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计算这样一笔账，隋炀帝修建东都洛阳，最多就是提供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的居住生活条件，但是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远远超过了他所能造福的人群。修建大运河，更是一个长期投资：大运河修建耗费了上亿人次的人力，但究竟有多少人可以享受大运河带来的福利呢？根据记载，隋朝的百姓根本没有享受到大运河带来的好处，大运河真正的价值，是在唐朝以后，一直到现在，大运河的某些路段还可以用来进行内陆运输。可见，隋炀帝确实有远见，主持修建了这样一条让后世享用不尽的运河，但是，修建运河所造成的人力消耗和物力损耗，则完全由隋朝人民承担。如果就他所生活的时代来评价，隋炀帝肯定不是一个好皇帝，而且修建大运河，完全是靠着强迫征发民夫劳作，其残暴的一面可见一斑。
暴君的审美情怀
在营建东都、开凿大运河的同时，隋炀帝也在关注着对民众的教化。
古代国家中，教化人民是比较重要的一项内容。尤其是从汉代开始，以儒家经典教化民众更是国家的职责。隋炀帝在这方面身体力行，时时关注着民间的教学。应该说，他早年的生活为此时的文治教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早年为藩王时期，就曾与当时的名儒交往，后来坐镇江南时，又和当地的高僧名士交游。耳濡目染，加上天性好学，使他的文化修养在古代帝王中首屈一指，因此，能够对教化民众的工作驾轻就熟。他一方面热心于教育，兴办学校，劝民读书；一方面鼓励并支持当时的文人学者们进行交流。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才为后来的大唐帝国造就了一批文武兼备、出将入相的英雄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隋炀帝对文化建设如此热心，很大程度上来自他自己在文化上的自信，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就算是比写诗做文章，我也能做得上皇帝。”可见其自信之饱满，但也可以看出他以个人好恶决定国家政务的偏向。
同时，他还对当时的政治制度进行了调整。在大业二年七月，他颁布法令，禁止以年资作为升官的途径，强调以才能、政绩提级。这样的政策，在当时是十分超前的，因为他不仅提出了一个为官标准的问题，更是直接向当时以资历升官的一大批人公开挑战。
隋炀帝毕竟是一位美好事物的鉴赏家、一位有成就的诗人和独具风格的散文家，他可能有点像政治美学家——带有强烈的艺术成分的政治个性具有一种炫耀性的想像力，它能使其个人的历史具有戏剧性，并使一切现实服从野心勃勃的计划。
正是在这种带有艺术成分的政治个性的驱使下，在大业三年，隋炀帝在政治制度方面进行了更为深层次的改革：
在社会地位方面。他取消勋官旧称，以文散官取而代之。这样能够消除因军功起家的家族把持朝政扩充势力的隐患，也就避免了隋代北周的历史重演。同时，他取消了低等的爵位，从而限制了爵位世袭带来的国家负担与社会压力，同时也将国家既得利益拥有者的范围缩小，有利于一般地主进入国家政权机构。
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他对三省制度进行了修正，在门下省设立给事郎，专掌上行文书奏案的审核工作。这种改革，不但使以往尚书省文案过多的情况得到缓解，更重要的是将门下省作为一个行政中的重要部门，从为皇帝进行私人服务的机构中独立出来了。
隋炀帝还设立了进士科考试，开了此后千年科举制的先河。
在经济方面，隋炀帝进行了度量衡的改革；在法律上，他颁布了大业律，将隋朝此前的开皇律进行了修改，这是为适应当时的实际统治而制定的，并为此后的统治建立了法律基准。
隋炀帝杨广是马上皇帝，他应该懂得南北朝社会动荡的原因。所以他开科取仕，打破贵族阶层对于官僚体系的垄断，为官僚体系输送了新鲜血液，同时也为平民的知识阶层提供了晋级的机会，并把他们的梦想牢牢地锁在金字塔般的逐级的官僚机构之中。这是他作为一个帝王的有作为之处。然而他的眼光还不够远大，没有让这个金字塔式的官僚梯队发挥出工作效率，反而造成了贪污、腐化和官僚的惰性，所以他与伟大的帝王失之交臂。
在边防上，他修驰道，建长城，御突厥，征高丽，进行了许多实际工作。不过，这些大工程，比如长城、驰道、出兵，每次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严重影响了生产。在一个以农业立国的时代，人力匮乏就会带来社会的基础性崩溃，但是，他过于急进的心态和求全责备的个性，并没有把这种危险考虑在内，使得国家的承受能力不足，最终在征高丽的问题上惹得民不聊生，各地起义与叛乱不断，他也在众叛亲离的处境下被大臣宇文化及所杀。
