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中国的政治文化观念中，往往要用道德标准来评判政治人物，从而使得中国历史带有一种“泛道德化”的色彩。究其原因，正是儒家文化的影响，才让道德作为整个社会的价值枢纽，对一切人和事的评价都离不开这一把尺子。
时势造英雄，大变革的时代是一个英雄豪杰辈出的时代。而十分有趣的一个现象是，在大变革的时代，往往会出现忠奸、善恶这样截然对立但又如同硬币的两面一样互相依存的人物，这是历史开的玩笑，还是时代的捉弄？
或者，放开眼光，我们可以看出，那些如同硬币的两面一样相对而出而又受到完全相反的评判的人物，他们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并无太多不同，甚至是出奇地相似。那么，又是什么让他们拥有不同的道德地位呢？
一种解释认为，是他们个人私欲在他们的行为里所占的地位，如果是为了自己一个人的利益去做某些事情，即便做得对他人有利，也是不道德的；如果是为了他人而做一些事情，就算效果不是那么理想，也值得称道。但是，这种解释并不能够令人信服，因为一个人做事与他本人的思想之间的关系，本身就难以判断，想法又是无法获得确证的东西，除非是把他们一个一个都拉到催眠师的面前，在朦胧状态下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显然，这不可能。
所以，评价一个政治家的忠奸善恶，凭着一种模糊的感觉或者难以量化的道德标准，是显得比较愚鲁的，如果按照他们的政治行为所造成的受众影响作为一个参数，似乎会相对科学一些。如果某人做好事，影响到一百人，而同时他做坏事，影响一万人，那么这个人就自然可以归入昏庸或者邪恶之列；而如果一个人做坏事影响到一万人，做好事影响到一百万人，则完全可以称之为贤人或者明主了。这种加减法的做法，虽然看起来过于强调实用，但比起泛道德主义，似乎只能视为进步，不能视为倒退。
那么，我们就可以以此来观察隋唐这个大背景下，两个行为方式极其相近而在后人眼中却水火不容的君主——一个是被称为暴君的隋炀帝，一个是被称为圣主的唐太宗。
1。隋炀帝：亡国暴君
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这是一个几千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其实人本身应该是善恶同时具备的，关键是看哪一部分能得到更大的展示空间。
为君之道“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所谓“民为重”，并非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是看到了民变的力量，这种力量是能让英明的统治者感到恐慌的。正是因为有这种恐惧感，所以才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道德约束，许多被后代称为明君的帝王们，也正是把这句话当做紧箍咒不断提醒自己，去抑制自己内心的贪欲和任性，尽量做得宽大无私。
不过，并非所有的君主都能做到这一点，有的是因为天生有智力问题，比如连鹿和马都分不清楚的秦二世，或者是天生就是白痴的西晋皇帝司马衷；有的是因为根本没有这种意识，比如天生喜欢玩的明朝正德皇帝；有的则是自视甚高，认为天下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别人的想法都不放在眼里，比如北宋的宋神宗，隋朝的隋炀帝。
隋炀帝其实是一个天资很高而且十分聪慧的人，他多才多艺，不亚于风流天子唐玄宗，他果敢刚毅、见识甚高，许多他在位时期亲手定下的制度，后来一直被沿用。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因为不能控制自己内心不断膨胀的自我，成了为后代所耻笑的亡国之君，而且还是一个暴君。
权力的蜕变
有人说，权力和黄金一样，都会令意志不坚强者疯狂。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实际上，如果在权力和黄金面前不疯狂才算意志坚强的话，可能这个世界上意志坚强的人不超过一百个。那种一朝权在手的感觉，实在是令人迷醉，为之吸引也并不算是什么过失，但是如果为了追逐权力而不择手段，就真的是疯狂了。
隋炀帝杨广就是这样一个为了权力而疯狂的人。
