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晰完整的领土边界、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以及对社会有效监控的政府组织是构成国家空间的三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对领界完整和领土拓展的希求是国家空间形成并运转的地理学基础。当构筑在民族共同体基础上的国家空间继八国联军侵华后再度燃起战火，众多有着强烈家国一体观念的作家在体验到国破家亡的痛苦感受后，均对国家空间的权威性予以认同，他们力图通过蕴含民族国家精神的文学生产来巩固、强化国家空间的意识形态，其文本中的宏大叙事与国家空间隐喻成为国统区文学创作巩固国家意识形态的两种主要方式。日本对中国的侵犯行为，必然在客观上促成南京国民政府和民众双方以各种方式强化民族共同体。全民抗战是对国家空间统一性、整体性遭受侵犯的顽强抵抗。国破家亡的民族危机与苦难只有在高扬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意识中才能得以抚慰。“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激情被再度点燃，对享有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尊严的渴求，使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得到政府和民众的普遍认同，甚至某些与南京国民政府在民族国家建制的理解上一直颇有争执的知识分子，面对民族国家这类中国人固守的“民族大义”和“公众利益”原则，也与政府达成妥协和共识。
正是民族国家文化共同体的身份认同，赋予了作家的个体身份归属，使作家的个体独立意识融入国族的文化想象之中。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社会群体或一个人归属或希望归属的那个群体的成规所构成的”。因此，战士—文学生产者—文学传播者多种身份的合一，在国统区不但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且也是个体自我兴趣和集体兴趣合一的必然结果。国统区持续了近十余年的战争改变了作家积习的文化生活方式，他们走出了文学沙龙和亭子间，第一次把自己的生命与民族危难、抗战救亡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因此战士的身份成为他们的第一选择。既是文学生产者，更是民族战士，这是国统区绝大多数作家的自觉认同。这里的战士不仅指利用战时空隙从事文学写作的来自抗战前线的士兵，而且包括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将文学写作看作是激发民众抗战激情，刺向敌人以及腐败社会肌体的枪支、匕首的文化战线上的战士。尽管他们不是军事意义上的战士，但是他们的文学写作充满了斗争精神和民族意识。巴金在1937年《呐喊》创刊号中提出，一个人的生命容易毁灭，但群体的生命永生，应该把自己的生命寄托在群体的生命上。换句话说，把个人生命联系在全民族的生命上面，民族一日存在，个人也不会灭亡。因此，作为记录生命体验和再现生存境遇的国统区文学自然也无法回避型塑国家空间的历史使命，文学在这个时代，在战争的压力下自愿地开始书写民族—国家情绪，建构国族文化意识，努力实现民族共同体的身份认同，为构筑民族国家的文化共同体服务。作家对战士身份的认同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具有强烈的鼓动性和攻击性。
从文化领域看，中国全面进入战时文化状态的标志性事件，是1936年数百名文学艺术家发表《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和《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表达了救亡图存、共同抗战的意志决心。1937年12月31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1938年1月29日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宣告成立，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至此，中国文化领域全面进入战时文化状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机关刊物《抗战文艺》的发刊词，表达了这种战时文化的强烈意识。发刊词可视为全国进入战时文化状态的总动员令，它号召全国文艺工作者：“为着巩固文艺的国防首先强固起自己营阵的团结，清扫内部一切纠纷和摩擦，小集团观念和门户之见，而把大家的视线一致集注于当前民族大敌。”几乎所有的文化工作者都以激愤昂扬的战斗姿态，参与到战时文化的建设当中。1938年4月1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建立，各党派尤其是国共两党文化界人士共同作战，在军事委员会的战时政体下，开始了战时文化的具体领导和实施。许多在某种意义上处于边缘性的作家，也毅然改变自己的写作风格，转向战争文学的创作，从个性化的低吟浅唱转向战斗的呐喊，从商业化的市民情调转向从容赴死的斗志豪情。文学的个体精英意识和个人意识为大众群体意识和国家意识所取代。在这一阶段，民族主义充斥了以大众传媒为载体和平台的全部公共领域中，民族国家想象成为公共领域中的主流音响，凡是与之相违背的声音，都被当作干扰社会发展和国家建制的噪音，被无声地清除和扼杀在公共领域之外。
