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自说：
《红高粱》的背景是抗日，《檀香刑》的背景是抗德，故事发生的地点都是高密东北乡，这是类似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说，《檀香刑》是《红高粱》的姊妹篇。《红高粱》我最得意的是“发明”了“我爷爷”、“我奶奶”这个独特的视角，打通了历史与现代之间的障碍，也可以说是开启了一扇通往过去的方便之门。因为方便，也就特别容易被模仿。后来“我爷爷”、“我奶奶”、“我姑姑”、“我姐姐”的小说就很多了。《红高粱》歌颂了一种个性张扬的精神，也为战争小说提供了另类的写法。但《红高粱》作为一部长篇，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结构，因为写的时候就是当中篇来写的，写了五个中篇，然后组合起来。《檀香刑》在结构上下了很大的工夫。在语言方面也做了一些努力，具体地说就是借助了我故乡那种猫腔的小戏，试图锻炼出一种比较民间、比较陌生的语言。
酷刑的设立，是统治阶级为了震慑老百姓，但事实上，老百姓却把这当成了自己的狂欢节。酷刑实际上成为了老百姓的隆重戏剧，执刑者和受刑者都是这个独特舞台上的演员。因为《檀香刑》的写作受到了家乡戏剧的影响，小说的主人公又是一个戏班的班主。所以我在写的时候，感觉到自己是在写戏，甚至是在看戏。戏里的酷刑，只是一种虚拟。因此我也就没有因为这样的描写而感到恐惧。另外我在《檀香刑》里，有大量的第一人称的独白，那么我写到刽子手赵甲的独白的时候，我就必须是赵甲，我就必须跟随着赵甲的思维走笔。赵甲是大清朝的第一把刽子手，在他们这个行当里是大师级的人物，他是一个真正的杀人如麻的人，当我试图着描写他的内心世界时，我应感到，杀人，在他看来，实际上是一次炫耀技巧的机会，是一次演出。因此，我之所以能够如此精细地描写酷刑，其原因就是我把这个当成了戏来写。
当死亡比活着更困难——《檀香刑》中的人性分析
■谢有顺
1.刽子手哲学
《檀香刑》主要写了一个著名而阴郁的人物——赵甲，他是赵小甲的亲爹，眉娘的公爹，孙丙的亲家，也是袁世凯的座上宾，曾受过慈禧太后和皇帝的嘉奖，更重要的，“他是京城刑部大堂里的首席刽子手，是大清朝的第一快刀，砍人头的高手，是精通历代酷刑，并且有所发明、有所创造的专家。他在刑部当差四十年，砍下的人头，用他自己的话说，比高密县一年出产的西瓜还要多”。但这个冷酷而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最初在他的家乡出现的时候，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连他的儿媳眉娘，也直到半年后才知道自己的公爹真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大家都称他为赵姥姥。
以刽子手作为中心人物的小说以前有过，广泛意义上的刑罚主题在小说界也非常普遍。为什么《檀香刑》尤其令人瞩目呢？是莫言比别人更精细、更冷静地写出了刑罚的全过程，还是因为莫言在小说中所作的语言和结构上的探索？这些当然是重要的（也已经有了许多人对此作了论述），但我想，还有一点不可忽视，就是莫言写出了刽子手作为一个独特的人可能有的内心风暴，或者说，莫言让我们看到了刽子手的灵魂，并建立起了一种我称之为“刽子手哲学”的文化。而在过去，小说家笔下的刽子手，至多不过是个杀人工具而已。
为此，莫言把赵甲推向了极致。“他的身上，散发着一股凉气，隔老远就能感觉到。”他“偶尔上一次街，连咬人的恶狗都缩在墙角，呜呜地怪叫”。赵甲不是一般的刽子手，而是刽子手中的精英，“刽子手行里的大状元”，甚至是刽子手精神传统在清代的完美化身，它精湛的技艺为刽子手这一古老而卑贱的职业书写了新的辉煌。其最高境界之一，就是他为六君子行刑的那次，“他感到，屠刀与人，已经融为一体”。“屠刀”是杀戮文化的象征，“人”是杀戮文化实施的对象，这二者“融为一体”之后，它固有的残酷性似乎消解了：杀人成了一种艺术。如同尼采说邪恶也可能被浪漫化，我想，在看客眼里，残酷也会是一种美。莫言或许要探讨的正是，当杀人成了一种职业，并且由这种职业又生出了一种敬业精神之后，人性（刽子手和看客）会发生哪些重要的变异？
