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有句话，叫做“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话出自老子的《道德经》，意思是治理一个大国，就像在油锅里面煎小鱼一样，如果稍微火候不对，或者翻动不及时，就会把鱼烧焦或者煎碎。
煎鱼的目的是为了吃，而不是为了提高厨艺，但是如何吃到美味的鱼，就要通过不断提高厨艺，观察火候和油的温度。
治国也是一样，虽然古代的皇帝们是为了自己享受荣华富贵而不是拯救百姓才去做皇帝，但是为了要坐稳江山，他们还是会去研究治国的道理，让天下人不去反对他。
而大臣们，很多也不是为了替普通百姓服务才做官，他们也是为了功名利禄，不过他们也要为皇帝着想和考虑，如何能既保证长治久安，又能让自己不至于因为提出治国的意见而惹恼皇帝。
就因为这样，中国古代的高层政治，很多都带有一种表演性的色彩，君臣之间斗智斗勇的事情屡见不鲜。
比如明太祖朱元璋，一面大杀功臣，一面对帮助他打天下最得力的徐达表示恩宠，甚至还趁着徐达喝醉让他睡在自己曾经住过的府邸，并且给他盖上皇帝用的被子。
这一方面是为了表示自己对大臣的信任和恩宠，另一方面是为了试探徐达的忠诚程度，徐达醒了之后大惊失色，跑出来大呼“死罪”，朱元璋在暗中看到这一切，十分高兴，大赏徐达。这对君臣为了各自的利益和安全，互相揣摩互相欺骗，可谓机关算尽。
事实上，在中国古代的中央政权里面，正是存在着两种看上去格格不入但是又水乳交融的思路：一种是效忠君主取悦君主，一种是畅所欲言治国安邦。这两种思路，是中国古代臣子的生命线，不懂得取悦君主，就无法在官场中一帆风顺，不懂得治国安邦，就难以在政坛中立足发展。因而，古代的读书人在做官之前，想着的都是如何治国平天下，做官之后，想着的却是如何升官受重用。柏杨曾经说过，这是中国古代的“酱缸文化”，官场的酱缸令人窒息，其中的种种关节根深蒂固，任何好人被酱缸熏陶久了，自然而然也都变成庸人甚至恶人了。
配合着古代臣子的“生命线”，出现了一系列教人如何做官如何做人的书。从南北朝时候的《颜氏家训》，到明清时期的《菜根谭》以及一些官场要诀的书籍，都在强调，要有治国平天下的本领，也要有揣摩上级心意和懂得变通的能耐。这些书籍的出现，如果恶意地去猜测，可以认为是主动迎合“酱缸”，如果善意地去理解，可以认为是被动接受“酱缸”。但无论如何，在古代的政治环境下，没有人能够摆脱这种困境，如果要在政坛发展，就要不断磨平自己的棱角，去与人为善曲意逢迎。
1。东方朔：半生游戏
美国现代著名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中有这么一句话，一个不成熟的男人为了某种高尚的理想光荣地死去，一个成熟的男人为了某种高尚的理想卑贱地活着。这是一种人生的无奈，因为在现实的社会中，要实现理想，就要付出代价，否则只能让自己遍体鳞伤而一事无成。这种现象，可以称之为“曲线救国”：一方面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另一方面则要改变自己的性格和人生态度，用他人可以接受的方式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环境的惯性力量永远大于个人，只有绝大多数人合力去改变环境，才有可能扭转风气，否则的话，如果大多数人安于现状，仅仅靠一个或者几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改变什么的。
有韧性又有抱负的人，就会在环境的作用下，暂时改变自己的性格，让自己可以融入环境之中，但是又保留自己原有的想法和主张，在合适的时机进行宣扬。在中国历史上，将这种个人在环境中的生存韧性表现得最好的，非东方朔莫属。
初出茅庐抱负难展
东方朔生活在汉武帝时期，他的故乡在战国时代的齐国故地，那里是具有浓厚的儒家和阴阳五行家的文化氛围的地方，从战国时期开始，就涌现出了很多的名人，包括传说中带着三千个童男童女东渡扶桑的方士徐福。这种儒家和阴阳五行家的文化，对东方朔产生了深厚的影响。
东方朔在齐国故地成长，受了当地文化风气的熏陶，因而十分喜欢古代流传下来的经典书籍，尤其爱好儒家的经学。他广泛地阅览了诸子百家的书，十分有学问，而且谈吐不凡。
