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研究
——基于社会心理学视角
宋智勇
摘要：城市化是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不可逆转的潮流，而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影响我国城市化的进程。本文考察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对融入城市的态度，提出要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逐步消除阻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各种因素。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社会态度
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民走出家乡，离开土地，来到城市寻求新的发展，形成了持续不衰的“民工潮”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越来越多出现在人们视野里的是“新生代农民工”。据统计，目前我国有1.5亿外出农民工，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即80后、90后的农民工有近1亿人，约占农民工总数的60％。第一代农民工外出打工的目的，基本是挣钱回家，一般都把最终回到农村作为自己的归宿。而新生代农民工与他们的父辈不同，他们一部分是在城市里出生长大，一部分是初中或高中毕业后直接进城打工，虽然户口在农村，但他们一般都没有种过地、不会种地、也不愿意种地，农村对他们而言非常陌生，他们压根儿就没准备再回农村。新生代农民工熟悉城市生活，向往城市生活，也渴望融入城市社会。2010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凸显了农民工问题的新特征以及探讨和解决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的迫切性。新生代农民工能否融入城市是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对城市和融入城市是如何认知的？他们在城市工作、生活的过程中有什么样的情绪体验？他们又会有怎样的行为倾向？本研究主要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出发，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对融入城市的态度。
在社会心理学中对社会态度有不同的理解，今天更加流行的是将态度看做是由认知的、情感的、行为的三种成分构成的一个整体，是对态度对象的理解、情感和行为的相互关联的比较持续的、某一个人内部的系统。认知成分是主体对态度对象的认识和评价，是人对于对象的思想、信念及其知识的总和。情感性成分是主体对态度对象的情绪的或情感性体验。行为倾向成分是主体对态度对象向外显示的准备状态和持续状态。这三种成分各有自己的特点，认知成分是态度的基础，其他两种成分是对态度对象的了解、判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情感性成分对态度起着调节和支持作用，行为倾向成分则制约着行为的方向性。从发展的角度看，D.克雷奇认为影响态度形成有以下因素：①个人的需要是否得到满足；②对某一对象的信息获得的质量以及信息源的性质；③所属群体或参照群体对个体的影响；④个体的人格特点。
一、新生代农民工对融入城市的认知
（一）对城市和城市居民群体的认知
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眼中，城市有丰富的物质生活、相对较多的就业机会、相对较高的经济收益，他们在城市可以寻找不同的学习机会，可以吸收各种各样不同的信息和技能，可以增长能力；在城市，二、三产业可以提供丰富的就业岗位，新生代农民工可以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在城市，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新生代农民工可以享受到更多的精神食粮，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与农村相比，城市有更好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特别是教育和医疗，城乡之间差距很大，孩子的教育及未来发展机会城市要比农村条件更优越。
但是，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面临城市居民的偏见和歧视。由于长期的城乡二元隔离和城市的优势地位，不少城市居民逐渐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刻板印象：认为农村人是贫穷的、落后的、下等的、愚昧的，这种群体间偏见成为他们必须面对的事实。城市政府对农民工的各种排斥性政策、城市舆论对农民工的负面宣传则进一步加强了这种群体间的偏见与歧视。对“农村人”的污名化几乎每天都在上演，无论是说他们不文明、不卫生，还是把他们假想成违法犯罪分子，已经成为很多人下意识的反应。在一些城市，时而有专家怪罪“低素质人群”拖了现代化的后腿；时而有代表委员要求减少低素质外来人员，这种呼声可谓不绝于耳。在新生代农民工眼中，有些城里人看不起他们，他们和城里人不是“一路人”，不是一个层次的人，有着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
（二）新生代农民工对融入城市的困难和障碍的认知
成为“城里人”的标准是什么？中国人民大学对28个省份的农民工调查显示，在新生代农民工眼中，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具有稳定的工作”、“拥有城里的住房”和“拥有城市户口”。要想成为城里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有许多困难和阻碍。国家统计局2010年进行的新生代农民工专项调查结果显示，67.2%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收入太低”是制约在城市定居的重要困难和障碍，63.2%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住房问题”是制约在城市定居的重要困难和障碍。可见，收入问题和住房问题是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定居下来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和障碍。同时，认为“子女教育问题”、“老人无法照料”、“社会保障不完善”、“地位不平等”、“没有归宿感，难以融入城市生活”是制约在城市定居的重要困难和障碍的比例分别为16%、20.1%、24%、7.8%和13.5%。（王冉，2011）
