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一个名叫王缁尘的文化人，躲在上海知名的藏书楼粹芬阁里，猛读古色古香的线装书数万卷，写了一部读书笔记——《诸葛忠武侯评传》，说：“吾读中国数千年历史，在秦以前足以代表我民族者为孔子，而秦以后则为诸葛孔明而已。是二人者……皆生于衰乱之世，栖栖遑遑，不曾一日得其宁息，且复不得见树事功于当世，而千载以下之人读二人之言行，想望其人格，总无不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心焉！”的确，若论人格，诸葛亮堪称翘楚。《三国演义》和精彩纷呈的三国戏，更把他渲染得近乎神化。这个艺术形象反映了人民群众美好的理想和愿望。还原真实的诸葛亮，那是专家研究的事情。这里，只谈谈自己解读诸葛亮的若干感想，主要是诸葛亮的人格力量，关于“隆中对”以及诸葛亮与刘备父子的关系。史书的叙说不是定论，仔细揣摩，似乎另有新意。
诸葛亮的人格魅力
诸葛亮（181-234），二十七岁出山，五十四岁逝世。二十七年间，火烧赤壁、智取荆州、治理西蜀、七擒孟获、六出祁山，奔波忙碌于军旅政务，几无暇日。终于大星陨落五丈原，未能实现兴复汉室的夙愿，赍志以殁，演出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悲剧。
刘备被陆逊“火烧连营八百里”，败走白帝城，托孤于诸葛亮。蜀国“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可谓位高权重。其时，曹魏几位最高长官分头写信给诸葛亮，指明天时、地利、人和曹魏都处优势，诱劝诸葛亮“举国称藩”。诸葛亮根本不予理睬。他鄙视汲汲于个人权势。蜀国大臣李严曾写信给诸葛亮，劝他晋爵称王，接受“九锡”（包括九种器物仪仗，是封建帝王对大臣特别尊重的赏赐）。按诸葛亮的功勋和威望是当之无愧的，但他认为这样做是“坐自贵大”的“非义”之事，回信谢绝了李严的“好意”。
诸葛亮从刘备手中接过的是非常棘手的烂摊子。“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他怀着深深的忧患意识，虽心知难挽颓势，“成败利钝，难以逆睹”，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艰苦努力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啖之食，日不过数升”。连司马懿都看出：“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诸葛亮部下劝他：“若皆身亲其事，将形神疲困，终无所成。”诸葛亮流泪回答说：“吾非不知，惟恐他人不似我尽心也！”“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诸葛亮是为国事活活累死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贞人格，千古罕见。
诚信公正，是诸葛亮人格上特别突出的闪光点。
《三国志》作者陈寿评诸葛亮：“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这段话有三层意思：一、不论亲疏贵贱，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二、看服罪态度，给以改过自新的机会；三、用心公平，重在教育预防，不搞不教而诛。
事实也正是这样。马谡是诸葛亮亲信的将领，其兄马良与诸葛亮是好朋友。诸葛亮南征，征求马谡意见，马谡建言“攻心为上，攻城为下”，不专用武力征服，更重征服人心。诸葛亮采纳了这个建议，七擒七纵孟获，使得孟获口服心服，说“南人不复反矣”！应当说，诸葛亮对马谡是相当欣赏、器重的，所以把镇守军事要地街亭的重任交给了他。不料马谡自以为是，违反诸葛亮的战略部署，丢了街亭。诸葛亮毫不留情地按军法从事。蒋琬劝诸葛亮：“当前天下未定而杀智计之士，岂不可惜？”诸葛亮流泪回答：“刚和敌人交战，就因人而废法，怎么能讨伐敌人呢？”“孔明挥泪斩马谡”的故事，便是“虽亲必罚”的典型例子。
