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应该追问一句，如果霍去病不是外戚，不是皇后的外甥，他会不会和李广一样，因为物质条件的限制，空怀妙计最后无功而返？
定论难在盖棺时
霍去病的战功越来越显赫，汉武帝也越来越信任他，他掌握的军事权力甚至已经超过了自己的舅舅大将军卫青。有了雄厚的资本，霍去病更是如虎添翼，可以和匈奴展开一场轰轰烈烈的决战了。
当他和卫青联合进军，与匈奴进行最大的一场战争时，他们每人指挥五万精锐的骑兵，几十万的步兵，军需物资更是不可胜数。根据汉朝官府的统计，在他们出兵之前，曾经在边塞阅兵，那时候马匹一共有十四万，而他们得胜回师的时候，马匹已经不足三万了。在战争中消耗的十一万马匹意味着什么？那相当于汉朝政府十几年的军费投入——这还不算战争中死伤的将士、使用的军需品，如果累积起来，大致的数字是汉朝建立以来近百年积累的物质财富总和的一大半。后代的人看到霍去病抗击匈奴的赫赫战绩，但是没有看到他的战绩正是建立在对汉朝物质财富的极大消耗的基础之上。古语说“一将功成万骨枯”，实际上不止于此。
霍去病从少年时代起，就在宫中侍候皇帝，得到显贵的待遇，却不知体恤士卒。他出兵打仗时，汉武帝派人赐给他几十车食物，等到他回来时，辎重车上丢弃了许多剩余的米和肉，而他手下的士卒还有忍饥挨饿的。他在塞外打仗时，士卒缺粮，有的人饿得站不起来，而他不闻不问，还在忙着玩蹴鞠（就是足球）游戏。
汉武帝好大喜功，为了胜利也不择手段，作为一位成熟的将领，霍去病本来应该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和卫青一起，为了战胜匈奴不惜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使西汉社会背上了沉重的战争包袱。
霍去病和卫青协同作战，把匈奴占领的汉朝疆土收复，并且攻占了西域的一部分地区，在那里建立了汉朝的军事和边贸基地，对巩固边疆来说，确实功不可没。可是，就在与匈奴的决战过程中，作为副将的李广因为种种人为的原因，没有能够及时与卫青和霍去病的大军会合，卫青责问他迟误的原因，李广因此含愤自杀。责问李广，是卫青和霍去病会师之后的事情，李广也是抗击匈奴的名将，而且李广延误了会师的时间，应该先作调查之后再决定是责罚还是免于处理的，霍去病作为军事统帅，没有对卫青这种失礼又莽撞的行为进行劝阻，使西汉就这样损失了一位出色的将领。霍去病这种处处不出头的策略，保全了自己，牺牲了他人。他这种隐忍的性格，就像一只把头埋进沙堆的鸵鸟，看起来滑稽，但确实有效。
就因为霍去病这种不出风头的性格，让汉武帝对他格外信任，甚至在对卫青产生猜忌和怀疑之后，抬高他的地位来牵制卫青。
在与匈奴决战之后，汉武帝对参加战斗的武将进行封赏，他给霍去病增加了五千八百户的食邑，霍去病属下的路博德受封一千六百户，封符离侯；邢山受封一千二百户，封义阳侯。此外，霍去病属下的小吏士卒当官和受赏的人很多。而大将军卫青及其属下的官员却没有被加官进爵的。这个时候，正是卫青权力最大、追随者最多的时刻，汉武帝对卫青已经有所防范，于是抬高不喜欢出风头的霍去病的地位，牵制卫青，慢慢收回卫青手中的权力。就这样，霍去病被推向了他一向不愿去的政治前台。
汉武帝增设了大司马官位，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都当了大司马，而且汉武帝还把霍去病的官品调到与卫青平起平坐，可以和卫青分庭抗礼。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汉武帝是要削夺卫青的权力。从此以后，大将军卫青的权势日日减退，而骠骑将军霍去病则一天比一天显贵，卫青的老友和门客多半离开了他，转而去侍奉霍去病，这些人常常因此而得到官爵封赏。对此，霍去病还是不温不火，不闻不问，保持着一种超身事外的姿态。
从历史上看，凭着外戚身份能够保持荣宠不衰的家族，根本一个都没有，越是飞扬跋扈，越是败亡得迅速。所以，像霍去病这样表现出一种超脱姿态，反而会过得平安一些。事实也确实如此。后来卫青的子孙大多都因为这样那样的小罪而被处以重罚，而霍去病英年早逝，留下一个惟一的儿子霍嬗却能保全爵位和生命，他的同父异母弟弟霍光则成为汉武帝的托孤重臣，官拜大司马，这不能不说和霍去病这种独特的作风有关。
当我们回头审视霍去病的功过时，却发现，他的成功与荣耀，都是顺着裙带关系这根藤攀登而来的，但他又时刻在提醒自己，试图避免这种身份带给自己的副作用。他的隐忍、超脱、不计个人得失，恰恰是因为他太在乎他的未来与名声。他想要洗去外戚这层保护色，让自己和西汉的那些开国功臣一样，完全凭借个人的力量打拼出荣誉与地位来。他一路挣扎，一路小心，确实取得了效果，在后人提起霍去病的时候，很少有人会一下子想起他是外戚，是皇后的外甥，而是会马上想起那个指挥千军万马与匈奴作战开疆拓土的少年将军。
2。戚继光：生逢末世运偏消
有的时候，一个时代的风气与政治环境，会逼迫人作出自己不愿意作出的选择，而一旦最初作出了这种选择，可能日后就会顺着这个轨迹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继续走下去。
