡同集体就原封不动地搬到了这里，可天知道能维持多久。”
老金来了，整个北总布胡同就全来了，他一定是知道自己对于徽因精神的慰藉，所以才一直守在她身边。
这种相守从昆明持续到四川李庄，梁家因为外界原因不得不在李庄住下时，日子过得非常拮据困苦，几度到了不得不卖东西糊口的地步。金岳霖得知后，千里迢迢赶到李庄探望他们。她本来就不丰腴，困苦的生活更使得她瘦弱起来，短短几个月不见，她的变化让他既心疼又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可她仍是他最最挂心的女子。他绞尽脑汁要给她补充营养，到市场上买来许多鸡崽儿养在家中，日日盼望他们能够早点下蛋，好给徽因吃。
他的出现是林徽因在那段困苦岁月中唯一的希望和乐趣，在关于李庄的回忆中，只有金岳霖才能让她微蹙的眉稍稍松开，给费慰梅的信中，她风趣地比喻：“思成是个慢性子，喜欢一次就做一件事情，对做家务是最不在行了。而家务事却多得很，都来找寻他，就像任何时候都有不同车次的火车到达纽约中央火车站一样。当然我仍然是站长，他可能就是那个车站！我可能被轧死，但他永远不会。老金（他在这里待了些日子了）是那么一种客人，要么就是到火车站去送人，要么就是接人，他稍稍有些干扰正常的时刻表，但也使火车站比较吸引人一点和站长比较容易激动一点。”
老金看到之后，在信后补充道：“面对着站长，以及车站正在打字，那旅客迷惘得说不出任何话，也做不了任何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车开过。我曾经经过纽约的中央火车站好多次，一次也没看见过站长，但在这里却两个都实际看见了，要不然没准儿还会把站长和车站互相弄混。”
而思成则诙谐地结合着自己的专业，调侃自己道：“现在该车站说话了。由于建筑上的毛病，它的主桁条有相当的缺陷，而由协和医学院设计和安装的难看的钢支架现在已经用了7年，战时繁忙的车流看来已动摇了我的基础。”
这样偶尔的轻松使她生起了面对艰苦生活的勇气，她说：“我喜欢听老金和奚若笑，这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了我忍受这场战争。”最为艰苦的岁月，老金的支持使得林徽因没有失去她对待事物的乐观和活下去的希望，他从身体和精神上给予了这个柔弱女子最大的鼓舞。他的爱情不是空中楼阁，不是虚无缥缈的承诺和誓言，而是身体力行的诠释——只有你好，我才安好。
金岳霖一生情真，即使娶不到她，也不愿意远离。能见到她，就是他的快乐，所以他不在乎别人说什么。
梁家在李庄生活了很久，老金就这样6年如一日地奔波在四川和昆明之间，直到抗战胜利后，他们三人才重返北平。
徽因在北平度过了一段平和的时光，梁家的兴旺一时如同鲜花着锦、烈火烹油。这期间，老金还鼓励她修改、整理和争取刊行她的旧诗。她对费慰梅说：“从他们那里得到那么多的照顾使我感到美极了。老金和思成真好，我们外出一天他们看家……你看，我就是这样从水深火热中出来，又进行了这些所谓‘不必要的活动’，要是没有这些，我早就死了，就像油尽灯枯——暗，暗，闪，闪，跳，跳，灭了！”
这段时间是老金最后的美好记忆，他每天注视着她，看她精神焕发，看她为理想奔走忙碌，看她仿佛烟花一样放出耀眼的光亮。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1948年3月31日，思成和徽因的结婚20周年的茶点庆祝会上，被喜气笼罩的宾客们都惊叹于徽因的才气，只有老金看到了繁花似锦下面的危机。老金很替“新郎和新娘”担心。徽因的刀口曾裂开了差不多一英寸，正在用链霉素进行治疗。同时，老金写道：“思成自己是非常的瘦，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在清华担任着非常繁重的课程，而‘每天的生活就像电话总机一样——这么多的线都在他身上相交’。”老金给国外的朋友写信，搜集对徽因病情有益的药物，他虽然已经有所预知，但是仍力所能及地延长她的生命。
林徽因成了一个非常幸福的女人，有爱自己的丈夫，也有深爱自己的精神恋人，这样的感情，有着无与伦比的完满，三个人相处融洽，也许看着她笑，他们也会感觉幸福，因为他们都深爱她。三个人保持着他们各自的性情，用最和谐的生活方式生活着。
1955年4月，林徽因离开了这个世界，对于老金来说，他爱情的烛火在风中跳跃了这么久，终于熄灭了，独留一缕青烟来证明它曾经存在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