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徐继畬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介绍及其影响
徐继畬是山西五台人，但自道光十七年（1837）他任福建延津邵道起，到咸丰元年（1851）被人告发媚外、革职回京止，这14年间除担任过很短时间的广东按察使外，他一直在福建为官，先后担任过延津邵道、汀漳龙道、福建布政使、福建巡抚、署闽浙总督等职，深受闽都文化的影响，他的《瀛寰志略》一书就写作于他任福建巡抚期间。我们有理由把他与林则徐、严复相提并论，作为晚清闽都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在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写成的22种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书籍中，对晚清思想开放影响最大的是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就两书的比较而言，魏源的《海国图志》对晚清思想开放的最大影响，是在“开眼看世界”的基础上，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而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对晚清思想开放的最大影响，是在“开眼看世界”的过程中，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介绍。
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学习西方列强的长处，用来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这一思想的最初表述者是林则徐。林则徐在领导广州禁烟和抵抗英军侵略的实践中，对英军的“船坚炮利”有一定的认识，因而提出了“师敌长技以制敌”的口号，并在一定范围内付诸实行过。继林则徐之后，包世臣也表达过类似的思想。但对这一思想进行比较全面理论阐述的是魏源的《海国图志》。尽管在今天看来，“师夷之长技”是非常普通的主张，没有人会提出异议，然而在那个时代，这可是“石破天惊”之论，它冲破了“夷夏之辨”或“夷夏大防”之传统观念对人们思想的长期桎梏，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新潮流。这股新潮流曾支配晚清社会和思想界达数十年之久。王韬就曾说过，“师长一说，（《海国图志》）实倡先声。”尽管后来随着人们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和认识的不断进步，人们对“夷之长技”之内容的认识也有所不同，但人们对“夷之长技”的认识，都不过是对《海国图志》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之主张的继承和发展，直接或间接地接受过《海国图志》“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之主张的影响。1924年，梁启超在谈到《海国图志》的影响时写道：“魏书不纯属地理，卷首有《筹海篇》，卷末有《筹夷章条》、《夷情备采》、《战舰火器条议》、《器艺货币》等篇。中多自述其对外政策，所谓‘以夷攻夷，以夷制夷，师夷长技以制夷’之三大主义……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此为精当之论。
魏源虽然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从而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新潮流，然而他在“开眼看世界”的过程中对西方的民主制度却介绍不多。《海国图志》的50卷本（1842）和60卷本（1847），基本上没有涉及西方的民主制度，100卷本（1852）对西方民主制度有一些介绍，但基本上是对《瀛寰志略》有关内容的摘录。介绍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徐继畬的《瀛寰志略》而非魏源的《海国图志》的一大特色。比如，《瀛寰志略》卷7《英吉利国》对英国国会制度的介绍：英国的首都设有“公会所”（即议会）。公会所“内分两所，一曰爵房（即上议院——引者注），一曰乡绅房（即下议院——引者注）。爵房者，有爵位贵人及耶稣教师处之；乡绅房者，由庶民推择有才识学术者处之。国有大事，王谕相，相告爵房，聚众公议，参以条例，决其可否；辗转告乡绅房，必乡绅大众允诺而后行，否则寝其事勿论。其民间有利病欲兴除者，先陈说于乡绅房，乡绅酌核，上之爵房，爵房酌议可行，则上之相，以闻于王，否则报罢。……大约刑赏、征伐、条例诸事，有爵者主议；增减课税、筹办帑饷，则全由乡绅主议。此制欧罗巴诸国皆从同，不独英吉利也。”卷9《米利坚合众国》介绍美国的选官制度：美国的首领（总统），以4年为任满，集部众议之，众皆曰贤，则再留4年，否则推其副者为正，副或不协人望，则别行推择乡邑之长，各以所推书姓名投匦中，毕则启匦，视所推独多者立之，或官吏，或庶民，不拘资格。尤需指出的是，《瀛寰志略》在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时，对这种制度持的是肯定和赞许的态度。如推许美国“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的民主制度，是“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它尤其对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赞赏有加，称华盛顿“气貌雄毅绝伦”，是“人杰”、“异人”，并称赞“推择乡官理事，不立王侯”的瑞士，是“西土之桃花源”。
已故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曾经指出：近代中国的民主思想不是从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思想中直接孕育出来的，乃是由转述西方思想及其政制为起点，是从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和魏源的100卷本《海国图志》等鸦片战争后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著作中介绍西方民主制度开始的。这是不刊之论。虽然徐继畬、魏源等人还不可能对西方民主制度有真正的认识和理解，但作为晚清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毕竟是他们最早把西方民主制度的信息介绍到中国来的。继徐继畬、魏源等人之后，中国人再次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介绍，是在19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介绍者是中国派往欧美的出使人员和留学生，如郭嵩焘、薛福成、张德彝、黎庶昌等，这些人主要是在他们所写的出访日记或游记中对西方民主制度进行介绍的。与鸦片战争后的徐继畬、魏源等人相比，由于这些人到过欧美，对西方民主制度有过亲身感受，因此他们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认识和介绍也就理所当然地超越了徐继畬、魏源等人。但就此并不能得出徐继畬、魏源等人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介绍并不重要的结论。实际上，徐继畬、魏源等人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介绍和称赞，对后来思想家尤其是早期维新思想家的影响极大。比如，徐继畬把西方民主制度与中国“三代”政治相比附，认为华盛顿传贤不传子有“三代之遗意”。郑观应在《易言》中也把西方的议院制和中国的“三代”政治挂起钩来，认为它“颇与三代法度相符”。所以郑观应在提出君主立宪的要求时，一再强调这是“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王韬同样把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与中国的“三代”以上的政治扯在一起，他在《重民下》中写道：西主的君主立宪制度，“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此类说法，与徐继畬如出一辙。我们虽然不能说郑观应、王韬的说法就直接源自于徐继畬，但他们都阅读过《瀛寰志略》和100卷本《海国图志》，其影响则是可以肯定的。在晚清，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和魏源的100卷本《海国图志》不仅要比郭嵩焘、薛福成、张德彝、黎庶昌等人的出访日记或游记出版得早，而且影响也大得多。不少人就是从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和魏源的100卷本《海国图志》中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不同于中国专制制度的另一种政治制度，从而萌发了以西方民主制度来变革中国专制制度的思想。这其中也包括戊戌变法的领导人康有为。据其日记记载，1879年前后，康有为曾多次阅读过《瀛寰志略》和100卷本《海国图志》等书，从而为他“讲西学”、倡导变法奠定了思想基础。
