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继光买官，不是为了去盘剥百姓，也不是为了去光宗耀祖，而是为了做实际的事情，这就是抵御为祸东南沿海几十年的倭寇。
从明世宗的时候开始，有一批日本的海盗经常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骚扰。他们和中国的土豪、奸商勾结，到处抢掠财物，杀害百姓，闹得沿海不得安宁。历史上把这种海盗叫做“倭寇”。1553年，在汉奸汪直、徐海的勾结下，倭寇集结了几百艘海船，在浙江、江苏沿海登陆，分成许多小股，抢掠了几十个城市。沿海的官吏和兵士不敢抵抗，见了倭寇就逃。
倭寇侵略越来越严重，使躲在深宫里的明世宗也不得不发愁了，叫大奸臣严嵩想法子对付。严嵩的同党赵文华想出一个主意，说要解决倭寇侵犯，只有向东海祷告，求海神爷保佑。明世宗居然相信赵文华的鬼话，叫他到浙江去祷告海神。
后来，朝廷派了个熟悉沿海防务的老将俞大猷去抵抗。俞大猷一到浙江，就打了几个胜仗。但是不久，浙江总督张经被赵文华陷害，俞大猷也被牵连坐了牢。沿海的防务没人指挥，倭寇的活动又猖獗起来。朝廷把山东的将领戚继光调到浙江，才扭转了这个局面。
而这个时候，在严嵩那里买到官职的戚继光开始了他抗击倭寇的生涯。他到了浙江，先检阅那儿的军队，发现那里的军队纪律松散，根本不能够打仗，就决心另外招募新军。他一发出招兵命令，马上就有一批吃够倭寇苦的农民、矿工自愿参军，还有一些愿意抗倭的地主武装也参加了进来。戚继光组织的新军很快发展到4000人。
戚继光是个精通兵法的将领，他懂得兵士不经过严格训练是不能上阵的。他根据南方沼泽地区的特点，研究了阵法，亲自教兵士使用各种长短武器。经过他严格训练，这支新军的战斗力特别强。“戚家军”的名气就在远近传开了。
过了几年，倭寇又袭击台州（今浙江临海）一带，戚继光率领新军赶到台州。倭寇在哪里骚扰，他们就打到哪里。那些乱七八糟的海盗队伍，哪儿是戚家军的对手，交锋了九次，戚家军一次次都取得胜利。最后，倭寇在陆地上待不住，被迫逃到海船上，戚继光又用大炮轰击。倭寇的船起了火，大批倭兵被烧死或掉到海里淹死，留在岸上的也只得乖乖投降。倭寇见到浙江防守严密，不敢再侵犯。
第二年，他们又到福建沿海骚扰。一路倭寇从温州往南，占据了宁德；另一路倭寇从广东往北，盘踞在牛田。两路敌人互相声援，声势很大。福州的守将抵挡不了，向朝廷告急。朝廷又派戚继光援救。戚继光带了新军赶到宁德，打听到敌人的巢穴在宁德城十里外的横屿岛。那儿四面是水，地形险要。倭寇在那儿扎了大营盘踞，当地明军也不敢去攻打他们。
戚继光亲自调查了横屿岛的地形，知道那条水道既不宽，又不深。当天晚上潮落的时候，戚继光命令兵士每人随身带一捆干草，到了横屿对岸，把干草扔在水里。几千捆干草扔在一起，居然铺出了一条路来。戚家军兵士踏着干草铺成的路，神不知鬼不觉地插进倭寇大营。经过一场激烈战斗，盘踞在岛上的2000多个倭寇全部被歼灭。戚家军攻下横屿，立刻又进兵牛田。到了牛田附近，戚继光传出命令，说：“远路进军，人马疲劳，先就地休整再说。”
这些话很快传到敌人那里。牛田的倭寇真的相信戚家军暂时停止进攻，防备也就松懈下来。就在当天晚上，戚继光下令向牛田发起总攻击。
倭兵毫无准备，仓促应战，禁不住戚家军猛攻猛冲，纷纷败退。倭寇头目率领残兵逃到兴化，戚家军又连夜跟踪追击，一连攻下了敌人六十多个营寨，消灭了溃逃的敌人。到天色发白的时候，戚家军开进兴化城。城里的百姓才知道附近的倭寇已被戚家军消灭。大家兴高采烈，纷纷杀牛带酒，到军营来慰劳。
第二年，倭寇又侵犯福建，攻下兴化。这时候，俞大猷已经复职。朝廷派俞大猷为福建总兵，戚继光为副总兵。两个抗倭名将一起，大败倭寇，收复兴化。1565年，俞、戚两军再次配合，大败倭寇。到这时候，横行几十年的倭寇被基本肃清了。
有了抗击倭寇的战功，戚继光才真正成为了民族英雄，试想，如果他没有成功，也许在历史上就会被写成一个毫无才能而只是靠着买来的官爵胡乱指挥的将领——这就是历史的残酷，成王败寇，全凭结果去评价动机。
晚景凄凉
作为一名抗击倭寇战功卓著的将领，戚继光在此后一段时间受到了重用，但是在明神宗万历年间，却因为被弹劾而罢官回家，并从此再也没有被启用，郁郁而终。
实际上，他在生前所受到的重视，大大超过了其他将领。另一位名将俞大猷，和戚继光一样，具有再造明朝军事力量的宏图大志，但却屡被参劾，难酬壮志。另外几位高级将领，卢锋先被拘禁，后遭斥革；汤克宽被拘释放，命令他戴罪立功，最终在塞外为国捐躯。戚继光部下的将领胡守仁、王如龙、朱任、金科等人也受到革职或戍边的处分。惟一的例外则是与他同时的刘显，虽然屡被参劾，却能岿然不动。这并不是朝廷对他特别垂青，而是他负有征剿四川“土蛮”的重任，这一战争旷日持久，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取代他的指挥权。刘显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刘组继承父位，刘组能征惯战，继之而成为万历一朝的名将，但也迭经革调，1619年和努尔哈赤作战，在仓促进兵的情况下力战而死。
