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经规矩的人刚正不阿且不攀附、奉承他人，他们廉洁而不乖戾，能直道而行，没有私心。
刘秉忠是元世祖忽必烈第一个信用的汉儒。在忽必烈的创业过程中，刘秉忠参与机密，献计献策，制定朝仪官制，被誉为元世祖的股肱重臣。但功成名就的他毫不贪权图利，而是以清廉自持，成为千百年来令人敬仰的智者。
对于权力，大多数人都非常渴慕。尤其是对那些具有强烈权力欲望的人来说，利用一切机会从别人的手中夺得权力，是其人生中的最大快事。而当他们功成名就之后，就会牢牢抓住手中的权力不放，有些人甚至会利用权力来谋求个人的私利。
纵观古今中外，处于最高权力层的人物对于权力的态变，似乎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第一种是追求权力，一旦掌握权力之后，就再也不愿被别人抢走。第二种是贪恋权力，而且一旦控制权力之后，会擅权专断，作威作福，甚至不顾民生疾苦。第三种是对待权力小心谨慎，或者恪尽职守，精忠报国，如诸葛亮对于蜀汉政权；或者极力远离权力场，将手中的权力让给别人，以求明哲保身，如曾国藩晚年自动让权；或者功成身退，不再留居在官场中，如范蠡和张良的隐逸或离权。第四种是位居权力最高层，既不过于贪恋权力，也不刻意让权或隐逸，而是将权力视如淡水，不以权谋私。这类代表人物之一就是元世祖忽必烈的股肱重臣刘秉忠。
刘秉忠，字仲晦，本名刘侃，少时出家为僧，号子聪，又号藏散人。刘秉忠祖籍瑞州（今江西高安），兀太祖十一年生于邢州（今河北邢台）。其先祖曾在辽朝当过官，金灭辽后，又在金朝为官，为金邢州节度副使。蒙古军队攻占邢州之后，设都元帅府，刘秉忠的父亲刘润为都统，后改署州录事，并历任巨鹿、内丘两县提领。
刘秉忠生来就风骨秀美，异于常人，素有志向，为人豪爽而不羁。他从小就聪明好学，据说每天记诵数百言，能够过目不忘还对《易经》等经史、天文、地理、律历以及卜算、遁甲等都深有研究。按照当时的制度，凡是在蒙古贵族领地为官的汉人，都必须以儿子为人质，因此刘秉忠在十三岁的时候就于都元帅府做人质，在这里初次领略和学到了一些从政的方略。
为了养家，刘秉忠十七岁时到邢台节度使府当了令史，主要负责文字记录和抄写工作。但从小就心怀异志的刘秉忠对这样枯燥的工作并不感兴趣，他时常郁闷不乐，不安心于现状。有一次，刘秉忠将毛笔投掷在书案上，感叹道：“我家世代为朝廷所重用，我怎么能自甘沦落，当一个刀笔小吏呢？大丈夫生不逢时，怀才不遇，就应该隐姓埋名，以待时机，以求有朝一日再施展自己的鸿鹄之志。”
于是，刘秉忠毅然辞职，到武安山中隐居。后来，他的才华得到天宁寺虚照禅师的赏识，特意将其招入山中，为其剃度，并改名子聪，在寺庙中掌书记之职，所以后来人称“聪书记”。此后，刘秉忠游历云中（今山西大同），留居南堂寺。
十余年之后，已经二十七岁的刘秉忠在空门中经过潜心治学和博览群书，已经具备了敏锐的洞察力，而且对古今治乱兴衰研究得十分透彻，由此具备了超乎寻常的政治见解和胆识。在这种情况下，刘秉忠开始寻找机会，以期实现治国安邦的宏伟心愿。
1242年，机会终于来了。
这时，身居漠北和林（今蒙古国哈尔和林）的藩王忽必烈欲有所为于天下，积极接纳中原文士和儒释道三教名流。燕京（今北京）大庆寺高僧海云禅师应忽必烈之邀请，身赴漠北，途经云中时，闻知秉忠的才名，特意约他同行。刘秉忠也欲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于是与海云禅师一同北上，谒见忽必烈，走上了人生的转折点。
到达和林后，刘秉忠多次受到忽必烈召见。他纵论天下时事，深受忽必烈的赏识。当梅云禅师返回时，刘秉忠被留了下来。从此，刘秉忠几十年都没有远离忽必烈，参与了忽必烈创建元朝的各种大计方针的决策，为辅佐忽必烈完成统一大业竭尽了全部精力。
刘秉忠之所以能够成为忽必烈的左膀右臂，不仅仅是由于他个人的杰出才能，更主要的是他在元朝统一的过程中所做的各种贡献。终其一生，刘秉忠的献计献策不计其数，而人的方面主要表现为制定施政大纲，为忽必烈承袭中原帝业、治国平天下设计了一幅完整的政治筛图。
当忽必烈奉胞兄蒙哥汗之命，总理漠南之地时，忽必烈率刘秉忠等臣属南下，开府于金莲川。为了治理好漠南地区，刘秉忠建议忽必烈应“思周公之故事而行之”，要抓住这一建立基业的千载良机。
他对忽必烈说：“在朝廷内部，应该遵循古代典籍礼制，依照伦理法度为指导思想。在内部，官职莫大于宰相，宰相统领百官，感化万民；在外部，官职莫大于将帅，将帅统领三军，安定境域。因此要选择良相贤将，内外相济，这是当前最为迫切的问题。”
