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信念支撑着他，在天灾频频出现的时候还能按部就班地推行自己的治国策略？如果是一般的统治者，见到这些天灾，恐怕都要诚惶诚恐地让出皇位，来为自己得罪了上天而忏悔了。可是唐太宗则不然。他是一个十分理性的政治家，他认为，人的命运不是靠上天决定的，而要靠人自己来把握。他采取的理性主义态度是与这一时期的传统信念背道而驰的。例如，他即位不久，全国各地的官员不时奏报祥瑞和凶兆，他驳斥说：“安危在于人事，吉凶系于政术。”根本不把大臣们深信不疑的那一套上天示警的学说放在眼里。
正是把政治理性放在自己的施政理念之首，所以唐太宗执政之后，就一直表现出对民众的同情和对朝臣意见的尊重。他毫不避讳自己早年从事军旅，没有受过做帝王的教育的经历，而且也常常透露出缺乏治国才能的担忧。他曾经说：“我少年的时候喜欢射箭，得到了十多把良弓，自以为没有再好的弓了，可是最近拿给弓匠鉴定的时候，人家说那根本不是什么好弓。我问他为什么那么说，那个工匠回答说，木心不直，脉理就会偏斜，弓虽然拉开有力，但射出的箭路线不直。朕这才知道以前我根本不懂得鉴定弓箭。我用弓箭定四方，依然不能明白弓箭的道理，何况是治理天下的道理，怎么能样样都明白呢？”
唐太宗就这样在群臣面前采取谦恭下士的态度，渴望学习，尽力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坦率的批评。他还经常对他的大臣们说：“百姓就像是水，君主就像是水上的舟，水能载舟，也能覆舟。”
小心使得万年船，这正是唐太宗的施政态度，他从隋朝末年的农民起义中见到了普通民众的力量，所以不敢任意妄为，而且，他心中的不自信，也告诉自己，像隋炀帝那样雄才大略而且文采风流的皇帝，都因为倒行逆施而被民众反对，最终落得个国破家亡的下场，何况是个人素质无法和隋炀帝相比的自己呢！
循规蹈矩，如履薄冰
唐太宗是个特别勤勉的皇帝，他倾注于治国的精力是惊人的，并且要求群臣也和他一样。他的宰相们轮流在中书、门下省值宿，以便能不分昼夜地随时召对。当谏书多起来时，他把它们粘在寝室墙上，以便能对它们审查和考虑，直到深夜。每次他处理政务的时候，都是十分谨慎小心的，遇到不能决定的事情，就马上召集群臣进行商议，不作糊涂的决断。
太宗即位初年所自觉遵循的另一个儒家美德就是节俭。他严格地削减了大型公共工程，以减轻民众的劳役负担和赋税。他在即位后几个月内对群臣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这样地宣扬节俭和关心民众福利，自然使朝廷的儒臣们高兴，也使他大得民心。
在形势转好之后，唐太宗比较难能可贵的一点就是，能够在贞观之治的清明政治局面初步形成之后，依然保持一种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贞观五年，太宗主动提出了居安思危的问题，在将“内外宁静”的良好局面归功于大臣们共相匡辅的同时，明确指出：“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虽然现在暂时太平无事，但也应该想到善始善终。”这与其说是在告诫大臣，还不如说是在提醒自己。
他谨遵儒家的教导，使士大夫参与国事并有权有责，而且事实证明，他对文人的诤谏非常敏感而负责。他虚心征求群臣和顾问的坦率批评，并诚心诚意地利用他们的批评改善政务。他即位不久，就使谏官参加门下和中书两省大臣们的国事讨论，以便有失误时可及时纠正。他还使所有的官员都可议论政事而不必畏惧，并使他们能更方便地直接向皇帝提出建议和请求。
唐太宗的这些表现，固然有励精图治做一个好皇帝的想法在内，但是不得不说，他所采取的种种态度，似乎有意在以隋炀帝作为一个反面的典型，所以自己事事都要与隋炀帝做得相反，才觉得算是合格。节俭、纳谏，这都是和隋炀帝的奢侈铺张和独断专行的风格针锋相对的。一位历史学家曾经对隋炀帝和唐太宗作过以下的评价：“李世民之于杨广如影随形，但不是相似的形影，而是一个头脚倒立的水中倒影。”这句话概括得十分到位。一方面，唐太宗是在以隋炀帝作为一个反面典型，凡是隋炀帝提倡的，他就反对，凡是隋炀帝反对的，他就提倡，觉得这样就可以避免自己成为一个昏庸残暴的君主，可以给国家带来安定和开明的政治局面。不过，他自己一直没有发觉，其实他除了在政治表现上和隋炀帝有所不同，在实质上，他和隋炀帝是相通的——他们都是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想要建立一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功业。
