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给毛主席和各民主党派的“意见书”到“改革佛教的意见”，再到北京市佛教界改革佛教的四点意见和“新丛林组织纲要（草案）”，一共走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其间至少召开过四次讨论会，表明了当时佛教界对改革问题是非常慎重的，充满了诸多的考虑，广泛地征求了各种人士的意见，包括借鉴了基督教会的做法。例如对喜饶嘉措指出的：“今定名为改革佛教，在汉文中或无问题，若译成藏文，则可能发生极大误会。”巨赞特地解释：“就我们内地佛教的习惯来说，一提到佛教，大都指佛教的形式或制度而言。如果就教理与修养说，则平常都有‘佛学’或‘佛法’的名词。所以我们之所谓改革，与喜饶大师的意见相同。”[38]由此可以看出，对佛教改革的趋势，大家是赞成的，但是怎样进行改革，还是有不同的意见存在，比如蓝公武提出：“改革佛教的主要目标为劳动生产，抱残守缺的迷信思想要洗刷干净，寺院的地主资格应取消，招收小孩子出家的子孙堂制度，也不应该存在。对于我提出的改革意见表示拥护。”[38]谢邦定则增加“为进行宣传，争取自愿，重点示范，教养并重”[39]之补充四点意见，这些意见都被巨赞吸收之后成为最终的“新丛林组织纲要（草案）”。
“新丛林组织纲要（草案）”，应是“改革佛教的意见”之“改革佛教的基本原则”的具体应用，反映了时代的思潮与佛教界要走的未来道路的新想法，已经具有了可操作性的特点，也是太虚“三大革命”思想的延伸，因此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与太虚的“三大革命”思想比较，太虚强调的“教理革命”应该是“今后佛教应多注意现生的问题，不应专向死后的问题上探讨。过去佛教曾被帝王以鬼神祸福作愚民的工具，今后则应该用为研究宇宙人生真相以指导世界人类向上发达而进步。总之，佛教的教理，是应该有适合现阶段思潮底新形态，不能执死方以医变症。”[40]“意见”与“纲要”在“教理革命”方面，主要表现在以“发扬正确的佛学思想，符合如来随宜说法，实相常新，适时便巧的宗旨”，中心内容就是“彻底消灭封建与迷信”，让时代思潮深入人心。其中特别强调的是组织僧尼学习的重要性，要求僧人在寺庙里面要“学习新民主主义及佛学纲要事宜”，“学习新文化”等等，以提高僧人的思想与文化水平。这与太虚的想法是基本一致的，反映了两者都充满了与时俱进的思想。
太虚认为，“教产革命”应“是关于佛教的寺院财产，要使成为十方僧众公有──十方僧物，打破剃派、法派继承遗产的私有私占恶习，以为供养有德长老，培育青年僧材，及兴办佛教各种教务之用”[41]。太虚对“教产革命”非常重视，认为它是佛教衰落的根本原因之一，“但寺院的主干，还是以保守祖规祖产为要点”[42]。“中国民族以至中国佛教最大之弱点，则在家族性太深，中国佛教僧寺亦变为一个一个家产，此为中国僧寺没法振兴之症结处。若能医好此病症，中国之佛教乃可重振。于此，要使一部分成为僧团公产，一部分索性成为还俗之在家佛徒私产，好似混沌开而阴阳判一般，重浊者下凝为地，而轻清者上升为天。然使僧团组织能健全而管用僧团公产，改良剃度以成为公度，或亦消除剃派、法派的子孙传统一术。”[43]因此，他觉得教产改革的关键还是要公私分清，“佛法所传，只传衣钵，承佛家业功德法财。衣食住义，通十法界，今且专就近事言之。即以僧中摄受财物，能资生者，谓之教计。生计具足，乃身安道隆耳。然教团组织既经变更，教产摄受亦随之而异。田地山场诸不动产，当悉属之十方僧物。以僧伽为权利主体，此若公团法团所有。其余动产，当分为僧伽公有，及个人私有二项，此大较也。”[44]“意见”与“纲要”则在“教产革命”方面，强调要将私有制的教产变成公有制的形式，“各寺庙产业皆为教产，听教会运用”，在按劳分配的原则下，来合理分配这些经济资源，这无疑是继承了太虚的想法，而且还把太虚的想法推进了一大步，彻底打破了“保守祖规祖产为要点“的情形。毕竟时代不同了，由于“土地改革”运动的深入发展，许多寺院原有的寺产———土地和房屋建筑等等已经被重新做了分配，佛教僧伽赖以生活的基本资料已经被重新分配了，私有制的占有恶习也就无复存在，保守祖产也变得没有任何意义，寺院的分配也自然进入了“十方僧众共有”的公有制的情况，所以“教产革命”在新社会佛教里并不成为最重要的问题，换句话说，“教产革命”的目标在新社会里基本上得到了实现。在“纲要”里面，主要强调的是经济分配问题，特别指出要将公有性的寺庙房产收入，用做未来的发展上面，以及作为“福利基金及其他不时之需用”。同时又在制度上强调了供养老年人和向国家捐税的义务，以及采用了经济收支透明的民主管理形式。这些改革措施与当时世俗社会的分配形式是接轨的，说明佛教界在教产问题上已经先期进入了时代的步伐。