对于蒙古国官制混乱的缺陷，刘秉忠又上疏建议：
“目前官无定次，清洁者不能升迁，污滥者不能降陟。应当参考古例，制定百官爵禄仪仗。此外宜慎选县宰，使民心安定。县宰正，民心自安。”同时，他还建议去除繁苛酷刑，取消了鞭背之刑，严禁私设牢狱，使法令更加完善。
为了减轻百姓负担，刘秉忠提出“国不足，取于民；
民不足，取于国。有国家者，置府库，设仓廪，亦为助民；民有身者，营产业，辟田野，亦为资国用”，认为国与民二者是互为补充、如鱼之与水的关系。因此他主张轻徭薄赋，减轻百姓的差役负担，免除苛捐杂税，为漠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刘秉忠还积极倡导学校教育，主张尊师祭祀，开科举士，选举有才华的读书人做官。他建议忽必烈，应由官府出钱养那些没有产业的名士宿儒，使之不受贫困侵扰。这样，就得到了许多知识分子的拥护和支持。
刘秉忠的上述各项建议和做法，实际上就是忽必烈推行“汉法”的理论基础。当忽必烈到达漠南地区的第二年，这些建议大部分就得到实施。尤其是在河南唐、邓诸州和陕西凤翔、京兆等地兴利除弊、铲除贪官污吏、招抚流民垦田、兴修学校、保护儒士等，是忽必烈推行“汉法”的一次实践。这次实践的成功使忽必烈认识到只有“行中国之道”，方能“得中土之心”的道理，为他以后统一全国打下了基础。
1259年，蒙哥汗死于伐宋的军营中，忽必烈返回漠北，从幼弟阿里不哥手中夺得大汗之位。至此，除偏居江南的南宋之外，大漠南北和中原地区已落入忽必烈的股掌之中。这时，忽必烈面临着如何统治中原、继承中国历代帝王基业的迫切任务。于是，他再一次向刘秉忠问计。
早在漠北汗王府时，刘秉忠就曾向忽必烈进言指出：
“可以在马上取天下，不可以在马上治天下。”这一道理深深地打动了忽必烈。当忽必烈再次请教“治天下之经，养民之良法”时，刘秉忠广采历代王朝的典章制度，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一一编列成章，呈送给忽必烈。据此，忽必烈将纪年方法改为与中国历代王朝传统相吻合的“中统”，后又改年号为“至元”。在至元八年，又采取刘秉忠建议，废除“蒙古"国号，建国号为“大元”，于次年定都中都（今北京），改称为大都。此外，在官制、军政和司法、地方等方面，忽必烈也依照刘秉忠等人的建议，一一进行了改革，建立了一套完善的中央集权统治。
由于刘秉忠的精心谋划，元朝的统治终于走上了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相衔接的轨道。例如“颁章服，举朝仪，给俸禄，定官制”，使章服有序，朝仪合礼，官有其职，位有定员，且食有常俸，因此吸引了各地人才，使那些朝廷旧臣、山林隐逸之士都重新得到录用，元朝的统治面貌焕然一新。因此，奠定元朝“一代成宪”，首功之臣实非刘秉忠莫属。
于是忽必烈准奏，即日赐名刘秉忠，并令其还俗，官拜光禄大夫，位太保，参领中书省事。同时，又下诏以翰林学士窦默之女为妻，赐给府第，成立家室。
还俗之后的刘秉忠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当上了封建王朝的最高级别官僚。但是，他仍然斋居素食，过着心如止水的简朴生活。
在刘秉忠的一生中，从未因为个人私事而利用过手中的权力，这和其他手握朝廷大权谋取私利的高级官员相比，犹如天壤之别。因此，当刘秉忠于至元十一年在上都南屏山无疾而终时，忽必烈悲痛万分，对群臣说：“秉忠事朕三十余年，小心谨慎，行事细密，不避艰险，正直无私，言无隐情。”这段话无疑是对刘秉忠的中肯评价。
据说刘秉忠在南屏山闲居时，独自在山间修建了一栋小屋，自己一个人住在林间，身边没有侍童陪伴。在茶饭之余，他走在山林之中，忘记了尘世的权力，终日淡然吟诗作词，怡然自得，过着悠闲自乐的生活。
刘秉忠死后，追赠为太傅，追封赵国公。元仁宗时，又晋封为常山王。
刘秉忠以自己的远见卓识获得了忽必烈的赏识，几十年来侍奉忽必烈左右，为统一全国出谋划策；他劝忽必烈推行“汉法”，使蒙古得以入主中原，站稳脚跟，因此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一代谋略大家。而他在功成之后，视权力如淡水，更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在他看似散淡的政治生涯中，实则隐藏着卓越的智慧，这也正是他受到后人尊敬和赞赏的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