隋炀帝杨广（569～618年），又名杨英，隋文帝次子，581年杨坚称帝后被封为晋王。后弑父杀兄夺得皇帝宝座。在位14年，最后被农民大起义的浪潮困于江都（今江苏扬州市），为部下宇文化及等发动兵变缢杀，终年50岁。
杨广少年时代聪敏好学，善为文章。在政治历练中，他懂得了如何为自己争取政治声誉与政治资本。隋文帝生性节俭，所以杨广也做出生活俭朴、不好声色的样子。文帝见了以为杨广像自己，十分称心。有一次，杨广外出狩猎，正逢大雨。侍卫给他送上油衣（雨衣），他拒绝着说道：“兵士们都在大雨中淋着，我一人岂能穿上独自避雨呢？”此事使他赢得了良好的政治声誉。文帝觉得杨广具备仁爱之心，日后能成大事，更加喜爱。
开皇八年（588年）十月，隋文帝命晋王杨广、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为行军元帅，率领90个总管，大军52万，兵分八路，从巴蜀到东海之滨沿长江数千里的战线上，向陈发起总攻。诸军皆受晋王杨广节度，又以高颎为晋王元帅长史，主持军中事务。十二月，杨素率舟师出三峡，乘夜偷袭陈守卫长江险要的水军，顺流而下，直抵汉口。其他各路大军也都先后兵临长江。
当伐陈的大军在长江沿线布开阵势之后，晋王杨广元帅府的长史高颎还与行台吏部郎中薛道衡分析起了成败之理。薛道衡以一介书生，道出了令长于谋略的高颎颇为叹服的必胜之理。开皇九年正月初一，当陈后主朝会群臣之后昏迷不醒的时候，贺若弼利用敌人的麻痹心理，自广陵引兵渡江，陈兵竟然没有发现。韩擒虎将五百人夜渡长江，守者皆醉，顺利地占领了采石矶。当建康朝廷对于面对隋军的进攻应该采取何种行动久议不决的时候，贺若弼已于正月七日攻克京口（今江苏镇江），进据钟山。韩擒虎也已经率军屯驻到了建康城外的新林。一向怯懦的陈后主吓得日夜啼泣，建康朝廷陷入了一片慌乱之中。十二日，贺若弼率领八千甲士大败陈军，俘陈将萧摩诃；韩擒虎自新林向建康城内进军，在归降的陈将任忠的带领下，领兵直入朱雀门，进至宫廷所在的台城。陈后主在感叹了一番“非惟朕无德，亦是江东衣冠道尽”之后，不顾群臣的谏阻，带着张贵妃、孔贵嫔仓皇逃入后宫景阳殿的枯井之中，随即被隋军俘获。陈朝至此宣告灭亡。
开皇十年（590年），陈旧地出现了大规模的叛乱行为。隋文帝任命杨广为扬州总管，并任命杨素为行军总管，带兵平叛。他们采取了军事剿灭与政治攻势的双重手段，迅速平息了叛乱。开皇十九年，突厥达头可汗返回漠北，招兵贮备攻隋。开皇二十年，隋文帝命杨广为灵武道行军元帅，杨素为长史，讨伐突厥，得胜而归。
在南下灭陈和抵御北方突厥的过程中，杨广立有大功，并笼络了一批人才，一心要取代兄长杨勇的太子地位。杨勇由于生活奢侈，渐渐失去了隋文帝的欢心。与此同时，杨广又勾结和杨勇不和的越国公杨素，在隋文帝和独孤皇后面前极力中伤杨勇，诬陷杨勇在文帝生病期间，说他盼望父皇快死。隋文帝听后逮捕了杨勇，并于600年废杨勇为庶人，改立杨广为太子。
千百年来，人们顺着唐太宗的论调把杨广未登基前的表现理解为伪装，但是，杨广从一开始就能长时间地表现很好，并且获得了大多数人的赞同，又岂是“伪装”二字所能解释的？用“德才兼备”来形容登基前的杨广是非常恰当的。很明显，杨广上台前的良好表现缘于他对太子职位的渴望，稍有不慎，不仅太子难当，生命都十分可忧。
604年7月，文帝病重卧床，杨广认为登上皇位的时机已到，迫不及待地写信给杨素，请教怎样处理将要到来的文帝后事。不料送信人误将杨素的回信送给了文帝。文帝读后大怒，马上宣召杨广入宫，要当面责问他。杨广忙与大臣杨素商量，而后带兵包围了皇宫，赶散宫人，逮捕了柳述、元岩，谋杀了文帝。杨广又派人假传文帝遗嘱，要杨勇自尽，杨勇还没有作出回答，派去的人就将杨勇拖出杀死，就这样，杨广以弑父杀兄的手段夺取了皇位。史称炀帝。第二年改年号为“大业”。
隋文帝的去世，仁寿宫的惨剧，引起了汉王杨谅在并州的反叛。隋炀帝则派右武卫将军丘和抵挡，后又派杨素等率领大军平叛。因为杨谅的策略失误，以及双方在兵力、资源上的悬殊差距，使得杨素迅速扑灭了这场叛乱。
因为惧怕仁寿宫弑父的阴谋败露，杨广在自己的统治稳固之后，开始动手清洗当年参加仁寿宫之变的人。大业二年（606年）杨素得病，杨广恐其不死，派医生去监视他。就这样，杨素在君主的猜忌中死去。
杨广刚刚登基的时候还不是十分荒唐，因为还有一个杨素，这位杨广上台的策划者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限制约束杨广的作用。刚登基时，杨素这位元老重臣极大地牵制着他，使他不能完全随心所欲。杨素死后，因为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让杨广感到不安了，专制王权的巨大破坏力就完全显露了。杨素死后，杨广人性中恶的成分得以充分暴露，一个强大富饶的隋王朝，居然这么快就被他搞得奄奄一息，直至灭亡。
