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大华
我在拙著《晚清思想史》中提出，一部晚清思想史，也就是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而闽都文化在晚清思想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下面仅以林则徐、徐继畬、严复为例，就闽都文化在晚清思想开放中的重要地位作一探讨，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一、林则徐与鸦片战争后的“开眼看世界”
谈到晚清的思想开放，人们自然就会想到福州人林则徐。因为晚清的思想开放，首先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开眼看世界”开始的，而“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便是林则徐。
1839年，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到广州查禁鸦片。他到达广州不久，即开始了“开眼看世界”的活动。其中最主要的一项活动便是组织人翻译《四洲志》。《四洲志》的原书名叫《世界地理大全》，英国人慕瑞著，1834年初版于伦敦，后又多次再版。全书有1500多页。《四洲志》是该书的摘译。译文共87000多字，述及的国家和地区有东南洋的暹罗（泰国）、缅甸，西南洋的五印度、南都鲁机（南土耳其），小西洋的东、北、南、西、中，阿利未加洲（非洲），大西洋的布路亚（葡萄牙）、大吕宋（西班牙）、荷兰、佛兰西（法兰西）、意大利亚（意大利）、耶马尼（德国）、奥地里加（奥地利）、波兰、瑞士、北都鲁机（北土耳其）、英吉利、斯葛兰（苏格兰）、爱伦（爱尔兰），北洋的俄罗斯、普鲁社（普鲁士），外大西洋的弥利坚（美利坚）。其中，述及英吉利和弥利坚的文字最多，内容也最为详细。特别是对英吉利的议会制度有较多介绍。《四洲志》是晚清中国人翻译的第一部世界地理著作。
除《四洲志》外，林则徐组织人翻译的英文书还有《各国律例》和《华事夷言》。《各国律例》是《国际法，或运用在国家和主权的行为和事务上的自然法原则》一书的摘译。该书的作者是著名国际法学家、瑞士人滑达尔（1714～1767）。原书用法文写成，后被译成英文。《各国律例》摘译的是英文本第1编第8章第94节、第2编第8章第100～102节、第3编第1章第1、2节，以及有关注释，内容主要讲的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敌对措施，如封锁、禁运等。《华事夷言》原书名《中国人》，为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大班德庇时所著，1836年在伦敦出版，书中涉及英国人对中国问题的看法。
为了解更多的“夷情”，尤其是英国朝野的最新动向，林则徐还组织人将《广州周报》、《广州记事报》、《新加坡自由报》、《孟买新闻报》等英文报纸中有关中国的时事报道和评论翻译出来，按时间顺序编订成册，以备参考。同时，他还利用各种机会，直接向旅居国外的归侨、到过南洋或欧洲的中国人以及来粤的外国人询问有关情况。《洋事杂录》中就有英国医生史济泰、英国归侨容林、印度孟加拉归侨温文伯、马来西亚归侨袁德辉口述外国见闻的记录。一次，一艘名为“杉达”的英国船遇风沉没，船上人员被迫停留广州，林则徐知道后，接见了他们。据该船医生喜尔的记述，林则徐请他们转交一份照会给英国女王，并请他们对照会的几处译文进行了修改，还向他们询问了鸦片生产和英国、美国、土耳其等国的情况，“提到土耳其的名字时，他（指林则徐——引者注）问是否属于美国，或是美国的一部分。我们告诉他土耳其距离中国几乎需要一个月的航程。他似乎很惊奇。”
闽都文化与晚清思想开放
林则徐不仅是晚清“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而且还是在他的影响和嘱托下，湖南人魏源以《四洲志》为基础，编撰成对晚清思想开放具有重要意义的《海国图志》一书。《海国图志》的50卷本和60卷本分别出版于1842年和1847年。出版后引起山西人徐继畬的注意，据日本学者大谷敏夫研究，徐继畬正是通过《海国图志》50卷本“而了解东南洋的记载的”，并于1848年出版了《瀛寰志略》一书。就此而言，在某种意义上，徐继畬的《瀛寰志略》一书也曾间接地受到林则徐的影响。从林则徐组织人翻译《四洲志》起到1861年洋务运动兴起止，短短20年间，中国人写成的有关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书籍至少就有22种之多。