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和魏源的100卷本《海国图志》对西方民主制度介绍的影响，还体现在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日本明治维新又对中国维新变法的影响上。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和魏源的100卷本《海国图志》出版后，便很快东传到了日本，并受到日本的一些进步人士的欢迎和好评。据统计，仅1854～1856年间，《海国图志》被翻刻的版本就达20多种。1861年《瀛寰志略》被刊刻，后来又多次翻印，被日本的有识之士誉为“通知世界指南针”。它们对帮助日本各界了解世界尤其是明治维新运动的发生，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所以，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写道：“魏氏又好经世之术，为《海国图志》，奖励国民对外之观念……日本之平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皆为此书所激刺，间接以演导尊攘维新之活剧”。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谈到魏源的《海国图志》时也指出：“日本之平象山、吉田阴松、西乡隆盛辈，无不得《海国图志》而愤悱焉，攘臂而起，遂以成明治尊攘维新之大业，则源有以发其机也”。日本正是通过明治维新而迅速强大起来的。强大起来后的日本，既因对外的侵略扩张，给中国人民带来过巨大灾难，同时它也成了先进的中国人救国救民效法的榜样，对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以及20世纪初的预备立宪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康有为在著名的《公车上书》中便指出：“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旧法，乃能灭我琉球，侵我大国，前车之辙，可以为鉴”。不久在给光绪皇帝的另一份上书中他又写道：“日本蕞尔三岛，土地人民不能当中国之十一”，但经过明治维新，“国日富强，乃能灭我琉球，割我辽台”。他认为“以日本之小，能更化则骤强如彼，岂非明效大验哉？”中国要想救亡图存，成为一个富强国家，就必须向日本学习，变法维新，这可以说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思想家的基本共识。戊戌变法就是在这种共识之下发动起来的。戊戌变法是中国从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向近代的民主政治制度转变的重要阶段，是中国政治近代化进程的开端。就此而言，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和魏源的100卷本《海国图志》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又间接地影响或推动了中国从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向近代的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变。
在介绍西方民主制度时，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对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的评论，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瀛寰志略》对华盛顿的评论主要见于两段文字。一段文字曰：“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另一段文字是：“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就上述这两段文字来看，《瀛寰志略》肯定华盛顿的主要是两点：一是建立美国，开创民主制度；二是道德高尚，为公不为私。据熊月之先生研究，在《瀛寰志略》之前，传教士主编的一些刊物（如《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和编撰的一些著作（如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对华盛顿已有一些评论，但徐继畬并没有看到这些刊物和著作。也就是说，徐继畬在《瀛寰志略》中对华盛顿的这两点肯定，“是他在无所依傍、无所继承、无所参考的情况下独立做出的，这反映了他的高见卓识”。在《瀛寰志略》之后，随着中西交往的扩大，中国不断有人介绍和评论华盛顿，但这些评论或是对徐继畬上述两点肯定的继承和演绎，或是对徐继畬上述两点肯定的发展和深化。一句话，都是以徐继畬的这两点肯定为基础的。
徐继畬在《瀛寰志略》中介绍和评论华盛顿的这两段文字，后来被美国传教士拼接在一起，刻在石碑上，砌入美国华盛顿纪念馆内。时任美国总统的安德鲁.约翰逊和国务卿西沃德看到后，为了表达对徐继畬高度评价华盛顿的敬重之情，特意请著名画家普拉特绘制了一幅华盛顿画像，由驻华公使蒲安臣赠送给了徐继畬。这也是中美两国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三、严复对晚清思想启蒙的巨大贡献
严格意义上说，晚清的思想启蒙是从甲午战争后兴起的戊戌维新运动开始的，而严复是晚清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之一，对晚清的思想启蒙做出过巨大贡献。但和徐继畬不同，他是地地道道的福州人，是在闽都文化的浸染下长大的。1866年他考入福州船政学堂，1877年被派往英国留学，学习驾驶技术。但他到英国后，却对社会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英国正处于维多利亚时代，国势强盛，文化繁荣，思想界大师辈出，人文荟萃，严复流连其间，比较中西文化异同，探寻西方富强原因，求索中国复兴之途。1879年回国，先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次年调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1890年升任学堂总办。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尤其是《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他大受刺激。是年，他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了四篇曾传诵一时的政论文章：《论事变之亟》、《原强》、《辟韩》和《救亡决论》，从进化论出发，反复宣传了古今形式不同、不变法不足以图存的道理，对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批判，并以“鼓民力”、“开民智”和“新民德”为救亡图存之策。翌年初夏译英人赫胥黎《天演论》，将进化论输入中国，严复本人也因此而成了晚清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