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感觉在我们人性的储备中欠缺了点什么。譬如同事朋友发了财，升了迁，评上了职称，有了发明，等等得意的事，我们怎么看待呢？大体上是有个定势的，如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我们很难下决心痛痛快快地承认别人的成功，更难于击节称好鼓而吹之。
缺乏对别人成功的认同感，似乎是我们人性（鲁迅先生讲的国民性）的一个暗区，在曹丕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的时候，非文人们也不怎么不轻。以己之长轻人之短、欺人之弱、发人之短的事情也绝不是没有，庞涓斩孙膑的脚，在脸上刺上羞辱的字的事情多的是。
这种恶劣的人性搅得我们常常把一笔很清楚的账弄得一塌糊涂。对于是非罪错，放到强梁的秤上不知孰轻孰重，放到平民的秤上高低莫辨。至于谁要显示比别人高明，那倒霉的日子也就不远了。虽然过去有毛遂自我推荐成就了功名的例子，但后来仿效的未必见多，这一点确不如欧美人那种时不我待的成功欲望驱使下的率性而动亲力躬为。我们是很讲中庸的，对内讲究一日三省吾身，不愿那把才智利锥露了出来；对外则忙里偷闲论人是非议人长短。是非长短的标准全由于自己心理的平衡与否来决定的。同样一件事，因时间地点或行为人的不同或评判者那时的心情好坏，就可以得出任意的甚至完全是截然相反的判断。
结果怎么样呢？于个人危害倒并不是显见，于集体就会让人大沮丧了。举个例子来说，《围城》的日文译者中岛长文拜访钱锺书后，却在北京火车站发现《围城》混杂在武侠小说中出售，中岛叹息：“懂事明理的知识分子大概不会作为纯然的娱乐作品读！”
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对待《围城》呢？懂事明理的知识分子能拯救它于蒙尘之中吗？很少有人出来为它说句公道话。《围城》混杂于武侠小说是凑巧的偶然，而多年前电视剧《围城》和平民戏《渴望》的同时播出，又是一个偶然的邂逅，这就难怪连懂事明理的知识分子放下《围城》再看《渴望》也头脑一阵晕眩，分不清哪个是方鸿渐哪个是王沪生了。更多的百姓则是根本不看《围城》的，原因很简单，不论是看不懂还是不爱看，总之，人们对《围城》那种逼近人性对人生困境的深刻关注是漠然的，因为这已远远越过了他们的判断能力，所以完全有理由撇撇嘴角表示轻蔑，转而心安理得地看肤浅却热闹的《渴望》去了。博大精深的“围城人生”就这样被熟视无睹了。
怠慢一部书，轻视一项发明，压抑一个人才说起来也不是天塌地陷灭顶之灾的危亡事，要是一个集体共同这样干下去，怎么了得？！
撇开今天张艺谋被国人承认的艰难不说（那是他在国际上首先取得了认可才感化了同胞进而被刮目相看的），想一想四大发明在我们产地的结果便憋闷得人悲愤不已。最带有革命性质的火药被卷在层层厚纸中随着嘻嘻哈哈的心花怒放都灰飞烟灭了。而指南针自郑和以后也基本没了多少用场，阴阳先生便接了过来，于蓝天之下山川之间为死者寻索风水宝地。印刷术和造纸术大部分没有用来完成《梦溪笔谈》《齐民要术》《本草纲目》这些科学典籍的盛事，而是把孔孟的道德范文叠得汗牛充栋，无疑这些个故纸不是要活人怎样听死人话的，相形之下，不能不承认“蛮夷”们的谦虚好学兼收并蓄，他们拿了火药装在炮膛里再移至船舰上，在指南针的引导下，神气活现地环球到处走动，那纸张印刷术正好用来登记他们征服的光荣成绩和卑劣行迹。
我们选择开放已有多年了，这是中华民族心理上成熟的开始。这种大势如果能更快更彻底地把我们人性的门户全部打开，充进更多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把对成功的认同感储备于内，那么奋起直追和迎头赶上是一定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