而在这22种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书籍中，对晚清的思想开放影响最大的便是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畬的《瀛寰志略》。19世纪中叶的著名思想家王韬就说过：“近来谈海外掌故者，当以徐松龛中丞之《瀛寰志略》、魏默深司马之《海国图志》为嚆矢，后有作者，弗可及也……此诚当今有用之书，而吾人所宜盱衡而瞩远者也。”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也认为，“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两书始。
鸦片战争后的“开眼看世界”，对晚清思想开放的影响和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使长期生活在与世隔绝状况下的中国人对外部世界有了一定了解，这在客观上有利于打破传统的“天下观”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和近代世界意识的形成。传统的“天下观”信仰“天圆地方”说，认为中国是天下的中心。早在先秦时代，《周礼.大宗伯》就有“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的说法。郑玄注称：“礼神者必象其类，璧圆象天，琮八方象地。”古代作为贯通天地象征的玉琮，就是一种外方内圆、柱形中空的玉器，它的外部被雕成方形，与古人心目中的大地相像，而它的内部又是圆形，恰似古人心目中的天穹。正因为中国古人相信天是圆的，地是方的，自己居住的地方是天下的中心，有中心，就有四边，他们故称“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这种信仰“天圆地方”说、认为中国是天下之中心的传统“天下观”，由于中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封闭的小农经济结构而得到不断强化，这在中国历代刻印的“华夷图”、“广舆图”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这些图“都把周边国家的位置标得模糊不清，中国的区域画得颇大，而汪洋大海却绘得很小。”明末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一踏上中国土地就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利玛窦中国札记》写道：“他们（指中国人——引者注）认为天是圆的，但地是平而方的，他们深信他们的国家就在中央。他们不喜欢我们把中国推到东方一角的地理概念。”乾隆十二年（1747）奉敕撰修的《清朝文献通考.四夷考》开篇即言：“大地东西七万二千里，南北如之，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坚持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中国位于天下的中心。而如今，那些“开眼看世界”的著作告诉人们：天是圆的，地也是圆的，地既然是圆的，也就没有所谓的中心和边缘；世界上有四大洲、五大洋，有近百个国家，中国只是这近百个国家中的一国，位置不在地球的中央，而在亚细亚之东南；中国虽然版图广袤，物产丰富，土地肥沃，是世界大国，但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大国，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还有好几个。无论意识与否，这在客观上都是对传统“天下观”的否定。对传统的“天下观”的否定，也就有利于打破它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和近代世界意识的形成。所以此后不久，冯桂芬在他的《校芬庐抗议》中便写道：“顾今之天下，非三代之天下比矣。《周髀算经》有四极四和与半年为昼、半年为夜等说，后人不得其解。《周礼》职方疏：‘神农以上有大九州，后世德薄，止治神州。神州者，东南一州也’。驺衍谈天，中国名曰赤县神州，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当时疑为荒唐之言。……今则地球九万里，莫非舟车所通、人力所到，《周髀》、《礼》疏、驺衍所称，一一实其地。据西人舆图所列，不下百国”。郑观应则对传统的“华夏中心”观念提出了批评，他指出：“若我中国，自谓居地球之中，余概目为夷狄，向来划疆自守，不事远图。……地球圆体，既无东西，何有中边。同居覆载之中，奚必强分夷夏”。他希望中国人能放弃“华夏中心”的传统观念，“自视为万国之一”。1878年1月28日《申报》的一篇文章同样指出：“今之天下非古之所谓天下。古之天下不过中国一隅耳，凡不隶版图者，皆谓之四夷。今之天下则四海内外声气莫不通”。
