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创设之后，对台贸易逐渐兴起。福建从明中叶起就有缺粮问题，入清以后更加严重。1684年福建开始从台湾输入大量粮食，经福州周转到省内各府县，此后形成惯例。乾隆二年（1737）漳州镇总兵谭行曾义奏“漳州府城生齿最繁，本地所产之米约略只供半年之需，其余一半俱赖台湾客米接济，所以府城之米价视台船多寡为之增减”。道光初年福建巡抚颜检也曾上奏“内地下游之福州、漳、泉一带，本地产谷无多，向赖台米接济”。可见福建对台米的依赖。除此之外，闽商到南洋贸易的商船也发展较快，1685年开往雅加达一带贸易的福州船只达50余艘，闽省沿海居民“望海谋生，十居五六”。然而好景不长，康熙五十六年（1717）清廷再次下令禁洋：“海外如吕宋、噶喇巴等口岸，多聚汉人，此即海贼之根……海中东洋，商船可往贸易，若南洋不可令往”。康熙帝要防范的仍是转移到南洋的潜在抗清组织——“海贼”的威胁，可见在清帝眼里帝国安全重于关税收入。直到1727年，雍正帝才重开洋禁，《东华录.雍正》记载：“准福建总督高其倬奏：闽省福兴彰泉汀五府，地狭人稠。自平定台湾以来，生齿日增。本地所产，不敷食用。惟开洋一途，籍贸易之盈余，佐耕耘之不足，均有裨益。从前暂议禁止，或虑盗米出洋。查外国（东南亚）皆产米之地，不籍资于中国……又虑有透漏消息之处，见今外国之船，许至中国；广东之船，许至外国，彼来彼往，历年守法安静。又虑有私贩船料之事，外国船大，中国船小，所有板片桅舵，不足资他处之用，应请复开洋禁，以惠商民。”以上可以看到，10年之间，清政府的防范对象从南洋“海贼之根”变为“或盗米出洋……透露消息……私贩船料”的普通商民，尽管雍正帝复开洋禁，但清廷的东南政策已从“防外”转为“防内”。1757年，洪任辉事件后，乾隆帝下令，广州粤海关为全国唯一对外贸易口岸，闽海关被迫关闭。
尽管福州的海外贸易受到钳制，其对内贸易仍然频繁。1832年，英商胡夏米驾“阿美士德”号来到福州港，见到了当时福州府与浙江省大宗贸易的现场，“许多浙江船只停泊在江上，每日进出港口，这些船只各有其特殊的结构，只适合于沿岸的航行，船帆是黑的。各种木材与木料似乎是主要的货物。烟草也大量出口”。可见福州港具有良好的大宗货物吞吐及周转的能力。胡夏米认为，从商业便利的角度来看，“帝国的城市在地位上很少有比福州更适宜的了……闽江可以航行载重极多船舶，直达福州城外十英里，闽江源出最好红茶的产地武夷山中部”，与广州相比，“茶叶陆运到广州费用大，茶价就大大增加了”，福州港是更好的茶叶出口港；同时“福州也是一个销售英国毛织品更为适宜的地点，由于气候寒冷，此地对毛织品也更需要”。1832年，胡夏米的商船遭到了福州官吏的驱逐，他在调查报告的结尾提出了解决方案：“如果四艘或六艘印度兵船和一艘英皇陛下的巡洋舰进入福州港口，夺取了师船，闯进了闽安，再从该地投递文书，让中国政府从中选择友谊或者敌对、贸易或者战争，这样英国的对话自由贸易就会长久地建立起来，而免生命与金钱的损失”。
三、帝国的忧虑：商业利益与帝国安全
1840年，鸦片战争在广东爆发。1842年7月，耆英在英国舰队兵临南京城的情况下，向道光帝上了形势万分危急，已允通商割地赔款的奏折，道光帝同意割地赔款，但谕令耆英“其前请之通商贸易五处，除福州地方万不可予，或另以他出相易”。耆英奏报“伊等贩卖茶叶，以福州为便，务求准予通商”。7月26日，道光帝“愤闷莫释，不得不勉强允所请，藉作一劳永逸之计”。
道光帝被迫同意福州开埠后，不少大臣表示异议。刑部给事中雷以诚上奏称：“查闽省各府均产茶叶，武夷山为最，岁可出数千万金，福州省会环山，五虎门天堑，足资捍御。若听该夷往来，据极险而权大利，势将不可复遏……臣愚以为夷情难信，地利宜保，譬若对棋，胜负只争一著，此又通前后计算而虑我之或制于彼也”。雷以诚指出，福州不仅有武夷山茶“岁可出千万金”的价值，还有“省会环山，五虎门天堑，足资捍御”的“地利”，其战略地位好比下棋中“胜负之一著”，他担心夷人将借福州开埠“据极险而权大利”，据福州而抗清廷，其根本担心是帝国的领土安全问题。
时任两江总督，身为福州人的梁章钜也向福建巡抚刘鸿翱写信，表达对福建一省开两埠的不解。他说：
