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隐之奉命去广州走马上任。到了离广州治所二十里一个名叫石门的地方，只见一道泉水淙淙流去。有人告诉吴隐之，这条泉水，称作“贪泉”。传说不论是谁，只要喝了贪泉的水，都会产生贪得无厌的欲望。
吴隐之听了这话，跨下马来，对随从说：“如果不看见可以让人产生贪欲的东西，人的心境就不致慌乱。现在我们一路上见到那么多的奇珍异宝，我算知道了越过五岭，人们就会丧失清白的原因了！”这些话其实是告诉自己和周围人不要为珍宝动心。
说完，他便跑到贪泉边，舀起泉水很坦然地喝了起来，并且当即吟诗一首：“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表示了他要像商末的伯夷、叔齐一样，坚守节操，决不变心。
他在广州任上一尘不染，更加清廉。他平常吃的不过是些蔬菜和干鱼，帷帐、用具、衣服等都交付外库。当时有很多人都以为他是故意要显示自己俭朴，只不过做个样子给别人看罢了。时间长了，人们才知道他真是个清官，不是故做姿态。帐下人向他进食鱼时，总是剔去鱼骨头，只剩下鱼肉。吴隐之发现了，觉察到他的用意，便狠狠地处罚了他，并把他免职。
由于他的以身作则，广州地区的贪污陋习大为改观。朝廷嘉奖吴隐之的廉洁克己、改变风气，晋封为前将军。
吴隐之从广州回到京城，随身未带任何东西。他妻子刘氏带了一斤沉香，吴隐之见到后，把它取出来，扔到河里。
吴隐之住在京城，只有几亩地的小宅院，篱笆和院墙又窄又矮，一共才六间茅屋，妻子儿女都挤在一起。当政者要赐给他车、牛，为他重新盖所住宅，但是他坚决推辞。不久，他被任命为度支尚书、太常，也只是以竹篷为屏风，坐的地方、站的地方都没有。后来升到中领军，每月初领到俸禄，只留下自己一人的口粮，其余的全赈济亲戚、族人，妻子儿女一点也不能分享。家属要靠纺织谋生，自食其力。因此时常发生困难困乏的情况，有时两天吃一天的粮食，身上总是穿着破旧的布衣。
吴隐之早先担任过卫将军谢石的主簿。他的女儿要出嫁，谢石知道他们家贫穷，嫁女儿—定很简朴，便特地派了厨师等人去帮助料理婚事。到他们家一看，正见到婢女牵了条狗要卖掉，此外什么都没有操办。
贪得者虽富亦贫，知足者虽贫亦富。这话对也不对，有财富使物质生活过得好些，总比贫穷好，但为财富丰厚不择手段、贪得无厌而沦为财富的奴隶，就失去了人生的意义。
淡泊是理性的成熟，也是最具体的满足；它是积极的乐天知命，而非消极的听天由命；它是入世的适情致性，而非出世的斩情灭性；非宁静无以致远，非淡泊无以明志；莫嫌淡泊少滋味，淡泊之中滋味长；淡泊，才是对人性的透彻了解，才是对世情的深刻领悟。
【原典】
舍己毋处其疑，处其疑，即所舍之志多愧矣；施人毋责其报，责其报，并所施之心俱非矣。
【译释】
既然要作出牺牲，就不要过多地计较得失而犹豫不决，过多计较得失，那么这种自我牺牲的志节就会蒙上羞愧；既然要施恩于人，就不要希望得到回报，希望得到回报，那么这种乐善好施的善良之心也会失去价值。
舍毋处疑，恩不图报
舍己为人，不图回报
舍己是紧要关头的自我牺牲；施人则是几十年如一日地自愿奉献。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表现方式上则有所区别。对舍己而言，如果没有理想追求，没有平日的修省做基础，那么在舍己的关头就很可能退却。从古至今无数的先贤、英雄，因为他们志向远大，品质高尚，所以在生命与国家利益、民族大义之间，他们毫不犹豫地舍生成仁，青史永垂。施人，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热情帮助别人，为了让别人活得更好些，自己默默奉献。
有了这样的想法，一个人才会看轻自己所拥有的，看轻自己所没有的，同时看轻自己所拥有的，看重自己所没有的。有了这样的胸怀和气度，一个人才会不宠、不惊、不骄、不躁、不怨、不怒，追求自己所没有的，正确看待自己所追求的。