后来，他到了西汉王朝的都城长安。东方朔刚到长安的时候，到专门负责给皇帝传递文件的公车府给皇帝上书进言，文章写得滔滔不绝，共用了三千个木简（按照字数来推算，应该在三万字以上）。他的上书由公车府派两个人一起来抬才刚好可以抬得起来。可见东方朔才学过人而且文采超凡。
可是，作为一国之君，皇帝哪里能一下子就批阅完字数这么多的文件呢？于是汉武帝在宫内阅读东方朔的奏章时，经常需要在中途暂停下来去处理其他的事情，但是因为东方朔的文字优美，汉武帝又不忍心把他的上书扔在一边，便在要暂停的时候在旁边划个记号，留待以后继续看。
就这样，东方朔的第一份上书，汉武帝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才读完。这对东方朔来说，自然是受到了汉武帝的重视，否则作为皇帝，用两个月时间去看一份上书是不可思议的。可是这也是东方朔的失败，试想，如果一个大臣的上书要皇帝花那么久的时间才看完，然后还要慢慢考虑，一年之内恐怕东方朔也只能和皇帝讨论两三件事情，根本无法谈到治国的大事了。东方朔初入长安，不懂得政府的行政效率，用自己习惯的学者的方式去写作，就遭到了这样的失败。
而且，根据历史记载看来，汉武帝之所以用两个月的时间去读东方朔的上书，不外乎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东方朔知识渊博旁征博引，另一个原因是东方朔的见解和朝中那些大臣不一样比较有创新性。
但是，除了欣赏之外，汉武帝并没有采纳东方朔提出的建议，这是为什么呢？
不是汉武帝昏庸无能，相反，汉武帝是个雄才大略的君主，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能干的皇帝。但是他知道，只是依靠他和东方朔两个人的力量，是不足以改造当时的环境的，当时的西汉王朝，在汉高祖开国时期分封的功臣后代们依然占据着高贵的地位和显要的官职，他们虽然政治才能上欠缺，但是凭着自己的出身和相互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对出身贫寒但是有才能的人进行排斥，并且反对一切动摇他们地位的政治主张。汉文帝时期的贾谊、汉景帝时期的晁错，都是因为上述的原因被他们排斥甚至铲除的。虽然这些功臣子弟的势力不如以前，但是汉武帝还是不能不顾虑，毕竟他不想为了一个东方朔和他的政治主张而开罪具有一定实力的功臣集团。
汉武帝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下令任命东方朔为郎官。郎官相当于皇帝身边的私人随从，职权并不明确，有人专门侍奉皇帝，有人负责和皇帝讨论一些政策，有人负责保安工作。郎官的地位也远比不上功臣子弟所享受的公卿身份，但是他们和皇帝更接近，可以做到那些公卿们无法做到的事情，比如随时向皇帝进谏。
从此以后，东方朔就经常在汉武帝身边侍奉。汉武帝屡次让他到跟前谈话，虽然没有谈到什么重要的国家大事，但是汉武帝把东方朔当作自己的心腹，东方朔凭着自己的才学和见识也对答如流，让武帝从未有过不高兴的情况。
玩世不恭的滑稽角色
经过上书被搁置的遭遇，东方朔对西汉中央政府的认识越来越清楚，他选择了一条看似游戏人生但是寓庄于谐的道路。因为他知道，只有把自己先卑贱化，才不会重蹈贾谊和晁错的覆辙，不会让贵族大臣们把他当做眼中钉铲除，而只有这样，他才有机会在皇帝身边陈述自己的主张和见解。
汉武帝因为欣赏东方朔，时常下诏赐他御前用饭。饭后，东方朔便把剩下的肉全都揣在怀里带走，把衣服都弄脏了。武帝还屡次赐给他绸绢，他都是肩挑手提地拿走。这种行为，让别人觉得他不拘小节而且贪鄙猥琐。
实际上，这正是东方朔用心良苦之处。他不但在皇帝和大臣面前作出这样的表现，还专门用那些皇帝赐给他的钱财绸绢，娶长安城中年轻漂亮的女子为妻。大多女子娶过来一年光景便抛弃了，再娶一个。那些公卿大臣们认为东方朔把皇上所赏赐的钱财完全用在女人身上，是个没有大志的男人，所以汉武帝身边的大臣中很多人都称东方朔为“疯子”。
最了解东方朔的，莫过于汉武帝。汉武帝听到了朝野对东方朔的评论，还听到大臣们当面说东方朔是疯子，就说：“假如东方朔当官行事没有这些荒唐行为，你们哪能比得上他呢？”汉武帝明白，东方朔表现出这些张狂的行为，只不过是想消除公卿们心中的戒备，不让他们以为他是一个威胁而已。
