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极为重要的关键之点就在“人之生也直”，并不能保证人格成长过程始终处于直道之中，始直与终直的境界是不同的（正如黑格尔说的小孩与老人的境界，后者需要终身持敬涵养）。所以就有了孟子的“直养而无害”（《孟子·公孙丑上》）之养气说。实际上，从始而陶养正气到终而铸成正义人格，也正是《易经》所表征的直而方大之深意。孟子意在养“浩然之气”，认为养成德性的过程皆需要靠后天不断的努力才能有所成就：
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孟子·公孙丑上》）
“至大至刚”、“直养无害”、“配义与道”、“集义所生”，是这段话中重要的旨意所在。至大至刚之气，是要用正义正理去不断加以培养的，而且一点不能伤害，它才会充塞天地。可见它作为刚大之正气，是要匹配于正义并积累道义才会产生的，偶然的自外窃取一二正义之行为不足以获得这刚大之正气。然而重要的是，只要做了一件不道义而有愧于心的事，这种刚大之正气便会疲软了。这其中深刻的意蕴即在于：生命之气当直循天地的正理而鼓荡，集义而鼓荡才能至大至刚；发动之端在我，在天地的直理中行，积累之久便自然浩然充塞、流行无碍。要言之，生命之气与道义的匹配，也即是心、气交养的合一。钱穆说得好：“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那浩然之气如何养的呢？孟子说：‘此乃集义所生。’何谓集义？只要遇到事，便该问一个义不义，义便做，不义便不做。故说：‘勿以善小而弗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起先，行一义与行一不义，似乎无大区别，但到后便不同。孟子又说：‘以直养而无害。’平常所谓理直气壮，也只在某一时，遇某一事，自问理直，便觉气壮些。但若养得好，积得久，无一时不直，无一事不直，那就无一时无一事不气壮。如是积到某阶段，自觉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这如火候到了，生米全煮成熟饭，气候转了，春天忽变为夏天。内心修养的功候到了，至那时，真像有一股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塞乎天地，莫之能御了。那一股浩然之气，也不是一旦忽然而生的。《中庸》说：‘所过者化，所存者神。’浩然之气近乎是神了，但也只是过去集义所生。因在过去时，以直养而无害，积义与直，积得久而深，一件事一件事地过去，好像都化了，不再存在了，却突然觉如有一股浩然之气存积在胸中，那岂不神奇吗？”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67页。汉语成语中的“理直气壮”，在钱穆的释义中淋漓尽致。其实，我们从孟子的“直养无害”说切入到他的“不直，则道不见”（《孟子·滕文公上》）的命题上，更可理解从修身之直道过渡到治政之直道的必然性。
这里还需稍加指出的是，人生直道的过程并非完全不出现偏离的情况，这就是“枉”的状态。汉语成语中“矫枉过正”亦称“矫枉过直”，虽指纠偏过头，但其中都涵有一个“举直错诸枉”（《论语·为政》）的必然举措与过程在内。孔子的深意在以德化人，即谓人君能举直而置之枉之上，如把正直之人选拔出来置于邪曲的人之上，那百姓就服；反之，百姓就不服。这就涉及我们下面要说的治政之直道了。
二、为政之直道
人类社会的演进，有群体的存在，必有治理之道的出现。在儒家看来，国家治政之直道与个人修身之直道，是相通的。如上举“举直错诸枉”一例，即通于修身与治政之直道。钱穆解释说：“喜直恶枉，乃人心共有之美德。人君能具此德，人自服而化之。然则私人道德之与政治事业，岂不如影随身，如响随声？此亦古今通义，非迂阔之言。”钱穆：《论语新解》，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4页。周敦颐《通书》“动直则公，公则溥”一说，则是通于修身与治政之直道的逻辑基点：“圣可学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请问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几乎！”《周敦颐全书》，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没有自私自利的考虑，没有患得患失的杂念，人做起事来就会一往直前，这就叫“动直”。而且无私心杂念，看事情便无偏见，此为“静虚则明”。“明”则于是非一清二楚，这就是“明则通”。在无私心杂念、对是非一清二楚的前提下，人就能够一往直前地向前走，便能做到“动直则公”。既然是公，其行为必定于群体社会有利，这就叫“公则溥”。显然，由“静虚动直”而达至“公则溥”，亦是由修身之直道而进于治政之直道，故其逻辑通路的基点可以“动直则公，公则溥”一语概之。
要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起点为“修身”之道，没有这一起点就达不到“平天下”的治政目标终点。这是儒家的根本理念。这里，我们再次回到本文视角的原点，即最初使用材料中的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献《长沙马王堆帛书五行》。这里我们将从王夫之对“五行”的释义切入，王夫之在其《尚书引义·洪范二》中指出：
五行者何？行之为言也，用也。天之化，行乎人以阴隲下民，人资其用于天，而王者以行其政者也。
五行之为范也，率人以奉天之化，溥天之化，以阴隲下民而协其居，其用诚洪矣！
夫王者敬用五行，慎修五事，外溥大政，内谨独修。王夫之：《尚书引义》，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6、98页。
船山以“用”释五行之“行”，显然是一种哲学义理的解释，更以此而涉入君王“内谨独修”（修身）与“外溥大政”（治政）之通道，并最终进入“溥天之化”的治政境界。这个“溥”与前述周敦颐《通书》“动直则公，公则溥”是完全一致的。可见，船山所释“五行”，不仅是对前述“公则溥”这一逻辑通路的正确解释，也是本文论述修身之直道而进于治政之直道的最佳材料。
