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以及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工业化过程，建构起一个有别于传统的现代性社会，其中时空观念的改变是现代性社会区别于前现代社会的重要特质。在前现代社会中，尤其是运用机械时钟统一测定时间，以确保全球时间精确性之前，时间一直与空间（地点）紧密相连，空间需要通过时间的支撑来获取具体、真实的存在意义。但是，随着现代性社会的到来，现代性带给人类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社会活动的全球化，它在拓展人类享受生活的空间范围的同时，潜藏着“巨型怪兽”般的高强度风险。各国、各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互相连接、互相缠绕，缔造出一个现代性网络系统。在这样的网络系统中，不同的区域、空间挣脱了时间的束缚，同时性、并置性地存在，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大众传播媒介在现代时空观念的转变上发挥着绝对化与极致化的促进作用，不同空间中的人们，以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为依托，享受着“天涯若比邻”的曼妙感觉。福柯正是由此提出，这是一个同时性（simultaneity）和并置性（juxtaposition）的时代，而吉登斯在研究现代性、全球化与时空关系时进一步解释，“全球化的概念最好被理解为时间与空间的伸延和分离，即‘时空分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时空分延”不仅意味着时间与空间分离以及空间范围的拓殖，更为重要的是空间从具体场所中“脱域”（disembeding）而出，社会关系从地域性关联中脱离出来，空间阻隔被彻底打破，亲临现场对现代人而言不再具有魔魅的吸引力，在场与缺场纠缠在一起，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在场越来越直接地为那些在时间—空间意义上的缺场的东西所取代。由此，以报纸为代表的现代大众传媒的衍生成为纠合在场与缺场的重要介质，它凭借着机械可复制性、高强度弥散性和即时性等特质，打破了古典空间相对凝固静止的封闭状态，以世界是由不同点与点之间的混乱网络构成的现代时空经验，消解了举头望月、伤别思乡、“家书抵万金”式的古典时空经验，创建了一张联结全球的现代之网，在这张“魔网”的笼罩下，人即便可以日行千万里，翻越高山海洋，也都依然不同程度地为现代大众传媒所控制监管。故而，吉登斯在研究现代经验的传递时提出，最初“报纸（以及所有种类的其他杂志和期刊）把空间从地点中分离出来”，“印刷和电子媒体融合以后，这个过程才成为一种全球化的现象”，而直到今天“印刷物仍然处于现代性及其全球化网络的核心”。
现代大众传播的兴起彻底改变了传统的空间形式和样态，形成了空间媒介化趋势。传播媒介已不仅仅是空间的填充物、构成物，而且成为建构、型塑空间的决定性因素。在现代战争制约下，国统区传播媒介的空间型塑发生巨变，文学公共领域向政治公共领域转换，传播主体由战士、文学生产者和文学传播者等多重身份构成，政治公共领域内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功能强化、趋同，上述诸种趋向实现了国家民族空间的建构生产。深入分析文学、现代传播、公共领域、国家空间之间的内在关联，有助于理解国统区文学艺术与现代性社会历史之间的关系，揭橥国统区文学与传播的内在特质，挖掘其背后的意识形态规划策略。
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作为现代的产物，它的出现与城市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日本学者佐藤卓己在《现代传媒史》中提出：“如果说媒介具有沟通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功能的话，那么城市就是媒介。而所谓城市论，就是阅读作为文本的城市空间。建筑物在向人们发出信息，繁华的街道、公园或者说办公室与工厂，是为了主流而创造出来的空间。城里人指的是可以解读这种城市的人。空间（space）是由于经验而产生关联的场所（place），城市是浓缩这种关联性的场所。既然城市化是空间的组织化，出版、报纸、广播等大众媒介自然会集中产生于城市。”。因此，当20年代末北京的一大批传媒机构迁移到拥有丰富读者资源，报刊、文化消费方式充分舒展的上海时，连一贯以“乡下人”自喻、对城市文明抱有强烈抵触情绪的沈从文亦于1928年南迁到上海，其后近一年间，现代、新月、北新、中华、华光等书店以及许多知名杂志都曾销售、登载过他的作品。
