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二百三十多个皇帝中，如果以雄才大略、文治武功来排名，唐太宗李世民当高居榜首。他在位二十三年，励精图治，经济繁荣，民富国强，社会和谐，政治清明，开创了中国历史上鼎盛的黄金时代——“贞观之治”。
难得的是，唐太宗没有躺在功劳簿上安享荣华富贵；相反，他怀着深深的忧患意识，构想了崇俭戒奢、保民安邦等治国理念。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便是“隋亡为鉴”。隋二世而亡，是唐太宗与群臣经常谈论的话题。隋王朝曾是富庶的统一帝国，粮食储备可供五十年之用。隋炀帝继位，接过了“海内殷阜”的丰厚遗产，他不但不思开拓进取，也不谨慎守成，反而骄奢淫逸，胡作非为。唐太宗概括隋炀帝的暴政有三条：“广治宫室，以肆行幸”；“美女珍玩，征求无已”；“东征西讨，穷兵黩武”。攻打高丽，无数军民死亡流离。巡游江都，龙舟官船数千艘，首尾相接二百余里，拉纤壮丁八万多人，所过州县都得“献食”，江淮民众赋税奇重，生计断绝，采树皮草根充饥，什么都吃光了，逼得人相食。折腾了没几年，就激起了如火燎原的农民起义，隋炀帝走到了“身戮国灭”的尽头。
殷鉴不远，这一段亲见、亲闻、亲历的“当代史”，给予唐太宗的教训太深刻了。他的许多言论，都反映了他对残民以逞的暴政的高度警惕，对戒奢崇俭的极端重视：
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民生。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既作，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
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夫欲甚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
唐太宗这些政治主张，绝非空谈作秀、装点门面，而确是用来指导自己的实践，言行一致的。
唐太宗即位后，住的依然是隋朝旧宫，大都已破旧。他患有“气疾”，所住宫殿低矮潮湿，秋凉旧病易复发，臣下奏请造一阁楼，唐太宗不同意，说：“我有气疾，确不宜居。可要是兴工新建，靡费很多，不合为君之道。”臣下再三请求，太宗坚持不建。洛阳遭大水，百姓房屋被冲毁，唐太宗下令拆掉洛阳的一些宫殿，将木材供给百姓修房，并腾出部分宫苑，给灾民临时居住。
唐太宗登基的第二年，关内旱灾，百姓中多有卖儿女换衣食的。唐太宗诏令动用国库金帛，赎回孩子送归父母，让骨肉团圆，又下令精简宫女，说：“宫女们幽闭深宫，实在可怜。应当放多余的宫女回家，让她们找一个好的夫婿。”释放的宫女，达三千多人。
唐太宗还用忧患意识教育太子。他曾对太子的老师说：“我十八岁起兵，深知民间疾苦。做了皇帝处理政务，常怀警惧之心，还难免失误。何况太子生长深宫，没有看到百姓艰难，能不骄奢逸乐吗？你们务必劝阻。”
唐太宗作战出征，十分体恤民众和将士。北方天冷，冬季蔬菜不长。他告诉随行的大臣：从洛阳出发，不吃蔬菜，以免扰民。回师途经易州（今河北），一位姓陈的州司马为了奉承皇上，煞费心机，硬要百姓在地下烧火增温，种出新鲜蔬菜，献给唐太宗。唐太宗憎恶这种谄媚扰民的行为，把司马的官给撤了。试看，百姓在唐太宗心中的分量有多重啊！
唐太宗严于律己，谨言慎行，堪称表率。他穿的战袍，经历了春夏秋冬，已破烂了，身边的人请他换下，他坚决不肯，还反问他们：“战士们的衣服大多破烂了，唯独我换上新的，可以吗？”有一段道路泥泞，车马难行，唐太宗与士兵们一起割草填道。左卫大将军中箭，他亲自给他吮血。东征中，唐军死亡近两千人，唐太宗诏令，把阵亡将士的尸骨全部集中营葬，备办祭品，他亲自撰写祭文，到灵堂吊唁痛哭，极尽悲哀。死者的父母听说后，欣慰地说：“我儿死了，皇上亲临哭祭，虽死无憾。”即使是对俘虏，唐太宗也很宽厚。有次，唐军俘获七百多人，这些人一致请求为唐太宗效力。唐太宗劝慰说：“你们的家属在敌方，你们为我征战，敌方一定会杀掉你们的父母、妻儿。得一人的帮助而毁一家，我不忍心这样做。”予以赏赐，遣放回去。
当然，唐太宗毕竟是一个封建帝王。刚得天下，形势严峻，为了巩固统治，能够自觉克制贪图享乐的欲念；后来形势稳定就露出不能慎终如初的苗头。对此，唐太宗有一个弥补“机制”，便是虚心纳谏。
贞观五年，唐太宗击败了东突厥贵族，四方各国尊他为“天可汗”，农业获得了空前大丰收，国势如日中天。一些大臣请求举行“封禅”，庆祝国泰民安。所谓“封禅”，就是皇帝率群臣去泰山朝拜，以表明“天命攸归”，夸耀自己的力量和威望。封禅活动排场浩大，劳民伤财。大臣初提“封禅”，唐太宗头脑还比较清醒，说：“天下太平了，百姓丰衣足食，不封禅也没关系。即便封禅，就地祭天也可以，何必登泰山之巅，封数尺之土呢？”可是经不起一大批官员多番鼓动，唐太宗就答允了。但魏征坚决反对，进谏说：“车驾东巡，千乘万骑，其供费劳顿，未易任也……不偿百姓之劳，崇虚名而受实害，陛下将焉用之！”唐太宗最终停止“封禅”，表明他还是能听取正确意见，“正其身”、“存百姓”的思想在他的头脑中依然占上风。
此后，唐太宗的政绩越发巨大，开始骄傲自满，追求珍奇异物，修筑豪华宫殿。而魏征却在歌功颂德声中，批逆鳞、进诤言，给唐太宗写了《十渐不克终疏》这篇著名奏章，指出唐太宗在清心寡欲、爱护民力等十个方面不能善始善终，提醒唐太宗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慎终如初。唐太宗接到奏章，反复思考，深深感到词直理强，把它写在屏风上，便于朝夕阅读，随时引起警觉，并亲自向魏征表示：“我要闻过能改，做好事做到底。”
唐太宗有句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正是由于有魏征这样犯颜直谏的诤臣，又有不以为忤、从善如流的君主，唐太宗的忧患意识和施政理念才得以贯彻。
唐太宗经常告诫官员要克己奉公，不贪财枉法。他说：“郡臣若能备尽忠直，益国利人，则官爵立至……妄受财物，脏贿既露，其身亦殒，实为可笑。”“古人云：‘贤者多财损其志，愚者多财生其过。’此言可为深诫。若徇私贪浊，非止坏公法，损百姓，纵事未发闻，中心岂不常惧？恐惧既多，亦有因而致死。”这些话中肯而又尖锐。
唐太宗将贪官污吏绳之以法，凡主管官员利用职务之便贪污的，贪污绢一尺，杖一百；贪污绢十五匹，判处绞刑。因此，当时的官吏“多自清谨，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歙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