从这一点看来，戚继光的不受重用，并不是一个特殊的情况，而是武将群体的普遍命运。但是以戚继光的名声和战功，之所以被万历皇帝抛弃在臣僚队伍之外，是因为一个让皇帝无法容忍的原因——朋党。
其实，依靠朋党起家，也正是戚继光成功历程上重要的一步。戚继光之所以能够一帆风顺，固然是由于本身的卓越才能，但是得到一位有力者的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素。这位有力者就是谭纶。此人在文官集团中是一个特殊的人物，长期在东南滨海地区任职。由于职务上的需要和个人的爱好，用兵之道竟然成了这位高级文官的专长。他常常以视察为名，随同部队亲临前线。按照当时的规定，一个军事领导人的军功标准是部下斩获敌人首级的数字，而谭纶一生中所获得的总数则达21500。戚继光提出的募兵训练计划，得到谭纶的热烈赞赏和实际支持，源源供给戚继光的部队以足够的军需装备。戚继光之得任福建总兵，也主要出于他的推荐。
在明朝，文官不仅在精神上对武官加以轻视，而且在实际作战中，他们也常常对高级将领提出无理的指责。如果将领当机立断，指挥部队迅速投入战斗，那是贪功轻进，好勇嗜杀；要是他们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有利的战机，那又是畏缩不前，玩敌养寇。兵士抄掠百姓，该管的长官自然要受到处分，然而事情的背景却常常是军饷积欠过久。军饷由文官控制，然而一旦发生事故，他们却可以毫不承担责任而由将领们代人受过。军人长期处于文官的压制之下，即使是一位卓越的高级将领也无法展布其统筹全局的能力。他们的部属在各自的防区内同时接受知府、知县等地方官的指挥，于是这些武将们惟一所能做到的事就是带领士兵亲身参与战斗。戚继光虽然得到谭纶的一力支持，因袭的各种成例也不断给戚继光增加棘手的问题。即以他的官职来说，在调任之初准备任命他为“总理蓟州军务”。以一介武夫而总揽全区部队的指挥调度之权，当然会惹来非议。
蓟州是北方的重要边镇，和蒙古直接相对，所以戚继光到了蓟州，第一步就是整顿军纪，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戚继光的意图受到一位中枢重臣的赏识。此人就是张居正。
张居正在入阁之初就有重整军备的雄心，蓟州是最能吸引他注意力的一个军区。戚继光莅任不久，就发觉他自己只需要专心于军备而不必参与政治。因为凡是应当安排的事，都已经由总督和大学士安排妥帖；如果事情连他们都无法安排，当然也不必多费唇舌。
以大学士的身份，张居正不仅没有权力公然颁发指令，甚至不能公开讨论制度的改组。他所采用的方式是用私人函件授意亲信如此如此地向皇帝提出建议。这些建议送到内阁票拟，他就得以名正言顺地代替皇帝作出同意的批复。进入文渊阁以后的第一个皇帝是一个昏庸的君主，对国事既不理解也不关心；第二个皇帝则是小孩子和他的学生。环境和才能加在一起，造成了张居正的权威。但是他还是需要小心从事。帝国的官僚政治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成千成万的官僚，在维护成宪的名义下保持各方面的平衡，掩盖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要公然宣布改组军事制度，就等于邀请别人对自己攻击。因此张居正不得不采取这种迂回的方式。反正皇帝站在他这一边，不论别人是否识破真相，只要举不出违背成宪的理由，则公开的攻击和私下的流言都可以不在话下。
1577年谭纶病死，从此张居正和戚继光的关系更为密切。第二年张居正返江陵葬父，他还生怕这短期的离职引起戚继光的不安，所以特地私下通知戚继光，接任蓟辽总督的将是梁梦龙。张居正这样倾肠相告，自然使戚继光更加感恩戴德。是以首席大学士的江陵之行，戚继光派出了一整连的鸟铳手作为护卫，张居正选择了其中6名随行，作为象征式的仪仗，同时也表示了首辅和蓟州戚帅关系之密切。此事前后，蓟州总兵的传令官携带各种文件和信件不断来往于首辅私宅，这更使他们的反对者在日后清算张居正的时候，有所借口，甚至指斥他们图谋不轨了。
因为和张居正过从甚密，戚继光才得以施展自己的军事才能去保卫边疆，可是，也正因为这种政治出身，给他带来了余生的凄凉。张居正死后，被告发生前有对皇帝不敬甚至蒙蔽皇帝的大罪，万历皇帝对此十分恼火，从此再也不提张居正的功劳，并且恨屋及乌，所有和张居正关系密切的人一律予以贬斥。戚继光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被弹劾罢官的。后来，有大臣保举戚继光出来继续主持军务，但是被万历皇帝粗暴地制止了。在当时看来，万历皇帝的做法没有什么错，因为他不能容忍自己政治敌人的合作者作为自己的臣子，没有处死戚继光，已经是万历皇帝对戚继光的格外优待了。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戚继光这位军事天才在不得志的情况下，度过了自己的余生，他没有想到，自己当年大展宏图的出身，竟然成了自己政治生涯的坟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