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过合理合法化的方式建构起来的高度组织化的现代社会中，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了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空间重组、重构，由此催生出真正意义的现代城市。城市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人类历史进入现代性的重要标识之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城市化浪潮突破了欧洲大陆的地理场域限制，席卷全球，几乎触及世界的各个角落。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是由此而展开的。现代城市空间孕育着发展和变化，正如涂尔干所说：“思想、时尚、习惯、新的行为正是在城市里哺育的，然后传到国家的其余地区”。正是现代城市的出现，割裂了人与土地的关系，破坏了传统伦理道德和政治权力的秩序感，颠覆了前现代社会相对静止凝固的时空观念。现代城市带给人一种与前现代社会完全不同的，充满着矛盾、偶然、短暂、流变和分裂的现代生活。在这个“万物土崩瓦解；中心无法支撑；释放在这世上的只不过是混乱”（叶芝）的现代都市生活中，“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马克思）。现代生活表现为各种声、色、光、电等都市景观的庞大堆积、挤压。现代人在对都市景观的沉迷中，丧失了自我，成为异化的、无根的、漂泊的都市陌生人。因此，沉迷于景观，还是批判地审视景观，成为都市文学置身“景观社会”中所必须面对的主题。都市空间经验的感觉化、片段化、复杂化消解了传统认知方式、思维方式及话语言说方式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文学和艺术生产自然无可挽回地陷入到表达危机窘境。一种与都市空间体验和都市生活相契合的新型叙事方式的出现，成为都市文学的内在诉求。
随着都市的兴起及其在中国的迅速扩展，作为现代性重要特征之一的都市化成为生活现代化的空间标志。19世纪中叶，现代性这一“巨型怪兽”植入中国，中央帝国的封闭版图被打破，漫长而痛苦的现代化进程由此展开。在这个过程中，一种全新的以商业经济为本位的空间样态——现代城市孕育而生。这种以商品交换为目的，以工业文明为形态，以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为关系结构而建构起来的现代都市，因人口聚集、流动频繁、职业构成驳杂、消费形态欲望化、社会生活节奏快以及公共领域增多等原因，显现出差异性、开放性、流动性、消费性、矛盾性等多重杂糅并置的空间特征。对于一向封闭保守、和谐宁静，重视人伦道德的乡村中国而言，现代都市不仅极度陌生，甚至是不可想象的。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随着中国现代性转型的深入，都市化已经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的既定经验事实。20世纪初，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具有国际色彩的大都市先后出现，而上海作为早期现代中国城市的示范性样本，无疑是中国走向现代性的一座纪念碑。鸦片战争后，即1843年11月17日，上海被迫开埠通商，昔日的旧式小镇，披上奢华外衣，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亚洲最大的金融、贸易、商业中心，号称“东方巴黎”。1843年，第一家现代出版印刷企业墨海书馆在上海创立；1844年，第一家英资医院——仁济医院在上海成立；1861年，天主教在上海设立震旦博物馆，陈列动植物标本；1865年，电灯在上海出现；1882年，中国第一家自来水公司在上海成立；1908年，上海街头出现第一辆有轨电车；1910—1920年，霞飞路现代商业中心已颇具规模，百货公司、咖啡厅、专卖店等应有尽有。与此同时，英美烟草公司、东方百代唱机唱片公司、日华纺织株式会社、法商投资的电车电灯公司等外资企业纷纷在上海投资建厂。30年代，随着国民政府迁都以及日军侵略的威胁，北平原有的文化中心地位失落。诗人林庚就曾感叹：“九一八以来，市民经济的不景气，使得北平故都的身份全然失去！渐来的是边疆之感了。”，生产方式的更迭变化必然导致新空间的产生。尽管新都市空间的诞生并不意味着旧有空间的迅速消亡、凋零，二者总是矛盾性地互相重叠、彼此渗透，但不可否认的是，从鸦片战争至此，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都市这一全新的、有别于前现代乡村社会的空间样态，神奇地在古老中国的大地上，扎根存活下来，流光溢彩地展示出迥异于古典城镇的都市图景，成为中国诸多现代因素的培养基。
