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涛
1909年9月，清朝学部曾专门特别成立一个编订名词馆，负责编纂和统一各科新名词，为普及新式教育、发展新学术和推动宪政服务。严复被任命为编订名词馆的总纂。
长期以来，学界仅知道当年学部正式定稿的一部分学科名词对照表的铅印本或抄写本，而严复主持名词馆时曾编纂的那些最初的“原稿本”，却一直未见踪影。人们一般只是从章士钊的有关回忆里，得知曾有过编纂原稿存在，且严复在这些原稿本上，还曾进行过一些“审改”。章士钊的回忆文章题为《孤桐杂记》，1925年8月发表在《甲寅周刊》上。文中提到说：“七年（1918），愚任北大教授，蔡（元培）校长曾将（严复）先生名词馆遗稿之一部，交愚董理。其草率敷衍，亦弥可惊。计先生藉馆觅食，未抛心力为之也。”1943年，章士钊在其名著《逻辑指要》里，谈到“逻辑”一词的由来及英译汉的准确问题时，曾又一次提到过此事，还引述严复在逻辑学名词中英对照表原稿上反对将Logic译为辩学或论理学的一段批语：“此科所包至广，吾国先秦所有，虽不足以抵其全，然实此科之首事。若云广狭不称，则辩与论理亦不称也。”不仅如此，章氏还特别加括弧说明，“此数语吾从名词馆草稿得之，今不知藏何处”（见三联书店“逻辑丛刊”本1961年版《逻辑指要》第一章“定名”，第2页）。
后来，《严复集.编后记》的作者，在引述过章士钊的上述文字之后，接着写道：“也有人说，这工作并不草率，是认真的。无论草率还是认真，总还有这么一堆稿子，可我们现在连它的下落也不知道。”（中华书局1986年版《严复集》第5册，第1587页）的确，假若能看到当年严复审校的那些最初的原稿本内容，能将其内容与定稿铅印本加以参照，或许有望掌握对其工作进行合理评价更为切实有力的证据。
根据章士钊提供的信息，笔者去查阅《北京大学日刊》，从中找到了进一步的线索。发现1918年3月25日，该刊曾专门刊登一个“北京大学启”，提到一年前即1917年2月间，教育部“曾经检具前清编订名词馆所编各科名词表草稿五十六册”，函送北京大学，“分交文、理、法、工各科学长会通教员详加讨论，冀收整齐划一之效”一事。一年以后，恰逢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向教育部提交“请划一科学名词案”，教育部遂将此一提案，一并交给北京大学，函请其“并案核查办理”。当时的北大校长为蔡元培，他特别要求学校各科主任：“查此项名词表草稿，业经分别发交各科研究所，应请贵主任会同教员诸君，从事讨论，无任盼祷”（《本校致各研究所主任函》，《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3月25日）。由此可知，前述章士钊的那些回忆，基本上还是可靠的。
严复手批“编订名词馆”的一部原稿本之发现
只可惜，当年北大各科研究所的主任们如何具体讨论这些问题，后来这56册原稿是否又曾返还教育部？我们均已无法得知了。从章士钊的回忆来推论，此事很可能最终不了了之。笔者曾顺此线索，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去查找过这些原稿本，结果也一无所获。
难道当年清末学部编订名词馆所编纂的那些对照表的原稿本，就真的完全烟消云散了吗？据笔者所知，非也。
一、编订名词馆留下的一部原稿本：《植物名词中英对照表》
实际上，清末严复总纂的那些名词对照表的原稿本，并非一部也没有留下。早在2007年，笔者就曾见到过一部原稿本——《植物名词中英对照表》，但这些年一直忙于其他研究，无暇继续追踪，加之还想就此问题作一更为综合性的整体探讨，故迟迟没有着手讨论其“原稿本”问题。这次，借“第二届闽都文化论坛”召开之机，笔者对有关的前期成果全面搜索，发现至今仍然无人提及这部文献的“原稿本”性质及其历史内涵，于是便有了在本次论坛上加以披露的想法。
多年来，笔者一直研究近代中国的新名词问题，对于清末学部的名词编订一事持续关注，也很早浏览过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当年编订名词馆遗留的部分“成果”，但却没有留下什么深刻印象。2007年，拙作《清末新式学堂的伦理教育与伦理学教科书探论》一文要最后定稿，需补充学部所编的那部《伦理学名词对照表》的内容。在查阅此稿的同时，笔者一鼓作气，把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学部编订名词馆”所编其他各科“名词对照表”也一一翻检，并详细作了笔录。那次，笔者惊喜地发现，在数种“名词对照表”的定稿铅印本中，竟然还保留下一本当年严复审校的原稿本，这就是前文提到的那部《植物名词中英对照表》。国图的目录索引里，标注此书为“普通古籍”、“抄本、橙丝栏”、“抄写地不详”、“抄写者不详”。著者标为“魏易”，附加款目则写明是“学部编订名词馆编”。