后来，东方朔保举他的儿子做郎官，又升为侍中的谒者，常常衔命奉使公出办事。一天东方朔在皇宫里面走动，郎官们对他说：“人们都以为先生是位狂人。”
东方朔回答说：“像我这样的人，就是所谓在朝廷里隐居的人。古时候的人，都是隐居在深山里。但是我不同，我是隐居在朝廷里面。”
他时常坐在酒席中，酒喝得畅快时，就趴在地上唱道：“隐居在世俗中，避世在金马门。宫殿里可以隐居起来，保全自身，何必隐居在深山之中，茅舍里面。”他提到的金马门，就是汉代皇宫中外朝和内朝的分界线，一般的大臣不能进入这道门，只有皇帝身边最亲信的官员和宦官才能进入，而宦官衙署的门也在这里，因为大门旁边有铜马，所以叫做“金马门”。
有一次，汉武帝在朝廷上召集学宫里的博士先生们参与议事，这些人对东方朔的行为不满，所以大家一同诘难东方朔说：“苏秦、张仪偶然遇到大国的君主，就能居于卿相的地位，恩泽留传后世。现在您老先生研究先王治国御臣的方略，仰慕圣人立身处世的道理，熟读《诗》《书》和诸子百家的言论，不能一一列举。您又有文章著作，自以为天下无双，就可以称是见多识广、聪敏才辩了。可是您竭尽全力、忠心耿耿地侍奉圣明的皇帝，旷日持久，累积长达数十年，官衔不过是个侍郎，职位不过是个卫士，看来您还有不够检点的行为吧？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些读书人的言论，正是一种简单的思路，认为只要有才学，有治国的办法，而且能够忠心侍奉皇帝，就应该获得高位。他们完全不懂得当时的政治环境还是一个功臣后代的贵族集团把持朝政的时代，不是只靠才能学识就能够有所作为的。所以，他们对东方朔的经历和表现不能理解，反而认为是东方朔有那些荒诞不经的习惯，才一直没有得到升迁的。
东方朔说：“这本来就不是你们所能完全了解的。那时是一个时代，现在是另一个时代，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张仪、苏秦的时代，周朝十分衰败，诸侯都不去朝见周天子，用武力征伐夺取权势，用军事手段相互侵犯，天下兼并为十二个诸侯国，势力不相上下，得到士人的就强大，失掉士人的就灭亡，所以对士人言听计从，使士人身居高位，恩泽留传后代，子孙长享荣华。如今不是这样。圣明的皇帝在上执掌朝政，恩泽遍及天下，诸侯归顺服从，威势震慑四方，将四海之外的疆土连接成像坐席那样不可割裂的一片乐土，比倒放的盘盂还要安稳，天下统一，融为一体，凡有所举动，都如同在手掌中转动一下那样轻而易举。贤与不贤，凭什么来辨别呢？当今因天下广大，士民众多，竭尽精力，奔走游说，就如辐条凑集到车毂一样，竞相集中到京城里向朝廷献计献策的人，数也数不清。尽管竭力仰慕道义，仍不免被衣食所困，有的竟连进身的门路也找不到。假使张仪、苏秦和我同生在当今时代，他们连一个掌管旧制旧例等故事的小官都得不到，怎么敢期望做常侍郎呢？古书上说：‘天下没有灾害，即使有圣人，也没有地方施展他的才华；君臣上下和睦同心，即使有贤人，也没有地方建立他的功业。’所以说，时代不同，事情也就随之而有所变化。尽管如此，怎么可以不努力去修养自身呢？《诗经》里面说：‘在宫内敲钟，声音可以传到外面。’‘鹤在遥远的水泽深处鸣叫，声音可以传到天上。’如果能够修养自身，还担忧什么不能获得荣耀？姜太公亲身实行仁义72年，遇到周文王，才得以施行他的主张，封在齐国，其思想影响留传七百年而不断绝。这就是士人所以日日夜夜，孜孜不倦，研究学问，推行自己的主张，而不敢停止的原因。如今世上的隐士，一时虽然不被任用，却能超然自立，孑然独处，远观许由，近看接舆，智谋如同范蠡，忠诚可比伍子胥，天下和平，修身自持，而却寡朋少侣，这本来是件很平常的事情。你们为什么对我有疑虑呢？”
东方朔这一番从儒家经典出发而且又谈古论今的高论，让人无法反驳，于是那些不懂世事的博士们只能尴尬地一声不响，无话回答了。
东方朔自己虽然这么说，但是他心里是否就真的这么想呢？其实不然。他那番话，有个基本的理论，就是在大一统的国家局势下，能够治理好国家，君臣一心的时候，才不需要所谓的贤人。
但是，当时的西汉王朝，称不上是君臣一心，国家富强。虽然汉武帝励精图治，但那班功臣子弟却一点都不争气，不但一代不如一代，而且还骄横跋扈自以为是，根本无法好好辅佐皇帝治理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