都市空间作为现代生存体验的基本形式，决定了都市人的生存空间体验，同时也决定着文学艺术家的生存空间体验，构成文学的内在生命意蕴。现代都市的建构，带给人一种有别于乡村生活的全新的生存体验，形成都市人的精神生活特征。都市中“街道纵横，经济、职业和社会生活发展的速度和多样性，表明了城市在精神生活的感性基础上与小镇、乡村生活有着深刻的对比。城市要求人们作为敏锐的生物应当具有多种多样的不同意识，而乡村生活并没有如此的要求。……正是在这种关系中，都市精神生活的世故特点变得可以理解”。20世纪30年代前后，当已具有相对完整的工业、贸易、金融和服务体系的上海从以宗法制为本位的城镇中剥离出来时，乡村中国千百年来沿袭下来的长幼有序、克己守礼、平和仁爱的生存法则也被一步步地瓦解，其显露出与文化古都北京不同的生存样态。奔腾着金钱的波涛，弥漫着流光溢彩的都市作为异质性殖民空间侵入的必然结果，消解了巫魅化、田园化的前现代空间，带给人一种与乡村完全不同的都市生存体验。过度、短暂、偶然成为现代生活的代名词，生活内容的丰富复杂、生活节奏的加快、生活精密度的提高、人际交往的表面化和事务主义以及强烈的个人自主性成为现代都市生活的主要特征。
对文学艺术家来说，上海作为现代大都市不仅为他们提供了新的生存空间，而且使他们在都市生活的现代震撼中，摒弃了传统空间经验的感知方式和表达方式。都市赋予海派作家以现代的书写视角，他们放逐了“五四”时期以民族、国家、自由和解放为核心建构的启蒙话语模式，在都市日常生活体验中寻找灵感，捕捉眼前的都市光色和心中一刹那的感觉和印象，从生存体验的层面上确认了都市文化的内在意蕴。玄明在《现代》创刊号上刊载《巴黎艺文逸话》一文，以巴黎为例指认出人类已经进入大都市生活的时代。这个时代里，“裸体替代着拖泥带水的裙裾。南美洲的下流地方来的黑人的ja 和polka。……地下铁道，立体派的图画，打字机，布尔什维克主义，足球，拳术，留声机，五彩照片，电影，庞大的广告牌，夜总会，古加音，丝袜，安全剃刀，空头支票，费罗伊特主义，快而没有痛苦的离婚，英文报纸，第一流音乐都可以在家里听到的无线电，飞机和cocktail（鸡尾酒）。cocktail！这真是我们这时代的大发现。……我们的时代是cocktail的时代！……你可以把各种玩味和各种阶级的人都调和在一起，cocktail的时代啊！”
从感性层面上看，都市的“技术文明不仅是一场生产革命，而且是一场感觉的革命”等自然图景尽管回望在都市的视野里，却不再言说着乡村的诗情画意，自然被包裹上鬼魅、虚幻的外衣，根本无法疗救都市人“吃药也无法预防的”精神痼疾，人最终只能像《夜叉》中的卞士明、《旅社》中的丁先生、《魔道》中的“我”那般，带着深深的失望、无尽的恐惧逃回都市。被都市的概念控制着的都市人从根本上丧失了享受自然的能力，不能以真实的状态与自然相遇，只能停留在对乡村的疏离和无聊、挫折、恐惧之中。施蛰存在小说中以离奇的感觉叙述着城市与乡村的分离、乡村的失效以及都市对乡村无可挽回的吞噬，乡村空间的魔幻化、鬼怪化、巫魅化、异己化缘自都市人多疑、厌世、冷漠、孤独的心理状态，是都市空间经验的曲折表达。因此，李鸥梵在《现代性追求》一书中将施蛰存的这类小说称为“城市新型怪诞侦探故事”。
新感觉派小说既利用空间符号大量堆砌的隐喻手段，参与了虚拟变异的表征性都市社会空间建构，另一方面，新感觉派小说也是新都市空间经验的衍生物，正是基于此，我们认为，新感觉派小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都市文学。正如吴福辉在《都市漩涡中的海派小说》中所说：“现代文学第一个10年占主要地位的，仍然是乡土文学……只有到了20年代末期，文化中心南移并与经济中心合一，现代都会上海与现代化都会的文学表现，几乎同时升起，我们方才有了全新意义的都市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