为了改造中国，孙中山一生奋斗不止，舍己为国，死而后已，建树了不朽的丰功伟绩。
孙中山曾选择医生职业，欲“借医术为人世之媒”。但他清楚地知道，做一个好医生，只能为一部分人解除病痛，医术再高明，也不能救治整个国家，而要救治整个中国，就必须改革中国的政治。
1890年，孙中山就写信给一位同乡——退职的洋务派官僚郑藻如，提出兴农桑、禁鸦片、普及教育的改良主张，建议郑藻如先生在香山县试点，再向全国推广。1894年夏，受当时蓬勃兴起的维新思潮的影响，孙中山闭门谢客数日，写成了8000多字的《上李鸿章书》，亲自跑到天津，托了许多关系，想面见清政府的实权人物——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但李鸿章根本没把这个年轻人放在眼里，没有接见，信中的主张也不予采纳。孙中山受到了冷遇，他意识到，靠上书请愿的方法来改革中国的政治，这条路走不通。
当年10月，孙中山再次远渡重洋，到檀香山联络华侨，宣传革命思想，建立了兴中会。第一次提出推翻封建统治、建立欧美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个纲领。
1895年4月，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孙中山便与陆皓东等策划乘此机会发动起义，决定利用重阳节回乡群众来省城扫墓的机会，炸毁两广总督衙门，夺取广州。但由于走漏了风声，起义尚未正式发动，就失败了，孙中山流亡海外。
从此，孙中山的名字频繁地出现在国内的各种官书报章之上，清政府视孙中山为“要犯”，到处张贴缉拿告示，派出大批暗探到香港、澳门和新加坡等地“购线跟踪”，北京总理衙门还通报驻亚、欧、美各国使馆，密令相机缉拿。1896年，孙中山流亡至伦敦，就在他离船登上英伦陆岸那天，清驻英公使馆已接到来自纽约的密电，说孙中山已由美国来英国，立即逮捕。一天，孙中山从寄宿的葛兰旅社出来，就被几个暗探缠住，以认同乡为名，秘密地绑架到中国公使馆，准备再秘密地遣送回国。孙中山通过公使馆的英国清洁工的帮助，把求救信送到英国朋友那里。经过大力营救，才得以脱险。
1899年，孙中山派人潜回内地，联合了哥老会、三合会等秘密会党，组成兴汉会，并被推为会长。1900年自立军起义，他给予积极的支持和合作。1900年10月，他又发动了惠州起义。
起义队伍最多发展到2万人，声势很大。但由于力量悬殊，最后弹尽粮绝，归于失败。
1905年8月，在孙中山的提议和推动下，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在东京联合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他亲自为同盟会制定的章程，是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6个字为纲领的。当时有少数人对“平均地权”表示异议，要求取消，孙中山坚持不让。同盟会把活动的重点放在武装斗争方面，多次发动武装斗争。孙中山对每次起事都亲自策划，甚至具体布置，并不辞劳苦，奔波于南洋、欧美之间，为革命事业筹集经费。
1907年3月，孙中山前往越南河内，设立革命机关，策划两广起义。在不长的时间里，连续组织了潮州、黄冈、惠州、钦廉起义，但都失败了。同年12月，孙中山从越南潜回国内，参加镇南关起义。他亲临前线，指挥战斗，鼓舞士气，并亲自发炮轰击清军。起义军很快占领了镇南关，后清军大批援军赶到，起义军经浴血奋战后撤离镇南关，退往越南境内山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