就业方面。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认为，现代工业社会中存在着两种劳动力市场：一种是收入高，劳动环境好，待遇好，福利优越的劳动力市场，这个劳动力市场被称为“首属劳动力市场”；另一种是收入低，工作环境差，待遇差，福利低劣的劳动力市场，这个劳动力市场被叫做“次属劳动力市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农民工进入的就是这个次属劳动力市场。这种劳动力市场区分的关键在于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由于不具有城市户口，农民工无法进入城市正规单位进行正规就业，并被限制从事一系列行业和工种，大多只能属于没有正式的就业身份、地位不很稳定的“非正规就业”。加上农民工普遍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就业竞争能力十分有限，农民工大多从事收入低、不稳定的“非正规部门”的工作，面临着巨大的失业风险。从国家目前的就业政策来看，国家并没有将农民工在城市找不到工作作为“失业”来对待，没有将他们纳入城镇失业率统计范围，由此也没有为他们提供相应的失业和再就业政策和待遇。在工作待遇方面，他们往往无正规劳动合同、无任何保险、与市民同工不同酬、劳动条件差、工作严重超时、经常被老板拖欠工资。
新生代农民工收入低，制约他们在城市定居。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进行的新生代农民工专项调查，2009年外出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为1417元，其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水平为1328元，上一代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为1543元。如果按照月收入进行分组，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月收入水平在800元以下、800—1000元、1000—1200元、1200—1500元、1500—2000元和2000元以上的比例分别为8.6%、13.4%、21.6%、21.1%、22.5%和12.8%。（王冉，2011）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明显偏低。
社会保障方面。大量农民工虽然长期居住、工作于城市，但一直被排斥在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尽管近年来一些城市逐步开始重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制定了有关农民工社会保险的暂行办法，但由于制度设计的缺陷、用人单位的逃避等种种原因，这些规定根本得不到有效实行，绝大多数农民工仍然游离于社会保障的“安全网”之外。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进行的新生代农民工专项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比例很低，从全国看，单位或雇主为新生代农民工缴纳了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为7.6%、21.8%、12.9%和4.1%。（王冉，2011）
在教育方面，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也不能平等地接受义务教育。在很长时期内，农民工子女由于不具有流入地户口，他们要想进入城市公立学校就读，就必须交纳高额的借读费。大多数农民工家庭都难以承受公立学校的高额费用，便只好让子女上条件极差的“民工子弟学校”就读，甚至有一些农民工子女只能失学。即使在国务院提出“要重视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采取多种形式，依法保障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后，农民工子女在城市还碰到这样或那样的公平教育障碍，他们还是被当成另类看待，有各种各样或明或暗的制度性门槛。一项调查显示，子女真正享受免费上城镇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只占4.81%，而子女缴费上城镇公办学校的农民工也不到10%，两者之和不到15%，即使包括子女上城镇民办学校的农民工，也只占21%左右，还有一些农民工把部分子女留在家乡上学，把部分子女带在身边上学。由此可见，只有三分之一的农民工把子女带在身边上学，三分之二的农民工将子女留在家乡上学；而将子女带在身边上学并免费接受义务教育的农民工只占将子女带在身边上学的农民工的八分之一。（王春光，2010）
居住方面。大多数城市还没有为农民工提供与城镇居民同等的住房安全保障权利，不但城市廉租房、经济适用房政策没有覆盖到农民工，而且在城市拆迁政策方面根本没有考虑到农民工居住的稳定利益问题，而只考虑城镇居民的房屋产权利益，农民工实际上在城市拆迁和重建中是最容易受到驱赶和不重视的群体。大量的农民工居住在城市中条件最简陋、环境最恶劣、区位最边缘的住房里，他们与城市居民在居住空间上相对隔离。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进行的新生代农民工专项调查，43.9%的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在单位宿舍，6.5%的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在工地工棚，8.2%的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在生产经营场所。21.3%的新生代农民工与人合租住房。独立租赁住房的为15.5%。另外，新生代农民工中在务工地自购房的比例为0.7%。夫妻一起外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虽然独立租赁住房的比例提高到32.7%，但是仍然有超过40%的比例是居住在单位宿舍、工地工棚和生产经营场所，严重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质量和家庭幸福。（王冉，2011）
在政治权利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被排斥在社区组织、社区活动、社区管理之外，难以融入社区生活，没能参与社会管理。即使有限度的参与，也表现为参与层次低、范围窄、内容单一，农民工的诉求得不到政府的重视和合理的解决。尤其是作为基层服务平台的各级工会组织和城市居民社区，将新生代农民工排除在外，没有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整合。
在社会支持方面。目前，城市农民工在流动、就业、求职、生活等方面基本上处于原生态的无组织的自发状态，城市社会很少能为他们提供相应的组织帮助，这导致农民工成为一个既缺乏保护也缺乏约束的社会群体。另外，农民工虽然常年居住、工作在城市，但由于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明显差异，他们与城市居民之间并没有很多的交往，无法建立起与城市居民相融合的生活圈。
（三）新生代农民工对自我的认知——“我是谁？”
在身份认同上，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农民”和“市民”之间的尴尬境地。国家统计局2010年进行的新生代农民工专项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自己是老家的人”这一说法“非常同意”和“比较同意”的比例分别为46.3%和41.6%，对于“自己是农民“这一说法“非常同意”和“比较同意”的比例分别为23%和45.5%，对于“自己是城里人”这一说法“非常同意”和“比较同意”的比例分别为4.3%和18.5%。从城市融入的角度看，这显示出大部分的新生代农民工并不认为自己是城里人，在身份认同上更倾向于自己是“老家的人”甚至是“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