新社会与旧社会佛教界所面对的共同问题，还是在教制改革方面，这也是太虚在《整理僧伽制度论》中所指出的“最重者即为丛林制度，故对丛林制度应持尊重态度，循之以求完善，不可蔑视”！[45]这也是他的“教制革命”里面最核心的内容，并且一再强调的“是关于佛教的组织，尤其是僧制应须改善”。[46] “意见”与“纲要”的主要内容与基本观点，则也是围绕着“教制革命”的这一内容而做出的。由于新社会的佛教处在转型期的关口，旧有的经济基础被打破，思想观念也在开始变化，势必牵涉到制度也要重新建立的问题。而当时的佛教界最缺少的还是组织，缺少能够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的一个共有的新组织，所以不管是从中央还是到地方，以及到具体的寺院，都需要从健全组织上开始着手，然后才会有新的活动或运作。而且只有在新组织的情况下，佛教界才能走上一条新路。“意见”与“纲要”的主要内容就是怎样建立一个新的组织，故命名为“新丛林组织纲要（草案）”，所谓的“新”就是想与过去原有“旧丛林”相区别开来，其重点因在“组织”方面，又因它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草案”，所以才称为“组织纲要”。它在具体操作方面作了更多的设想，提出寺院的核心组织是“寺务委员会”，参与者是僧俗两界人士，但要以出家人为主，通过选举，任期三年。具体的分支机构组织为总务组、学习组、生产组、修持组、研究组五大部分，由此构成了一个完备的管理体系。此外，对寺院里面的常住也做出具体地规定，除了资格审查以外，还确定所应尽的义务。
作为新社会佛教最早的寺院管理办法，它的意义则在于开创了一条新路。不难看出，“纲要”里许多内容都借鉴了当时世俗社会的管理办法，尤其是民主管理思想和自由选举意志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甚至寺院的管理五大分支机构，也采用了世俗的管理办法与称名，没有采用传统的丛林清规制度，也没有沿用历代传统的管理部门称谓，如东西两序、四大班首等等。特别是新丛林里将属于僧人修行提高文化的部分内容，分成了“学习”、“修持”和“研究”三个小组，表明了学习与提高在这一时期佛教界里的重要性。如果将这一部分内容合并起来，整个寺院无非就是三种组织：一是负责全体事物的总管部门，相当于现在企事业单位的办公室。另一个是负责生产运转的生产管理总管。还有一个就是负责解决人们思想与提升文化的培训部门。如果我们再做进一步的归纳，总务就是领导机关，下辖生产制造与文化培训两个部门，三者由此构成了寺院的整个管理体系与总体。这个体系实际上就是巨赞提出的未来佛教要走“生产化”与“学术化”的想法，只是巨赞没有重提这两个口号而已，但是仍然把这些思想与骨架放进了“纲要”之中。可见，从给毛主席和各民主党派的“意见书”到“改革佛教的意见”，再到北京市佛教界改革佛教的四点意见和“新丛林组织纲要（草案）”，巨赞的佛教改革思想的“生产化”与“学术化”就从来没有被放弃过，因为巨赞一直认为“学术作为改革佛教一切制度的目标。生产化可以打破旧时各寺院封建的经济组织，学术化则加强佛教徒对于佛教的认识与正信以破除迷信”。
太虚大师《整理僧伽制度论》是当代中国佛教中对佛教僧制改革论述最详的一本著作，但是在这本著作里面，对寺院的管理与组织方面构成了一个详密的体系，设计了寺院的方丈———法主[47]，高级管理人员———尊者[48]，等等，并要求僧人按照戒腊的不同，而担任不同的僧职。[49]相比之下，“纲要”就已经简单得多了，变得非常可操作性，这也是因为变化太快的佛教形势所逼迫，不得不这样做了一份非常简单的“法规”出来，正如“纲要”中所称，“服装，清规（包括出家受戒等项）之改革另定”。说明它的制作宗旨是在解决当前佛教正在出现的变化而急忙设立的，是真正的“纲要”。就此而言，“纲要”是不能和《整理僧伽制度论》相比的。与太虚想法相同的地方在于：“纲要”里面也坚持了出家人为本的思想，要求寺委会“正副主任委员必须由出家者担任，其他事务，如出家者无人或不能负责，可由居士担任之”，所有的管理人员要通过选举才能任职。同时“纲要”强调了佛教文化，亦即学术化在寺院体系中的重要性，规定了僧人要“主持学习新民主主义及佛学纲要事宜”。研究组的专职人员要每年至少写作出一篇学术论文的要求。这些想法在太虚的著作中也有所表述，但是没有硬性地规定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写出一篇文章来。“纲要”又规定修持组只能是“年老僧人，及居士之愿专心修持者。年轻者如欲参加，必须在工作之余”。这条规定在《整理僧伽制度论》没有出现过。佛教本身就是要讲究修持，如果出家人没有修持就不能增长正信，所以太虚是讲究修持的，而且专门设计了修持的部门———持教院，“纲要”将年轻人的修持规定在“业余时间”，主要是从从事劳动生产的角度考虑的，因为进入新社会之后，所有的出家人都要参加劳动，自食其力，如此一来，就不能在劳动时间之内再专事修持了。总之，“纲要”的制作者对太虚的改革理论是非常熟悉的，并把它运用到新社会的佛教改革中来，但是也有所保留吸收，并不是全盘接受，碍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佛教界不便提到太虚的名字，然而太虚的改革佛教影响始终是存在的。这也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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