其实，池田知久在解释《长沙马王堆帛书五行》第十一章“说”部时，也洞察并关注到“直”的扩充路径：“从作为人类先天地自然地被赋予的‘义气’的‘直’出发，通过扩充如以下顺次的‘直—迣—果—简—行—义’的重叠阶段的内容，最终达到实现作为目的的‘义’的这种扩充说。……这和孟子的扩充说基本上是相同的。”[日]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7页。池田知久坚信：直—迣—果—简—行—义，这一扩充模式是出现于孟子之后而较孟子更为成熟的思想。（这其中“迣”指心胸畅达，“简”与“行”的关系则可从《大戴礼记·小辨》的“道小不通，通道必简”、“夫道不简则不行，不行则不乐”高明译注：《大戴礼记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389页。揭示出。）实质上，这一扩充模式也正是本文所要论证的从个人修身之直道而进入为政之直道的途径。因为这一模式中最后的“义”的阶段，依然可从“宜也”释之，它终究要落实在社会治理的一切行为模式及制度构架中。这使我们更易理解孟子所表述的“不直，则道不见”（《孟子·滕文公上》）之理念，显然，它是将修身之直道进于为政之直道的最佳表述。所以它被后儒特别是宋明儒王阳明等人广泛引述。其实孟子紧接着后面还有一句话：“我且直之。”（《孟子·滕文公上》）意谓不坚持真理，真理（道）就无法表现出来。我就是要为坚持真理而说话（朱子释为“直，尽言以相正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2页。这正是孟子在其一生政治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极为难能可贵的主体性行为。“我且直之”的精神，显然接续了“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论语·卫灵公》）的那种持守直道的精义。孔子赞叹史鱼，邦国有道，他挺直地像飞样前进的一支箭；邦国无道，他仍挺直地像飞样前进的一支箭。这是一种典型的直道精神。韩非子描述“漆雕氏之儒”亦如是：“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韩非子·学而》）这是说漆雕氏的直道主张：色不屈于人，目不避其敌。自己做错了，即使对于奴婢也不敢犯；自己做得对，即使对诸侯也敢怒而犯之。
现在，我们当能理解中国古代史官秉笔直言，原来有着强大的始源性的直道精神作支撑。传说中创制了文字的仓颉，据汉代普遍的说法，即是黄帝时期的史官。史官制度在周朝开始完善，《周礼·春官》之“宗伯”属下即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史官。史官的主要职责是记载君王言行、官府军政大事，以及代拟命令和公文等，同时亦成为朝廷中专门收录、编纂前朝和本朝史实的官。在中国历史中，史官向为秉笔执简之人。《左传》、《国语》中就时见有关太史、内史行使职能，回答天子提问的记载。必须指出的是，正是直道精神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源起、持存、延续，促使了史官秉笔直言信念的诞生。《左传》有言：“祝史正辞，信也。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左传·桓公六年》） 杜预《集解》说：“正辞，不虚称君美。矫举，诈称功德以欺鬼神。”正辞而不矫举，如实而不诈称。这就是“信”，即诚实之意。在天、神的观念逐渐淡薄的历史过程中，“信”这一观念势所必然地被应用到国家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中。高明译注：《大戴礼记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34页。唐朝刘知几著《史通》，对古代史官建置的起源与演变，有详细记述。他认为，史之为用，是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的大事。没有史官，就会造成善恶不分，是非不辨，功过不清的结果。《大戴礼记》载有史鰌多次直谏不果而最终以尸谏魏灵公的忠烈故事。尽人熟知的魏征直谏之例，即为中国历史治政直道精神的最佳体现。而从学于司马光的北宋谏官刘安世，亦为扶持公道，尽行直道之典范。他面折廷诤，正色王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被目之为遍历言路“殿上威”。而在思想家层面中，更是不乏这种深具思想基础的直道典范，如唐代韩愈、柳宗元等文豪兼思想家，就对直道极富卓见。韩愈提倡宗孔子，贵王道，曾因直谏贬潮州刺史。唐宪宗元和年间任史馆修撰，主持修《顺宗实录》，他接续了从《春秋》、《左传》到《史记》的史传传统，即直书实录的直道精神，其所推崇的《春秋》“褒贬之法”，即其史品之最佳体现。据此，才有了柳宗元在《与韩愈论史官书》中对直道精神的定位与高度评价：“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宜守中道不忘其直。”“不直不得中道。”柳宗元：《柳河东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99页。这是史官直道在韩、柳二人思想中的巨大回响，更是直道精神在中国思想史观念层次中的延续。“直道之行，四方向德；逸人是举，天下归心”柳宗元：《柳河东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06页。，这更是柳宗元对直道境界的追怀与歌颂了。由此亦可见直道与中道的内在关联。
这里我们要举出的另一例则是文天祥。文天祥不仅一生奋斗、终行直道，而且对“直道”有极其中肯而深刻的认识；作为宋代历史上最后一个丞相，文天祥实为言行一致、持守直道的难能可贵之例。他几次因直言而被贬，但仍以孔子为榜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文天祥《正气歌》列述正气12例，开篇第一例便是：“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文天祥全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01页。董狐是晋国太史，以直笔写史而名传后世。文天祥在其大魁天下而获状元的《御试策》长文中，“始以‘不息’二字为陛下勉，终以‘公道’、‘直道’为陛下献。”《文天祥全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4页。因而整个后半部分，堪称一篇“直道”、“公道”的气贯长虹之政论。兹略举其要：
一曰重宰相以开公道之门。臣闻公道在天地间，不可一日壅阏，所以昭苏而涤决之者，宰相责也。然扶公道者，宰相之责；而主公道者，天子之事。天子而侵宰相之权，则公道已矣。……盖宰相之权尊，则公道始有所依而立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