刽子手的眼光为莫言审视人这一实体存在找到了另一个崭新的视角——莫言似乎习惯了以非常人的视角来写人。从《透明的红萝卜》开始，一直到这部《檀香刑》，他的作品里一般都有一个不同于常人的人，如傻子、弱智儿等，包括《檀香刑》里的赵小甲，也是类似的人物。莫言一般应用超感官和幻觉的手法，把他们所观察到的奇特的成人世界加以放大，使之在小说中起到应用常人叙事所达不到的效果。感觉的通透和恣肆，一直是莫言的优势。但这次莫言叙事的重点没有放在赵小甲身上，而是更多地站到了刽子手赵甲的角度上。
刽子手眼中的人和别人有什么不同呢？一个优秀的刽子手，站在执行台前，眼睛里就不应该再有活人；在他眼睛里，只有一条条的肌肉、一件件的脏器和一根根的骨头。经过了四十多年的磨炼，赵甲已经达到了这种炉火纯青的境界。
在刽子手赵甲眼里，人不再是那个有情感、道德、意志和价值判断力的复杂个体，也不再是所谓的“万物的灵长”，他被还原成了一个纯粹物质的人，或者说，人的物质性（“一条条的肌肉、一件件的脏器和一根根的骨头”），是刽子手唯一关注的人的特性，他眼中的人与动物在本质上已经没有区别。有意思的是，就在这点上，刽子手对人的态度与专制君主对臣民的态度达到了完全的一致。专制者为了达到他对臣民的绝对统治，总是希望消灭臣民独立的情感和意志，让他们都成为一个个物质性的人，动物性的人，这样他就可以随意支配和生杀了。所谓的奴隶，不就是丧失了个人的情感和意志、只剩下物质性和动物性的人么？
赵甲也许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疯狂地热爱上刽子手这门职业。“别人瞧不起我们这一行，可一旦干上了这一行，就瞧不起了任何人，跟你瞧不起任何猪狗没两样。”他甚至劝自己的儿子赵小甲说：“我的儿子，你就准备着改行吧，同样是个杀字，杀猪下三滥，杀人上九流。”对赵甲来说，杀人是一门神圣的技艺。从他制作刑具到行刑过程的细心、讲究、要求尽善尽美这点看，他是把行刑看作是一次美学表演的，同时也把它看作是实现自身最高价值的理想途径来追求的。他的工作是为了配合专制者对它的臣民的统治，也为了迎合专制君主和大臣们的欢心——而要讨他们的欢心，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如何把杀人这活做得漂亮。赵甲为此找到了秘诀：首先是把犯人看作物质人，“一条条的肌肉、一件件的脏器和一根根的骨头”；接着再把自己也降低到没有感情的物质人的水准上，“作为一个优秀的刽子手，站在庄严的执刑台上时，是不应该有感情的。如果冷漠也算一种感情，那他的感情只能是冷漠。除此之外的任何感情，都可能毁掉他的一世英名”。最后就是进入“屠刀与人，已经融为一体”的境界。至此，一套物质意义上的杀人美学带着某种诗意悄悄地建立了起来，与此同时，刽子手的重要性也似乎变得不言而喻。
“其实，你干的活儿，跟我干的活儿，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为国家办事，替皇上效力。但你比我更重要。”刘光第感叹道，“刑部少几个主事，刑部还是刑部；可少了你赵姥姥，刑部就不叫刑部了。因为国家纵有千条律法，最终还是要落实在你那一刀上。”
赵甲自己也在袁世凯面前骄傲地说：
小人斗胆认为，小的下贱，但小的从事的工作不下贱，小的是国家威权的象征，国家纵有千条律令，但最终还要靠小的落实。……只要有国家存在，就不能缺了刽子手这一行。……为盗杀人，于理难容；执法杀人，为国尽忠。
这大约就是刽子手哲学，它恰好暗合了中国数千年专制社会所实行的政治哲学。在专制社会里，以国家的名义杀人，无论它有怎样堂皇的理由，其利益最终总是指向专制者自身的，与维护社会正义无关，因为罪与非罪的界限掌握在他们手里。比如，古代有“反贼”，近代有“反革命”，又有几个不是冤死者？“才行反时者死无赦”（荀况），法家这种冷酷的统治思想，才是各个历史阶段专制政权真正所青睐的。尽管中国号称是一个儒学大国，但其统治，从来推行的都是儒表法里——统治者只不过是用儒来实行愚民政策，使之驯服地做奴隶，背后则实行法家的不择手段、钳制舆论的专制统治，无“仁”可言。
2.酷刑教育
专制社会的政治哲学最集中的体现之一，就是酷刑制度。