这就是被卷入一种习惯势力的漩涡中，而又无法自拔的表现。面对自己不能抗拒的习惯势力，只能选择抽身远离或者主动拥抱，而在政治前途面前，能够洁身自好抽身远离的人绝对是少之又少；而主动拥抱者，有些人是为了一些于国于民有利的目标而去顺从习惯势力的，对于他们，只能以同情的眼光看待，可是因为他们不得已作出的一些不良的选择，人们也只能在苛求他们为何不能独善其身之后表示对时代的无奈。
在我们的印象里，戚继光绝对是一个正面的人物，他组建戚家军抗击倭寇，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可是，就在戚继光的身上，也有很多为后世所叹息的并不光彩的“出身”。
行贿买官
戚继光是明朝的抗倭名将，在他指挥的抗击倭寇的战争中，苦害了明朝及沿海百姓多年的倭患因戚继光而结束。在人们日常的知识领域中，戚继光是一个一身正气的武将，不过事实上，为了实现自己能够带兵打仗、抗击倭寇的愿望，戚继光也做过一些不那么光彩的事情。为了能顺利实现自己的心愿，他做了一个行贿者。
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明朝中期。明朝中期是一个政治上最为腐败而且没有生气的时代，所有的制度性腐败都体现无遗。奸臣严嵩正是在这样的时代独裁弄权。卖官鬻爵是严嵩的拿手好戏。谁想当官，谁就得给严嵩行贿，严嵩则按行贿之多寡赏官。不行贿者不得官，行小贿者得小官，行大贿者得大官，不仅如此，要保住原有的官位，也得行贿。
戚继光能被重用，委以抗倭重任，行贿也起了很大作用。他后来一直深得朝廷器重，授以重任，固然在于他不同凡响的军事才干和“特甚”的战功，但给严嵩行贿也确实助了他一臂之力。可以这样说，如果戚继光不行贿，他就得不到重用，也就没有机会在抗倭战争中建功立业，因而也就不可能有我们现在所称的民族英雄戚继光。
不过，不能因为戚继光参与了买卖官职的行动，就对他整体的印象发生彻底的改变，甚至认为他是一个卑鄙的小人。当买官卖官成为一种风气的时候，成为一种“上之所好”的时候，成为一种事实上的章程的时候，特别是成为一种事实上的体制的时候，就很难有多少人“出淤泥而不染”了。像“不食周粟”的叔齐、伯夷当然也有，洁身自好的人当然也有，但毕竟是凤毛麟角，难以成为社会的主流。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卖官鬻爵无朝不有。上述明朝的严嵩是一个典型，唐朝后期专权的宦官也是一个典型。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唐宪宗李纯被宦官毒杀，在此以后唐朝八十余年的历史中，一直是宦官专权。不要说一般的官员，就是宰相这样的朝廷重臣，也得巴结和依附宦官，否则他就当不了宰相，当了也不能持久。更为严重的是，连由谁继位当皇帝，也得由宦官说了算。宪宗以后的几个唐朝皇帝，都是由宦官确立的。
试想一下，连宰相之当宰相、甚至连皇帝之当皇帝都得取决于宦官，再下级的官员要想当官就更不必说了。所以那时卖官鬻爵成了政治上最兴隆的生意。有几个官员不靠行贿、而是靠自己的才干和本事当上官的呢？但这怪不得官员，怪不得宰相，也怪不得皇帝。当官员之地位、权势必须靠买才能得到的时候，人们拿钱买官也就如“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一样正常了。
问题是，一旦买卖官职的弄权者倒台之后，这些卖官买官的丑闻自然也被揭发出来，卖官者自然受到严惩，对于那些买官者有人也主张严办，至少不能再让其当官。这当然不是没有理由。因为买官不但有失官格，连人格也失掉了。一个有失官格、有失人格的人又怎么能让其继续当官呢！然而，公平地说，这也不能全怪那些买官者。“插起招军旗，自有吃粮人”，当那些掌握官权、官命的人把官位当做商品出卖的时候，要下级官员不用行贿的办法买官，简直不可能。也可能有那么几个官员鄙视卖官而不为所动，守住为官、为人的道德底线，但大部分官员是抵制不了这种诱惑的。而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也并非甘愿如此，而是万不得已而为之。除非他不想当那“劳什子”的官了。
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说，戚继光选择买官，并不能说他的个人道德品质有很大的问题，而是要看到在那个时代，他不得不如此的一种惯性力量。当一种情况成为多数人的行为和举动的时候，即便这行为和举动再不好，也不能简单地指责这些人了事。如果这样，那就太幼稚了。行贿买官说到底也只是流，而不是源；只是果，而不是因。只有从源头上截断，从原因上杜绝，这流才流不出，这果才不会发生。但这源和因，有卖官者个人的因素，更有体制的因素。严惩作为源、作为因的卖官者是绝对必要的，但更要在作为源和因的体制上下工夫，动手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卖官者这个皮了，没有卖官的体制这个皮了，买官者这个毛还有附着的地方吗？但是，在政治腐败的明朝中期，根本不可能做到整肃政治风气、消除卖官恶习的，就算是后来的张居正改革，实际上也没有改变这个局面。
抗击倭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