以省份论，福建不能先于江南、浙江、广东也；以富强论，福建不能胜于江南、浙江、广东也。乃江南、浙江、广东每省只准设一码头，而福建一省独必添一码头以媚之，此又何说以处之？且江南之上海，浙江之宁波，福建之厦门，广东之澳门，本为番舶交易之区，而福州则从开国以来，并无此举。今以亘古未闻之事，而为贡奉外夷之故，强率吾闽数十万商户，必与上海、宁波、澳门一律办理，于国计民生政体均所未安，此又何说以处之？况中原滨海各省，不一而足，倘该夷援福州之例，于山东索登州码头，于直隶索天津码头，于辽东索锦州码头，则概将惟命是听乎？况外番如英夷者，亦不一而足，倘各外番并援英夷之例，亦于滨海各省请分设码头，则又将惟命是听乎？……该夷所必需者，中国之茶叶，而崇安所产，尤该夷所醉心。既得福州，则可以渐达崇安。此间早传该夷有欲买武夷山之说，诚非无因。
以上可以看出，梁章钜的不满有三：一曰福建省富强不如浙广，却一省开两埠，是对外夷的谄媚；二曰福州贵为省会，开国以来未有此举，开埠“于国计民生政体均所未安”；三曰担心各外番援引福州开埠之例，在滨海各省份设码头。其潜台词即是说：开码头威胁帝国安全。
雷以诚和梁章钜的抗议可代表以“防外”为主的帝国安全思维，而御史黄赞汤的奏折则表达了“防内”的帝国安全观。福州开埠后，这位御史首先想到的是：“宜严加弹压广东江西船户挑夫”，因为“江苏闽浙港口分开，一切客商势必舍远就近，往福州上海宁波等处。江西广东一带船户挑夫，向以挑运客货为生，若一旦失业难保不流为盗贼，应设法防范弹压。”
以上可以看到，对于福州开埠一事，上至道光帝下至朝臣疆吏，帝国的统治者们首要考虑的是帝国安全，“对外防夷，对内防民”，代表一种典型的传统帝国思维。他们都以帝国尊严和安全为最重要，对他们而言，安全第一，茶叶其次，他们并不能真正理解英国人对福州港的商业需求，以及福州开埠对于茶叶贸易的商业意义。而身处其间与英人有过频繁接触的闽浙总督刘韵珂则更能理解这一点，也做好了相应准备。他上奏称“福州虽属省会，而民物之殷富不但不如上海、宁波，亦不如厦门。且民间交易皆用钱票，并无现银……即便开市，其贸易亦必不丰旺……惟茶叶一项产于建宁府属之崇安等县，为外夷必需之物，向来闽茶贩至粤省售销，其价甚贵。即贩往宁波、上海、厦门等处，虽较粤省稍廉，而与福州茶价互相比挈，则福州更属轻减。其前在江南坚求此口，未必非专为收买茶叶起见，若先将此物阻令来省，则该夷之贪谋已折。再将别项贸易设法今阻，俾令无一可图，则福州一口虽有如无，该夷不能开市，其势自难久住”。事实也证明刘韵珂的确抓住了英人的软肋，成功延缓了福州的开埠通商又免生枝节。但西方的“商业思维”在当时并不能被帝国的“安全思维”所理解，尽管刘韵珂能利用英人通商需求与其巧妙周旋拖延时间，但其作为仍被朝中御史视为“畏葸性成，苟安旦夕”，最终遭到参劾降职。
1832年，英商胡夏米驾“阿美士德”号驶进福州港，时任闽安协副将的沈镇邦、署闽安左营都司陈显生因“阿美士德”号留港超过三天，水师驱逐夷船不力而被摘去顶戴。陈显生去职后与胡夏米有过一次交流，在了解了英人的贸易构想后他说：“我们大家对你国家的看法全部误解了。我们的统治者认为你们的唯一目的是占领领土；如果他们相信商业是你们唯一的目的，这样合理的意愿总不会被拒绝。”陈显生所言“我们的统治者认为你们的唯一目的是占领领土”一句正是“帝国安全论”的根本出发点和潜在前提，在福州开埠一事上，清帝国担心的英人“占领领土”，而英国人则看重该地“商业目的”，两种不同的思维成为中英两国间交流的重大差异和障碍。
四、余论
福州作为福建省省会和闽浙台总督府所在地，是传统帝国思维下东南疆域的重要战略地和平衡点，既可接浙省之物富，又可辖台湾之制衡，是维持清廷疆域稳固的重要棋子。而因抗清历史之故，清政府对该地一再取缔贸易，钳制该地的发展，其结果是福建成为“中国最贫瘠的地区之一，不生产可供出口的东西，就是生活必需品也仰赖其邻岛台湾供应”。可以看出，清政府对于地方发展一向持“宁其贫弱，以帝国安全为重”的态度，而福州开埠则被视作打破帝国安全版图的潜在挑战。
胡夏米在厦门观察到：“清朝统治者对福建省这些有企业心的居民似乎不怀好感，更不用说鼓励了。福建人是最后屈服于清朝统治的，而从我观察所得，他们将是最先寻找机会来挣脱满洲人的枷锁的，因为它严重地压抑人民的经商积极性。”可见清帝国为了帝国安全而实行的“防内”政策，英国人不同意也不理解；而对于帝国的“防外”政策——将驱逐“阿美士德”号不力的左营都司陈显生降职，华夏米认为：“这件事说明一个政府，自己无力对一艘小商船施行其命令，无可奈何地把自己的软弱归咎于人，竟采取惩办下级官员的手段来力图维持自己在群众中的声望，这样的政府实难令人尊敬。”“帝国安全”与“商业目的”，中西思维的巨大差异和对立也预示了中英两国日后的大碰撞和大动荡。
〔作者简介〕仲伟民、池翔，清华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