但查阅原文，即不难判断，该文献实际上是魏易编纂并提交给总纂严复审核的《植物学名词中英对照表》的正式稿本，而非抄本。这种稿本形制，应当是清末学部编订名词馆统一定做的，其封面上设有“编纂”、“分校”、“覆校”、“总校”四栏。“编纂”栏内填名“魏易”，或为魏易本人所填；“总校”栏里，则是严复本人那为人所熟悉的惯常签名。“分校”和“覆校”栏都空着，可见这两项工作，实际上当时并未有人做。换言之，当时各科名词的编订，主要只由该科编纂者和总校者严复两方共同负责而已。可惜最近，笔者再到国图重检该稿本时，此一封面业已不存，只剩下一角残片了。另外，从该稿上所留的“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的藏书印可知，它在进入中国国家图书馆之前，曾被著名学者、福建长乐人郑振铎先生所收藏。
该稿本内有两扉页，一页为“编纂日期表”，红格红字，纵向列有“成书日期”、“名词馆呈丞参堂日期”、“呈大堂日期”、“大堂发还日期”、“付印日期”和“印成日期”等六栏。表上“日期”和“备考”栏内都空着，却可推知其最初设想是要计日程功、以求速成的；另一页则专为学部堂官和丞参审查该稿所设计，正面印着“正堂唐”、“左堂宝”、“右堂李”的字样和日期栏，背面印有“候补参议李”、“丞参上行走严”等12名学部丞参的“位分”，表明此稿原是准备供他们验收和签发意见之用。但从这些信息也可判断，该稿本的制作，已非荣庆和严修掌管学部期间，实已进入唐景崇为尚书、宝熙和李家驹为左右侍郎的时期了。因此，该稿本完成的具体时间，当不会早于1910年4月。
稿本的正文部分，每页都有统一格式，左边书眉，统一印制有“学部编订名词馆”字样；右边靠格则统一纵向列有“定名”、“西文原名”和“简明注释”三栏，也是统一印制，均着红色、以清眉目。“定名”栏下，书写中文名词确定下来的名称；“西文原名”栏里，基本所列为英文；“简明注释”栏中，则标明所定之名的中文文献来源，同时也标明其植物所属分科。
该稿本正文部分的文字，当为魏易本人用黑色墨笔书写（这从后来其回应严复批语的说明文字同正文书体一致一点，可知）；批语，则为严复用红笔书写。较长一点的批语，严复均用白色矩形纸条写好后，贴在文本顶端空白处，让其自然垂下。
综观上述内容，可以断定，这一文献无疑就是章士钊的回忆中所提到的那种学部编订名词馆的“草稿”，也即是定稿之前经严复审校过的正式原稿本。像这样的原稿本，据前面提及的“北京大学启”所知，总共应该有56册。遗憾的是，目前笔者还只是见到了这一册。
该稿的原编纂者魏易（1880～1930），浙江余杭人。年轻时，曾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前身——梵王渡学院就读，掌握了英语。后遇林纾，与其合译《黑奴吁天录》一书，一举成名。1902至1904年间，他曾与林纾一道，在严复所主持的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任职，并与林纾再度合译过《民种学》一书，接触到一些与植物学相关的人类学知识。在《植物名词中英对照表》中，魏易对所订名词的选用，基本本着“中国所素有者，悉从其旧，余则或为中国旧译之名，或为日本所译之名”，唯其合理即行采取的原则。其所用参考书，除了中国旧有的《本草》和《广东新语》等典籍外，主要使用了日本学者松村任三所编的《本草辞典》、《植物名汇》、日本积文社发行的《理科辞典》及英国“登而司氏”所译的《华英文康熙字典》等书。从该书总的质量来看，编者魏易虽做出了一定努力，参考了不少中外植物文献，但他本人并非该门类的专业学者，其原稿本身也还较为粗疏。
二、从严复的批语看其作为总纂的审校工作
《植物名词中英对照表》稿本，总共103页（每页双面），据笔者初步统计，其中共有严复所贴批条42张。每张均为白条红字，贴在建议改动或有问题的地方。这还不包括他在“定名”或“简明注释”栏里直接改动或增补的红字。这些批条，有批评魏易态度马虎，勘对不精、译名重复、格式不够规范的；有纠正或提醒其原稿体例不统一、前后译名不一致，归类不合理的；有直接改正错字、删除赘字，或提出疑义、与之商榷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由此见严复的总纂态度，尚可称得上认真，审校也算是尽职尽责。这与沈国威等利用严复家信等得出的结论，或可以相互印证。
比如，在稿本的“凡例”后面，严复就曾以批条的形式，严肃批评魏易的编纂不规范，体例不合式、不统一的问题，指出：
“此编每以中国一名，当西国之数名，致满纸重复，殊非洁净体裁，鄙意宜行复勘。其一名者，悉列于下第二格中方合；又西国一物而中国数名者，亦应刊诸第一格中，为或体，庶与他科编法一律”。此种批评，十分对症。在该原稿中，以一个中文词对译多个英文词的情况，的确非常普遍。如以一“菰”对译的英文词，就达近10个；以“木贼”对译的英文词也很多。反过来的情况也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