在国家空间的监控下，国统区文学生产者自然放下个性话语，操持宏大叙事，关注民族国家命运，挖掘民族痼疾，令文学承担起重整山河的神圣使命，而与战争无关的艺术审美追求则受到抑制。适合大众的叙述方式，符合大众的战时文化诉求，成为小说家的自觉追求。鸳鸯蝴蝶派的文学主将陈蝶衣提出，在目前这样的大时代里，文学应该尽速地和大众发生密切的关系。因此，被并置于战争轨道的国统区小说不得不适应十万火急、刻不容缓的战局战况，剑出鞘、弹上膛，金戈铁马，万箭齐发，小说从生产到传播的流程，必须符合战争的节拍。从叙述方式上考察，无论是战争前期的充盈着强烈乐观情绪的战地小说，还是中后期浸润着批判反思情绪的讽刺小说、抗战小说；无论是鸿篇巨制，还是短小篇幅者，大多重新以“情节—性格”结构统摄全篇，小说叙事时序、时间刻度以及时间转换语显现出清晰严整的特征，无论是全知型还是限知型的视角选取，叙述人“讲述式”叙述口吻的采用使受众很容易从中获取明确的意义，归纳出教化意图或得出某些符合民族国家建设的道德结论，具有明确的价值指向和道德劝谕功能。1938年，巴金带着一颗憎恨的心，目睹了桂林的每一次受难，旋而创作了控诉敌机滥炸的小说《还魂草》。这篇四万多字的小说以还魂草的童话故事为中心线索，按照人物性格逻辑的发展，竭力铺陈出利莎和秦家凤之间的真诚友谊，精心刻画她们的纯洁心灵和美好情操，关于敌机狂轰滥炸的描写仅83个字，却构成美与丑的极致对比，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精神创伤，无论是叙事逻辑线索还是价值趋向都清晰明确。丘东平《第七连》、曹白《这里，生命也在呼吸》、阿垅《闸北打了起来》、端木蕻良《螺狮谷》、碧野《乌兰不浪的夜祭》、沙汀等人合著的《华北的烽火》等凝结了民族的斑斑血泪，回响着战士的呐喊呼叫，体现了伟大民族斗争意志和坚韧精神的作品中，抵御外敌、维护民族国家的统一的宏大话语书写成为文学的自觉追求。就连以“社会言情”小说写作而大获成功的张恨水此时也摒除了《金粉世家》式的浪漫唯美，向时代中心意识——国族共同体意识——突进，在《虎贲万岁》、《巷战之夜》、《桃花港》、《潜山血》、《前线的安徽，安徽的前线》、《游击队》、《敌国的疯狂兵》、《疯狂》等作品中，再也找不到翩翩美少年那百转千回终不悔的爱之绝唱，通篇充斥着战斗的情节、史诗的品格和高大全式的战地英雄形象，以此来唤醒国民、鼓舞士气，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张恨水的小说写作借助报纸连载的优势，把注意力放在唤起民众的救亡意识之上。在一系列抗战小说的写作中，他放弃了诗意浪漫的笔法，以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以情节为中心的叙述结构，以清晰的线性时间逻辑，以类型化、戏剧化人物为主的人物形态，张扬了民族团结抗战的献身精神，而小说流畅、通俗的民族风格及简洁的白描式语言手法的采用，最大限度地适应了社会普通民众的文化认知水平，拓展了小说传播的接受范畴，为小说社会教化功能的实现提供了形式保障。老舍在《四世同堂》中有效地利用全知视角，鸟瞰式地记录了生活在北平小羊圈胡同中的人们八年的亡国奴生活，作品在历史的深度和现实的广度方面取得极大的成功，老舍以深邃的视角，通过对百余个艺术形象的刻画，透视民族文化心理，挖掘民族痼疾，探寻疗救根源，实现了大众化与艺术性的合一，该小说经翻译，被介绍到法国、苏联、日本等国家，被视为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杰作。20世纪40年代，小说创作中民族国家意识的强化，大众化叙述手法的回归，都是战争文化传播观念制约下文学的必然状态。小说写作在符合社会意识形态规范，切近受众需求，满足受众阅读期待的同时，受民族国家理念影响，把个体“询唤”作为主体，从而使民众内化出一种自我压迫和束缚的法则。只有这样的文学，才能真正适应战时文化观念的需求，实现强化民族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需求。
当战火点燃时，日军对中国的侵犯，破坏了为现代世俗国家的主权提供正当性依据的民族共同体的理念，因为民族总是被想象成一个特定的空间范畴，即特定的领土，世界的一部分，只有在这个属于共同的统一的空间范畴中，民族主义、民族身份甚至民族国家才得以建立。强烈的疆土意识一直构成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这种疆土意识经由民族国家理念的现代转换，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建构文化空间的传统资源。“中国古代的疆土意识在中国古人那里具有极大的普遍性和深刻性，这是因为中国古人的疆土意识是植根于他们对于土地的生命依恋的。中国古人一向把土地看得极重，视土地为生命之本。……中国古人的疆土意识一方面体现为疆土空间感，即很重视、很自豪于自己国家的这块国土，形成很强烈的国土体验；一方面是对疆土的赞美和依恋，这里饱蕴着得之于历史的丰厚的文化内涵。”暴露民族精神的萎靡、力图恢复民族生命力的动力，源自对伟岸的中华民族这一想象共同体的认可和接受，民族存在，个体就不会消亡。对民族国家的构筑和对地理空间疆域的关注，使得国统区的文学生产成为现代事业的一部分。国家空间作为主导空间在多种空间中居于核心地位。只有符合国家空间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态的文学，才可能顺利地通过文学生产与文学传播的全部流程，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实现教化和审美的功能。透过萧红的《呼兰河传》、《生死场》，老舍的《四世同堂》，曹禺的剧作《家》，艾芜的《丰饶的原野》、《故乡》等作品，我们同样不难发现山河、故乡、家等作为国家空间的隐喻大量充斥于文本之中，在对山河、故乡、家等空间里或苦难、或抗争、或感伤的描绘中，显露出文学生产者心灵内部对民族国家意识的或显现或潜在的认同。如在萧红的代表作《生死场》中，那群“蚁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的血汗肥沃了大地，种出粮食，养出畜类，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的威力下面”的卑微的男女老幼，在日军的进逼和入侵下，却一改从前“蚁子似地为死而生”，歃血盟誓、齐天大呼，“巨人般为生而死”。尽管作品没有张扬激昂向上的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的豪迈气概，注重表现战争中弱小个体在历史进程中承受的不幸和悲苦，渗透着女性的细腻敏感乃至个体感悟，但从作者对战争促使处于偏远空间中、受主流意识形态浸淫最少的最平凡个体生命迸发民族意识和民族尊严的带有肯定性的描写中，依然可以认定它是国家空间意识下的文学产物，并未脱离国家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