2。唐太宗：千古圣君
中国人的偶像崇拜是特别强烈的，强烈得可以用严重来形容。当一个人的某些方面做得比较突出，那么就会被无限夸大，非要把他说成古往今来在此领域绝无仅有的圣人一样。这种偶像崇拜如果集中在政治人物身上，就会变成一种狂热的崇拜：历史上对尧舜禹汤的崇拜，就和拜上帝没有什么区别了，而后世的政治人物，如诸葛亮、海瑞，都是作为千年典型来树立并供后来者顶礼膜拜的。
在这些政治人物中，有一位皇帝是无论在正史传记还是野史小说中都得到众口一词地赞扬的，那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在他的统治之下，唐朝开始了第一个繁荣时期，他的统治，被后代称为“贞观之治”，在政治史中具有样板教材的作用，成为后代君主竞相模仿的楷模。
唐太宗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口碑很好的皇帝？从事实上看，他做了若干有悖于儒家礼法道德的事情：杀死自己的亲兄弟、逼迫自己的父亲把皇位拱手相让，把隋朝皇帝与自己兄弟的妃子据为己有……如果按照儒家的标准，唐太宗肯定不算是一个道德榜样。但历史评价系统就是这样混乱，在评价隋炀帝的时候，道德上的谴责就理直气壮，说起唐太宗的时候，便只谈他利国利民的统治政策。
不错，唐太宗最为突出的，正是他的政治成就。他在位的时候，虽然不是唐朝最鼎盛的时期，也不是政策最完美最高效的时期，但他表现出的一种政治姿态，则是唐朝的其他皇帝所不具有的：虚怀若谷、从谏如流、亲民勤政。
以民为水，谨慎行舟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二个儿子，按照当时的皇位继承制度，他是无缘太子宝座的，更无法成为皇帝，但他在指挥军队为唐朝攻城略地时，充实了自己的力量，形成了一股很强的势力，并最终依靠这支力量发动政变，夺取了皇位。
因为皇位不是通过合法手段得到的，所以唐太宗心中一直有一种深深的恐惧，甚至有一种十分难以形容的愧疚感——不是针对某个人的愧疚，而是一种无地自容的情绪。这一点，在他遇到自己的几个儿子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时候表露无遗。
正因为对自己能力的不自信，所以他礼贤下士，能够虚心听取大臣们的意见，并且尽力做出一副勤勉的样子来处理国家政务，就这样，成就了他的千古美名。
李世民即位之初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政局并不平稳。而且，他刚刚即位，突厥颉利可汗就带领大军南下，直逼长安城。无疑，能否处理好这件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李世民刚通过非法手段得到皇位，李渊一党、太子党、齐王党的人还不会真的心服口服，就算承认李世民为大唐的新主人，但是从道义上不见得就真的支持他。还有就是，李世民能否成为一个可靠的主人。因此，李世民需要一件事来证明自己是能够带给他的臣民们安全的。道义上他无疑先输一着，如果再不能得到大家的信任，以后的事很难办。可是，李世民毕竟是李世民。他敢于亲上渭水便桥，之后又独自留下和颉利可汗进行秘密谈话，结果，一番会谈之后，颉利可汗竟然带着大军退去。被中原人认为是凶神恶煞的突厥，居然就能被唐太宗的一席话说得悄悄退兵，自然令人侧目，这位新皇帝的身上，也笼罩起了一圈光环。
尽管通过非暴力的方式让突厥退兵，暂时解除了外敌的威胁，在对外关系中赢得了主动，但是，唐太宗即位头几年的内地形势却并不乐观。一方面，因为隋朝以来滥用民力和长期动乱的影响，遭受严重破坏的社会生产尚未得到恢复，土地荒芜、人口减少，全国呈现出一片经济凋敝的景象，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脆弱；另一方面，社会矛盾还很尖锐，不仅一些农民还在啸聚山林，继续进行反抗，一些地方势力也还存在局部动乱的危险。
而且，就像是上天故意报复他通过非正常手段夺取皇位，他登基之后，连续三年都出现了自然灾害。又是干旱又是洪水，还有蝗灾。加上突厥的一次突然袭击，天灾人祸，样样齐全。在这种情况下，在政治上，最紧迫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治国方针，以安抚百姓、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