诸葛亮自己也受法律约束，而不凌驾于法律之上。街亭失守，他不待他人问责，主动上表后主刘禅：“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责帅，臣职是当。”他承担了领导责任，并请“自贬三等，以督阙咎”（请求官职降三等，处罚自己的过错），还把这件事公示天下，如日月之蚀，人人都看得见。
诸葛亮诚信公正，还表现在对亲人的严格要求上。他的哥哥诸葛瑾在东吴孙权那里做官，奉派到成都，向蜀国表示友好。诸葛亮谨遵“大夫无私交”的原则，以接待吴国使者的礼节，与亲兄只在公开场合会见，不作私下晤谈。诸葛瑾之子乔，过继给诸葛亮为嗣子，诸葛亮致书其兄，解释诸葛乔作为丞相嗣子，本来可以回到成都家中，只是考虑到将军们的子弟都在军中运粮，乔儿也不能特殊化，所以派他到前线送运军粮。家教之严，可见一斑。
诸葛亮在给部下的批示中，说了这样一件事：“董和在丞相官署，与我共事七年，见到事情办得不周到，就要提意见修正，有时往返达十次之多，不仅有益于国家，也帮助我少犯错误。希望大家都学董和，做到集思广益。”一般当领导的，部下如果老提不同意见，不用说十次，就是两三次，就不耐烦地驳回了。这就是诸葛亮人格的过人之处。
《诸葛忠武侯评传》的作者赞誉诸葛亮：“公诚待人，不以丝毫之私意参于其间……孔明待犯过之人，无不希其改过而自新。此亦他人之所不能及也。”例如李严，是地位仅次于诸葛亮的高官，犯了严重错误，诸葛亮上书刘禅将他削职为民，流放川北。与此同时，又写信给李严的儿子李丰，要他劝诫父亲，只要改正错误，还是可以回到成都任职。李严听到诸葛亮的死讯，非常悲痛，他深知诸葛亮惩处他，是他罪有应得，心里服气。李严知道诸葛亮允许别人改正错误，自己还有被召回的希望，但诸葛亮一死，后人不会那样做，所以激愤以至于死去。
诸葛亮的廉洁也算得上典范。像诸葛亮那样军政一把手的高官，按常例得配烹大厨、豪宅宝车、丰厚的“特供”，可一贯安于淡泊的诸葛亮却长期过着自奉甚俭的“供给制”生活。他是历史上公开申报财产的第一人，给后主的表章说：“臣家在成都，有桑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一家可以温饱。臣随身衣物，都是官府供给，决不做别的经营，增殖一点私产。臣死之后，如果查出多余的财物，那就对不起国家。”事实证明，确是如此。刘备在位时，曾赐给诸葛亮、关羽、张飞等大量金银，诸葛亮完全有条件广置财产，奢华享受，而他却只置了那一点维持温饱的产业。诸葛亮反对厚葬，临死遗嘱，依山造墓，只要容下棺材就行。入殓时穿平常衣服，不要随葬器物。影响所及，“吏不容奸”，“人怀自励”。例如，诸葛亮亲自培养的统帅姜维，住宅简陋，饮食节制，没有婢妾伺候，不喜声色娱乐。又如当了二十多年大将军的邓芝，生活十分简单俭朴，不治私产，妻儿有时不免于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这些人戒奢崇俭的美德，都是受了诸葛亮潜移默化的影响。
关于《隆中对》
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话不无道理。当代人写当代史固不必说，就是后代人修前朝史，也难免有忌讳、涂饰、扭曲、失实之处。需要读史者去伪存真的辨析。用这样的眼光读《隆中对》，就有可议之处。
诸葛亮《前出师表》云：“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只是自谦之词，他没有像之后的陶渊明，亲自耕种，吃过“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的苦头；而且自比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家管仲、军事家乐毅，可见其志不在小，是渴求“闻达于诸侯”的。诸葛亮正统观念很强烈，他绝不会被“国贼”曹操所用，也不愿依附异姓的孙权，荆州刘表又是无能之辈；恰好这时，“帝室之胄”刘备来了。刘备“三顾茅庐”，给足了诸葛亮面子，两人会面了。