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的《1984》中有许多对洗脑的描述，在现实生活中的洗脑有许多并没有《1984》中那么明显、激烈和暴力，而是以相对平常和似乎无害的方式在悄悄进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罗伯特·契亚蒂尼（RobertCialdini）在《影响：劝说的心理学》（Influence：ThePsychologyofPersuasion）一书中指出，洗脑可以不动用特殊的手段和方法，只要巧妙利用某些现有的社会伦理观念就可以使人在思想上就范。例如，人们所说的忠、孝、义气、感恩都可以派作洗脑的用途，像歌颂“恩情”的歌词就可能成为“温和”的洗脑，它可以潜移默化地使人在政治心理上依赖恩主，因无法人格独立而在奴性中越陷越深。正如马克·吐温所说，“感恩是一种债务，就像被讹诈一样，交付越多，就越向你勒索”。谁一旦被这样的软绳索捆住，便当然只好永生永世地感恩图报了。洗脑利用的不过是人们常见的心理弱点和心智缺陷，而外部的环境因素也是可以在任何地方造就而成的，既然如此，那么每个人都有可能被洗脑。教育大众，对大众进行心智启蒙，是为了让尽量多的人对洗脑有充分的认识和警觉，这才是防范政治操控和邪教的最好方法，也是唯一可能的方法。
27“被洗脑”有罪吗
在美国，如何正确对待“被洗脑者”会碰到两个与这个国家的民主价值和法治原则有关的实际问题。一个是，如何为洗脑的受害者提供帮助，并提供何种帮助？另一个是，被洗脑本身不是一桩罪过或一种罪行，但是，在被洗脑者触犯法律，犯有罪行的时候，又应该如何看待他的个人责任？
“被洗脑”不是犯罪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邪教问题开始引起美国社会的广泛注意。但是由于美国缺乏关于邪教的立法，所以邪教信徒的教育转化主要是依靠民间力量。要帮助被邪教洗脑的人，就需要知道人是如何被洗脑的。这种知识先是来自50、60年代的政治洗脑研究，后来，一些曾经加入过，最后脱离了邪教人士的亲身经历和体会便成为特别真实而宝贵的知识来源。美国邪教问题研究专家斯蒂芬·哈森（StevenHassan）的《与邪教思想控制作斗争》（CombattingCultMindControl，1988）便是一本以亲身体会写成的书。他本人就是一个邪教受害者，1973年，他19岁，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加入了当时美国最大的邪教组织“统一教会教”（UnificationChurch）。在家人和专业人员的帮助下，他摆脱了邪教组织，并开始献身于反对邪教、帮助邪教受害者的事业。他在另一本关于邪教洗脑的著作《解脱束缚：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思考》（ReleasingtheBonds：EmpowerPeopletoThinkforThemselves，2000）中，从行为（behavior）、信息（information）、思维（thought）和情绪（emotion）这四个维度提出一个对洗脑和思想操控的分析模式（称为BITE模式），对认识人是如何被洗脑的有很大帮助。
洗脑的第一个方面是“行为控制”。行为是可以直观的，人们相互之间可以看到的不是头脑里的想法，而是行为。就算一个人有什么不当的想法，只要他不敢有所行为，只要控制了他的行为，也就实际控制了他这个人。控制行为的方法是制定严格的作息时间，强制参加各种经过精心安排的活动，如劳动、学习、小组讨论、相互交流。活动要一个接着一个，不让人们有闲暇时间。而且，还要对衣服、发型、饮食方式、睡眠习惯等个人生活习惯都有所规定和要求，要求他们以同一模式来生活。甚至还要求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劳动所得都归组织所有，所有的生活用品都由组织分配、发放。再就是利用人的虚荣心和好胜心，不断搞评比、树模范、学榜样。
第二个方面是“信息控制”。里根总统有一句名言：“信息是现代社会的氧气，它从有铁丝网的墙缝里逸出，穿过装设电网的围栏。”没有信息的人实际上是被关在他自己躯壳里的囚犯。控制了人的信息来源，人的心理活动就不能正常进行，不能对所处的环境进行正确的判断。信息控制有多种方式，一、控制信息来源，不让得到某些信息；二、不允许评论邪教组织，不允许散布怀疑教主的言论，不允许接触叛教者；三、组织对外宣传的信息和内部交流的信息是不同的，对外用“自由、平等、真实、成长、幸福”等人类追求的价值吸引新的成员加入，对内再进行组织纪律教育，灌输另一套不同的价值；四、组织内信息分层保密；五、使用一种内部的，只有他们自己能懂的语言，用语言定型思维，加强“我们”与“外人”的隔离。
第三个方面是“思维控制”。灌输黑白对立两分的世界观，不是天使，就是魔鬼，不是正确，就是邪恶，我们一切正确，反对我们的人都是魔鬼的代理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与我们作对的人一天天走向邪恶、堕落、毁灭。
第四个方面是“情绪控制”。心理学家华尔特·皮特金（WalterB·Pitkin）说，人的“情绪是行动的模式，……如果把情绪与行动分离，那就永远不可能把握情绪的作用。”情绪控制的目的是改变人的情感方式，动摇和瓦解人对自己情绪（爱、憎、害怕、希望等）的自主力，从而控制人的行为，而具体方法是“恩威并施”。先是用“爱”和美好的理想来吸引信徒，在言语上慷慨地赞美和奖励，如“高层次”“天使”“圆满的机会”（相当于“觉悟高”“前途光明”），使信徒感觉很特别、很幸福。然后便用恐惧和罪恶感来加以控制，如地球要大爆炸、世界末日要来临、不彻底悔罪就会万劫不复，所以一切必须听从教主的教诲，按他的指示办事，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哈森在邪教组织内的亲身经历使他对洗脑有了深刻的认识，但是，他认为，一个人被洗脑，并不等于从此被一个铁模子永远地定了型。只要被洗脑者受到了正面的教育和启发，是可以被改变的。美国社会也有一个共识：入邪教不是犯罪，入邪教者是可以通过教育和心理治疗而改变的。一个人加入邪教并不表示他就此变“邪”，他只不过是不幸成了无辜的受害者而已。哈桑在《与邪教思想控制作斗争》中指出，一个人入邪教总是因为先受到一些“坚定”信徒的指引，他们是新信徒的“指路人”“介绍人”，这同社会的一些其他群体（如入党、加入帮派、社团等）是差不多的。然而，即使邪教里那些动员、拉拢新成员入教的坚定信徒，他们自己也可能是误入歧途的受害者。社会不应该歧视和排斥他们，而应该为他们提供帮助。社会学教授詹姆斯·理查德森（JamesRichardson）在《积极的和被动的转变》（“TheActivevs·PassiveConvert”）一文中也指出，邪教的洗脑作用其实是有限的，它对许多人并不起作用，这只要从被招募入邪教组织的人数毕竟有限就可以看出来。而且，不少人都是加入后不久就退出了。就像一个人可以脱离帮派和政党一样，加入邪教者只要自己觉悟或者有社会和他人的帮助，也是可以脱离邪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