好大喜功大战略
君临天下是一种责任，而对于这种责任而言，杨广有滥用职权的嫌疑。当然，不能要求每一个帝王都能谦恭谨慎，然而不懂得“以民为重”，便很难称他为伟大的帝王。而杨广身败也正在于此。
隋炀帝为了稳定农业生产，在即位后局面稳定之后，立即下令“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免除了女子、奴婢、部曲的赋税，并将男子成丁年龄由此前的21岁提高到22岁。这项措施推行的前提是当时户口比以前增多，国家的储备非常充足。
不过，应该说一句，隋朝的富裕，只是物资积累于京师的表象，这是有仗于大运河。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统计数据，说隋朝的仓库里面有多少的粮食，多少的钱财，那都是隋朝灭亡之后，农民起义军或者唐朝统治者攻占隋朝的城市之后所作的统计，并不是隋炀帝刚刚继位的时候就有那么多的社会财富。事实上，隋朝官府仓库里面的钱财和粮食，大部分都是大运河修建完成之后，通过运河从各地运到首都长安和洛阳的。而财富空前集中的同时，隋朝也在进行着空前的浪费，粮库的粮食已经变质，而饥民却得不到救济。其实，隋朝的富庶，恐怕是隋炀帝时期那种好大喜功、贪慕虚荣的聚敛和挥霍所表现出来的，并不是隋朝真正的国力。
可是隋炀帝不管这些。看到国力强盛、人口增加，隋炀帝自然十分满意，但是他不知道“可持续发展”，不懂得与民休息的道理，所以他在即位之初，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
首先是对东都洛阳的兴建。自西魏、北周至隋，长安一直作为首都。但长安生态环境上的日益恶化以及经济实力上被关东地区赶超，使这里已经不适合继续作为国家惟一的首都。于是，隋炀帝在即位之初就下诏营建东都。他命杨素营建东京宫室，又命宇文恺与封德彝等造显仁宫。大业二年，东都建设已经基本完成。
在当时，为了大一统的国家考虑，隋炀帝营建东都完全是一个具有远见的选择，但是后代史家却对此多有贬斥，认为他一味贪图享乐而修建东都，还因此制造出许多荒诞不经的传说。这一切，都掩盖了隋炀帝的功业。
同样，在大业元年，隋炀帝开始征发民夫开凿大运河。
首先，隋炀帝动员了河南、淮北一带的民工100余万开始开凿通济渠。通济渠的整个走向是，以固有的莨荡渠故道为主干，从洛阳西苑开始引导谷水、洛水进入黄河，另外再从今河南境内的荥阳东北将黄河水引导进入汴水，然后向南经过今夏邑、永城、宿县、灵壁与泗县等地，再进入淮水，最后通过今清江到达邗沟。此段运河开通以后，次年炀帝再次征调淮南民工十数万人扩建邗沟固有河道，从山阳将淮河之水直接由扬子江导入长江。通济渠是大运河的主干部分，修成以后直接沟通了黄河、汴水、淮河与长江四大水系。从此，自东都洛阳至江都二千余里的水路畅通无阻。整个通济渠的河道宽四十余步，沿岸为官道，南北交通顿时改观。大业四年，隋炀帝再次征调河北地区数量多达百余万的民工开凿永济渠。永济渠修筑的主要目的是：将沁水向南引导进入黄河，然后从今辉县东北到达临清，再沿卫河经过今天津到达涿郡。永济渠全长二千余里，全部工期仅为一年余。此段运河开通以后，运河北端已达涿郡。大业六年，炀帝继续开凿了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全长大约八百里，宽约十丈，沟通了钱塘江和长江水系。至此，整个大运河全部的工程已经基本完成。
隋王朝修建的大运河，北起今天的北京，南至江南的余杭，中经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整个工程全部完工以后全长共计1790公里，耗时六年余，前后动用的民工估计超过一亿五千万人次，仅从工程的规模来说，足可以与秦王朝修筑的长城相比肩。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隋王朝的大运河是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的人工运河。
显然，在公元7世纪修建如此规模的水利工程，不仅需要雄厚的财力，更要依靠专制高压统治下集中大量的民力。仅修筑通济渠一段五个月的工程，隋炀帝就一次征调了超过一百万的民工。修筑永济渠时，由于工期紧张，民夫不足，妇女也在征调之内。前后六年的修筑过程中，饿死、累死的男女民工不计其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