令人惊讶的是，当刘备问计于诸葛亮，诸葛亮立马发表了洋洋洒洒的即席讲话《隆中对》。这个《隆中对》就像是专门为刘备“量身定做”的一整套今后发展的战略方针：先取荆州、益州作为根据地，与曹操孙权形成鼎足三分之势；东和孙权，北拒曹操，“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刘备亲“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州（今陕西关中）”，两路夹攻，讨伐曹操。这样做，便“霸业可成，汉室可兴”。在资讯闭塞的东汉末年，蛰居隆中的诸葛亮竟然对天下大势、各方情况了如指掌，说明他是有志济天下的政治家。他制定的战略方针，既有现实指导意义，又有前瞻性。但预见不等于实现了的东西，它有待实践的证实。而实践却证明《隆中对》构建的蓝图最后是彻底破产了。破产的原因，从客观来说，曹操在中原地区的强势和优势，与当时只有新野巴掌大一块地方的刘备相比，根本不是同一等级的对手。即使刘备取得了荆、益二州，也难改变力量的悬殊，这是“复兴汉室”难以实现的决定性的客观因素。这一关键点，诸葛亮估计不足。从主观来说，关羽违反“东和孙权”的方针，腹背受敌，失地亡身。“隆中对”预定从荆州北伐宛、洛的方针夭折。继之，刘备为给关羽报仇，几乎倾举国之力，征讨东吴，这是孤注一掷的自杀行为。“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是变数，不可能预见。但事情发生后诸葛亮却未干预、制止。从结局看，《隆中对》无异于漂亮的纸上谈兵。
关于刘备父子与诸葛亮
诸葛亮事刘备十四年，事刘禅十三年。一出山，便“许先帝以驱驰”，辅佐刘禅，“不懈于内，忘身于外”，忠贞之心，天日昭昭。而刘备父子对诸葛亮如何呢？
先说刘备。他二十来年，漂泊寄人篱下，正在茫茫然不见前途的时刻，诸葛亮的《隆中对》使他豁然开朗。所以他说：“孤之有孔明，如鱼之有水也！”在刘备处境最危急之际，确曾倚重诸葛亮办了几件大事：联吴抗曹、赤壁之战、计取荆州。但一旦据有荆、益，站稳脚跟，一代枭雄的刘备便不愿诸葛亮位高权重。几次大的战役，都是刘备亲自决策、指挥，让刘璋旧部法正（因积极帮助刘备入川，取代刘璋而立功）任首席参谋。诸葛亮只是充任萧何的角色，留守后方，安抚百姓，筹集粮饷，支援前线，在军事上没有多大发言权。特别是刘备对东吴的复仇之战，公然破坏《隆中对》的战略方针，诸葛亮竟然没有任何进谏、劝阻的活动，只是在兵败之后空叹：“法孝直若在（法正不久前死去），则能制主上，不令东行，就复东行，亦不倾危矣！”此中消息，不是很耐人寻味吗？
再说刘禅。诸葛亮深知刘禅昏庸，谆谆告诫他“亲贤臣，远小人”，“不宜妄自菲薄”。刘禅根本听不进去，宠信太监黄皓，纵情吃喝玩乐。诸葛亮死后，他更加肆无忌惮。大将军姜维劝刘禅说：“黄皓奸巧，专权自恣，国家会败坏在他手里，应该杀掉他。”刘禅置之不理，终于落到屈辱投降。这就是“扶不起的阿斗”，交给死去的诸葛亮的“成绩单”。更有甚者，诸葛亮逝世，蜀汉百姓非常悲痛，纷纷要求为诸葛亮立庙纪念，刘禅就是不准，百姓只好在逢年过节时私祭于道陌上。有人建议在成都建庙，刘禅还是不从。直到投降前几个月，才允许在偏僻的定军山诸葛亮墓地立庙，而且规定任何人“欲奉祀者，皆限至庙，断其私祀”。实际上是彻底禁绝民间私祀诸葛亮，刻忌寡恩，一至于此！
刘备、刘禅有负于诸葛亮“两朝开济老臣心”的满腔赤忱。
诸葛亮受到了后世崇高的景仰。许多诗人写了缅怀诸葛亮的诗歌。如杜甫的《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罗隐《筹笔驿怀古》：“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惟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
苏轼《隆中》：“诸葛来西国，千年爱未衰。今朝游故里，蜀客不胜悲。谁言襄阳野，生此万乘师。山中有遗貌，矫矫龙之姿。龙蟠山水秀，龙去渊潭移。空馀蜿蜒迹，使我寒涕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