酷刑对民众的震慑力是无与伦比的，它的目的是令统治者治下的臣民不敢造次，而终日活在恐惧之中。按照哈维尔的研究，恐惧正是专制得以实施的基础。造成恐惧的原因，除了精神高压之外，主要就是指肉体的残酷折磨，直至消灭。因此，酷刑（包括现代社会还大量存在的令人发指的刑讯逼供等）一直在人类的专制历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莫言选择这个题材作为探索中国人历史和现实的解码口，的确是意味深长的，因为中国是一个有着最漫长的酷刑历史传统的国度。而鲁迅则在20年代便说过，别国的硬汉之所以比中国的多，是因为我们的监狱比别人难坐。
奴隶们受惯了“酷刑”的教育，他只知道对人应该用酷刑。……要防“奴隶造反”，就更加用“酷刑”，而“酷刑”却因此更到了末路。到现代，枪毙是早已不足为奇了，枭首陈尸，也只能博得民众暂时的鉴赏，而抢劫，绑架，作乱的还是不减少，并且连绑匪也对于别人用起酷刑来了。酷的教育，使人们见酷而不再觉其酷，例如无端杀死几个民众，先前是大家都会嚷起来的，现在却只如见了日常茶饭事。人民真被治得好像厚皮的，没有感觉的癞象一样了，但正因为成了癞皮，所以又会踏着残酷前进，这也是虎吏和暴君所不及料，而即使料及，也还是毫无办法的。（鲁迅：《南腔北调集·偶成》）
从酷刑的发明、创造、实施，到看客的恐惧、叫嚷，统治者快意的笑声，再到刽子手“靠卖死人的干腊给人入药维持生活”，这一切，在古代的政治社会里，实际上已经成了一种产业，它有效地维持着专制机器的顺利运行。酷刑最大的功能，是为臣民树一个榜样，让他们不敢有丝毫犯上作乱的念头，否则已经有了先例。这也是酷刑为什么总是选择在大庭广众之下执行的原因。慢慢地，酷刑的功能也开始多样化起来，它不仅具有教育功能，以此威慑那些试图造反的人，许多时候它还成了统治者自我娱乐的项目。一个酷刑，见出的是政治的黑暗，民众的运命。
莫言算得上是一个对酷刑描写有特殊偏爱的人，他在《红高粱》里写了剥人皮，在《檀香刑》里写了凌迟、腰斩、檀香刑，等等。尤其是《檀香刑》，莫言以他异乎寻常的坚强神经，极尽描写之能事，光凌迟，一刀一刀地写，就足足写了二十几页，而檀香刑，整个过程则拉得更长。有不少人（主要是女性读者）不断地就此指责莫言，认为他对肉体被残酷折磨的迷恋，是一种怪癖和阴暗心理；他们尤其不能接受莫言在行文中那种津津乐道的样子，认为这样的描写一旦丧失了必要的批判性，就不能不让人怀疑作者是在玩味这些。这样的批评并非没有道理。但我更愿意把莫言铺陈这样恣肆的酷刑场面，理解为他是想由此设置一个人性的实验场，以检验人承受纯粹肉体痛楚的能力，进而窥见刽子手的冷酷性，以及围观群众和官员在面对残酷时的各种反应。从另一面说，这何尝不是对专制、暴政、野蛮和看客麻木、冷漠心理的有力控诉呢？
书上说凌迟分为三等，第一等的，要割三千三百五十七刀；第二等的，要割二千八百九十六刀；第三等的，割一千五百八十五刀。他记得师傅说，不管割多少刀，最后一刀下去，应该正是罪犯毙命之时。所以，从何处下刀，每刀之间的间隔，都要根据犯人的性别、体质来精确设计。如果没割足刀数犯人已经毙命或是割足了刀数犯人未死，都算刽子手的失误。师傅说，完美的凌迟刑的最起码的标准，是割下来的肉大小必须相等，即便放在戥子上称，也不应该有太大的误差。这就要求刽子手在执刑时必须平心静气，既要心细如发，又要下手果断；既如大闺女绣花，又似屠夫杀驴。任何的优柔寡断、任何的心浮气躁，都会使手上动作变形。要做到这一点，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人体的肌肉，各个部位的紧密程度和纹理走向都有不同，下刀的方向与用力的大小，全凭着一种下意识的把握。师傅说，天才的刽子手，如皋陶爷，如张汤爷，是用心用眼切割，而不是用刀、用手。所以古往今来，执行了凌迟大刑千万例，真正称得上是完美杰作的，几乎没有。其大概也就是把人碎割致死而已。所以愈到近代，凌迟的刀数愈少。延至本朝，五百刀就是最高刀数了。但能把这五百刀做完的，也是凤毛麟角。刑部大堂的刽子手，出于对这个古老而神圣的职业的敬重，还在一丝不苟地按照古老的规矩办事，到省、府、州、县，鱼龙混杂，从事此职业者多是一些地痞流氓，他们偷工减力，明明判了五百刀凌迟，能割上二三百刀已是不错，更多的是把人大卸八块，戳死拉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