现代性不断向外扩张的本质，给人类带来世界性的“整体战争”。1937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作为“整体战争”的一部分，是现代性社会建制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它打破了高度组织化的城市空间平稳的表象。随着京津失守、沪宁沦陷，中国原有的文化中心在刀光剑影中黯然失色。大批工厂、机关、文化教育机构被迫迁移，知识分子则以其执著、坚守的本性，在流亡逃难的历练中依然坚持文化生产与传播。重庆、昆明、桂林、成都、西安乃至浙江金华、丽水及福建永安、云南丽江等偏远乡村小镇，随着各种文化团体、教育机构、抗日组织、文艺界学术界名流的聚集，首次在中国现代文化中心的版图上标识出自己的位置。1937年后，成都、重庆、西安、桂林、昆明都曾出现大量的文学刊物，其中成都7种（1937年）、武汉10种（1938年）、桂林10种（1942年），重庆出版的文学刊物由1925年的1种发展到1944年的7种。国统区文化中心在萎缩后的再度拓殖过程中，其传播空间在纯粹的地理学意义上，由沿海转向内地、由城市转向山区、由繁华都市转向穷乡僻壤，凸显出流散性特征。如果不是战争，可能谁都无法料到一个封闭的地区性内陆城市——重庆会成为战时中国的地位与形象的象征。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重庆宣言，宣布“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随后，苏联、美国、英国、法国、波兰、荷兰、比利时、韩国等30多个国家在重庆设立使领馆或办事处。抗战爆发前中国共计有108所高等院校，在抗战中迁到四川的有48所，其中31所聚于重庆，包括著名的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知名度很高的作家大多曾在重庆从事文学创作，如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巴金、田汉、洪深、夏衍、阳翰笙、宋之的、吴祖光、陈白尘、艾青、臧克家、胡风、艾芜、吴组缃、姚雪垠、张天翼、张恨水、靳以、杨朔等。《新蜀报》文艺副刊《新光》、《蜀道》，《新民报》文艺副刊《血潮》，《商务日报》文艺副刊《文艺战线》，《国民公报》文艺副刊《文群》，以及老舍、罗荪等编辑的《抗战文艺》，罗荪主编的《文艺日报》，胡风主编的《七月》，郭沫若主编的《中原》，叶以群主编的《文哨》，洪深、吴祖光等主编的《戏剧时代》，邵荃麟、葛琴主编的《青年文艺》，陈西滢主编的《微波》等媒介机构的大规模发展，则为作家创作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传播渠道。与此同时，另一个仅七万人口、毫无文化地位的小城市桂林也转瞬成为云集三四十万人口、数十家报刊社及上千名文化人的重要文化城市，并在以后几年里成为中国南方的文化中心，享有“桂林文化城”的美誉。以原始部落名字命名的昆明此时也一扫蛮荒遗迹，迎来了西南联大的鸿儒硕学，成为中国文化学术的中心，战时中国文化人心灵、情感和智慧的栖息地。
当战时状态切断了乡村与城市的血缘关系，在传播空间上由“在场”走向“缺席”时，文学作品及其背后的作家并未从现代性统制中脱域而出，他们在相对清新宁静的边缘生活中，依靠文化传媒“时空分延”的优势，坚守着生产可以强化国族的意识形态，建构民族共同体，实现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国家具有“在前所未有的巨大尺度上处理空间的科学与技术（资讯）能力。中心/边缘的矛盾来自全体/部分的矛盾，因为所有的全球性构造，都导致集中的中心性（centrality）的建立”。因此，“属于富裕与权力之中心的支配空间，不得不去型塑属于边缘的被支配空间”。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大后方的文艺家们也不断以召开座谈会或撰写文章的形式，总结与阐释抗战文学——大后方文学的得失与经验教训。因此，这一时期人文知识分子边缘化的生存空间与充满政治权力斗争的有形的和无形的战场被超时空地并置，无论是作家、传媒人还是作品，都无法从现代性统制中“脱域”。