是真情流露，还是擅长表演
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不但不能任意妄为，而且还要抓住一切机会表现自己的良好一面，说得好一些，这是一种政治的表演艺术，说得难听一些，这就是一种作秀，一种玩弄权术的行径。而唐太宗，正是此中高手。
也许是在唐高祖在位时期与自己的兄弟争夺皇位继承权时练就的本领，唐太宗具有一种非凡的作出戏剧性和炫耀性姿态的才能。最为典型的，就是在贞观初期，京畿地区发生蝗灾，闹得民不聊生。当时因为连续几年的天灾，使得国内谣言四起，人们纷纷议论是皇帝有不道德的行为，惹怒了上天，才会降下这么多的灾难。对此，唐太宗自然不会充耳不闻，他一直想着应该如何表现出自己勤政爱民的形象，但是又不能表现得过于做作，所以，他到皇宫北部的御花园中亲查灾情。当时御花园里面都已经满是蝗虫，于是，他抓起一把蝗虫叫骂道：“百姓以谷为命，可是你们却吃掉谷物，我宁愿你们来吃掉我的内脏，不要去侵扰百姓。”说完了之后——这就好像电影里面某个英雄人物要执行某个重要任务之前，对战友和家人所作的大义凛然的宣言一样——他就拿起这把蝗虫往口边送，准备吞食，随行的大臣们赶忙阻止他说：“这种虫子恐怕不干净，吃了大概要生病的。”他坦然回答：“朕为民受灾，还怕什么生病不生病的！”说着，就把蝗虫吞吃了。
唐太宗这一行为，实在是可圈可点，如果换到现在，完全可以去参加总统大选了。实际上，他心里明白得很，吃掉这些蝗虫，也不会让所有的蝗虫都消失，实际上对灾情是没有什么作用的。但是，他的这个举动，可以表现出皇帝对百姓的关心，说明皇帝不惜自己的万金之躯去为这场天灾负责，这一行为的象征性意义远远超过了实际作用。这就好像皇帝带头节省一毛钱来捐助灾民一样，根本就是作秀，但是体现了他时刻不忘百姓的高大形象。
后人看到这一段，都觉得唐太宗爱民之心如此真切，但是，如果从百姓的角度去着想，他们受了蝗灾，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是国家的支持和救助，要帮助他们重建家园、恢复生产、渡过饥荒，而不是皇帝个人故作夸张的表演。皇帝吃一两个蝗虫，能起到什么效果？只不过是他身边的大小官员感动一下、吹捧一下，但灾区的百姓并不能因此就渡过危机安居乐业了。所以，我们只要注意到当时的另外一个细节，就可以看出唐太宗在这种表演之外的无所作为了。他对此次蝗灾，并没有采取有力度的救助措施，只是沿用历代的老办法，免除了受灾地区的税款，就连这一行为，也是在大臣的劝说和提醒下实施的。对唐太宗来说，百姓怎么生活并不是他最关心的，他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做法是不是被人们崇拜和肯定，只要这一点可以保证，来点虚伪的表演也是值得的，百姓的问题还是交给那些地方官去处理好了。
在这方面，唐太宗是一位非常自觉的帝王，不放弃一切可以表现出他光辉形象的机会。所以，在贞观中期，国家已经基本摆脱了隋朝末年以来的破败局面，走向复苏的时候，他念念不忘的，就是去泰山封禅。封禅是古代帝王最盛大的典礼，体现了一个皇帝成就了巨大的功业，所以唐太宗一直对此十分关注。可是，大臣们屡次劝说他不能草率行事，并且认为国家还没有到可以举行封禅的兴盛程度。在大臣们的强烈反对下，唐太宗一生都没有完成封禅，不过他又利用这样的机会，表现出自己不看重封禅这样的礼节性仪式而更注重务实的态度。
另外，唐太宗最为关心的，就是他留给后世的形象。因为他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谋求了皇位，所以他很怕撰写历史的官员把他写成隋炀帝那样的禽兽皇帝。根据记载，他企图改动实录中对于唐朝创业的叙述和玄武门之变的记载，想要借此提高他的历史形象。他遮遮掩掩地几次提出要查看国史，就是怕自己被写成一个昏君甚至暴君，这实际上还是不自信的表现。由此看来，唐太宗的许多公开的举止，包括纳谏时的谦虚随和，与其说是出自本心，倒不如说是想得到朝官——尤其是撰写历史的官员的赞许。
不过，唐太宗确实做到了这一点，无论在表现上，还是实际政策上，他都是一个合格的好皇帝，甚至成为后代皇帝都来模仿的一个近乎于神的偶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