以茅盾、田汉、艾芜、巴金、张天翼、老舍、端木蕻良、沙汀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家尽管辗转于边陲之地，但是相对清新宁静的乡土化生活并没有使他们放弃以文学生产强化国家空间，建构稳固的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使命”，《霜叶红似二月花》、《劫后拾遗》、《秋声赋》、《穷追一万里》、《黄金时代》、《怒吼吧，香江》、《双忠记》、《金钵记》、《岳飞》、《山野》、《故乡》、《落花时节》、《还魂草》、《某夫妇》、《科尔沁旗草原》、《华威先生》、《腐蚀》、《寒夜》、《四世同堂》、《在其香居茶馆里》等体现出鲜明的民族国家文学特征的作品，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传播出去，并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在中国现代文学传播史上涂上灿如夏花的一笔。在由大众传播媒介所生产的现代性空间网络系统中，只有民族国家文学才能够得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从而真正打破时空阻隔，在不同区域、不同层次的受众中获得快速、及时、广泛的传播。
当国统区文学生产与传播的主导性空间由中心租界向边缘城乡、由前线阵地向大后方拓殖时，作家们原有的世界经验、感知方式、文化视野、审美心理等均遭受着巨大的挑战。一部分原本就追求超然物外、自由洒脱的个性化叙事方式的作家，此时面对着贫困、流离而又不乏淡远余味的乡野艰苦生活，感受着由生活空间的置换而引发的关于都市/乡村的复杂经验，重新体悟到自然与生命原有的乐趣与庄严。钱穆在《八十忆双亲》中回忆随北大辗转西行至昆明的经历时说，除晨晚散步外，尽日在楼上写《史纲》，入夜则看《清史稿》数卷乃入睡，楼下泉声深夜愈响，每梦在苏锡乡下之水船中，或携陶渊明诗一册，一路吟诵取温泉。冯至回忆起创作于1937年到1942年间的散文集《山水》时也说，在抗战中……当社会里一般的现象一天一天趋向腐烂时，任何一棵田埂上的小草，任何一棵山坡上的树木，都曾给予我许多启示……无论在多么暗淡的时刻，山水中的风景和人们都在我的面前闪着微光，使我生长，使我忍耐。梁实秋应友人刘英士之约为其在重庆主办的《星期评论》而写作的《雅舍小品》，更是直指颠沛人生中难有的超脱与淡逸。看上去瘦骨嶙峋、单薄得可怜的雅舍，以其清雅的乡野美色傲视战争的炮火硝烟，雅舍“屋内地板乃依山势而铺，一面高，一面低，坡度甚大，客来无不惊叹，我则久而安之，每日由书房走到饭厅是上坡，饭后鼓腹而出是下坡”，雅舍门窗不严，邻里间“咿唔诗章，喁喁细语，以及鼾声，喷嚏声，吮汤声，撕纸声，脱皮鞋声，均随时由门窗户壁的隙处荡漾而来”，雅舍“入夜有鼠子瞰灯，才一合眼，鼠子便自由行动，或搬核桃在地板上顺坡而下，或吸灯油而推翻烛台，或攀缘而上帐顶，或在门框桌角磨牙”。在一个由现代性战争所强化的极端、典型的现代性社会中，外乡人作为漫游者的身份及其流动性本质所决定的陌生、疏远的都市心理症结，使得他们在不得已斩断了与城市的密切关联后，远未流落为耕织传家的乡民，他们知道迟早都要回归，因此在灵魂中他们不但没有切近乡土生活，反而成为乡村中的精神贵族，他们身上由疏远和亲近、中立和介入混合构成的特性，使得他们能够抛却战火中的血肉横飞，以优裕而美好的心境审视他们所置身的乡野，享受乡间野趣。战争对文化人这种不彻底的放逐，反而成就了一部分作家新的审美状态。
总之，鸟瞰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文学，不难发现城市与乡村、战争与和平、激越与宁静、超然与济世、救亡与启蒙、国家与个人、凝重与轻盈、悲壮与恬淡、政治与审美等主题多重变奏，如此嘈杂地交互存在，使新文学在40年代更加丰富多元。但是另一方面，在民族国家利益被推向极致的年代里，承载着生产民族国家空间、重振民族国家共同体的重担的现代传播媒介，只能大张旗鼓地引导与加强民族国家文学生产，像钱钟书、梁实秋、沈从文等人书写自然与生命感悟的作品、有悖于民族国家整体利益的文学都只能掩迹于文化的边缘处，无法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这也是现代民族国家空间对文学的一种有效监管手段。文学生产与传播始终置身于国家权力“眼睛”的控制下，无法与主流意识形态所建构的国家空间相脱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