与传统的“天下观”相联系的，是传统的“华尊夷卑”观念。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各民族之间的社会和文化发展参差不齐。早在先秦时代，在中原黄河流域即形成了早期的华夏文明，这一文明在当时的中华文明中居于中心或主导地位，而周边的诸族、诸国则处于相对落后的局面。久而久之，中国古代的先民们便形成了一种“华尊夷卑”的观念，认为华夏民族（汉代以后称之为汉民族）文明程度最高，中国是“天朝上国”，而周边的少数民族都是一些不知华夏文明、未受礼仪熏沐的落后民族，并依其与中原所处的方位，分别称他们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在中国的士大夫眼里，不知礼仪与禽兽无别。所以，中国古书中，每当写到周边少数民族的族名时，往往要加上一个“犭”字旁，以表示这些少数民族还没有达到为“人”的资格。中西交通后，这种传统的“华尊夷卑”观念又被用来处理与欧美各国的关系，认为这些国家和古代中国周边的少数民族相类似，无论社会还是文化都比中国落后，故此称它们为“番”或“夷”。因为“番”或“夷”在中国的汉字中都是贬义词，与未开发或不文明联系在一起。1833年6月23日，亦即鸦片战争爆发前夕，曾在广州生活过的德国传教士郭实腊（有时又被译成郭士立、郭士猎、郭施拉等）在为《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所写的创刊意见书里谈到了他在广州生活的感受：“尽管我们与中国人有过长期的交往，但是他们仍然自称是世界上第一民族，而把其他民族视为‘蛮夷’。这种盲目自负，严重地影响了居住在广州的外国居民利益以及他们和中国人的交往”。而如今，在那些“开眼看世界”的著作中，欧美各国是那样的繁荣昌盛，城市“殿阙巍峨，规模闳钜”，交通十分便利，铁路、轮船四通八达，店铺林立，机器轰鸣，制造精美，重视教育，学校和藏书楼各地皆有，人民读书识字，生活非常富裕，政治民主，社会清明，如此等等，无论从哪方面讲，这些国家都不比中国落后，甚至比中国还要文明、开化、进步一些。比如，魏源就公开承认“夷”有“长技”，不仅军事武器比中国先进，养兵练兵之法中国也不如人。无论意识与否，这在客观上都是对“华尊夷卑”观念的否定，有利于国人从“天朝上国”的虚骄自大的心态中解脱出来。所以稍后不久，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中便从中国“人无弃才”、“地无遗利”、“君民不隔”、“名实必符”等方面都“不如夷”这一认识前提出发，强调不能再用旧的眼光看待西方国家，“欲以战国视诸夷，而不知其情事大不侔也”。王韬则公开批评“华尊夷卑”的观念是“大谬不然”，“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岂可沾沾自大，厚己以薄人哉？”他主张区别“华夷”的标准应是“系于礼之有无也”，西方国家不仅有自己的政教文化，而且还非常发达，不能与历史上的“夷”等量齐观。到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人们对西方了解的不断增多，人们开始用“洋”取代“夷”来指称西方。如前所述，“夷”本来是中国古代士人对居于中原四周未开发的少数民族的一种鄙称，但到了鸦片战争前后，“夷”的范围扩大，来自地球另一边的西方人也被人们视之为未开发的民族，而鄙称之为“夷”，其船舶称之为“夷船”，其商人称之“夷商”，其商馆称之为“夷馆”，其语言称之为“夷语”，与西方国家有关系的事物称之为“夷务”，当时有一套对外关系资料集，名之为《筹办夷务始末》。但到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夷”、“夷船”、“夷商”、“夷馆”、“夷务”逐渐为“洋”、“洋船”、“洋商”、“洋馆”、“洋务”所取代。大家知道，上海租界又叫“十里洋场”。然而在19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无论在官府文书上，文人笔墨下，还是在一般人的口语中，都叫“夷场”。张德彝在《航海述奇》中就记载：“（新北门）门外原系荒野，一望苍茫，自西人至此，遍造楼房，迩来十余年，屋瓦鳞鳞，几无隙地，土人名其地曰‘夷场’”。将租界称之为“夷场”，正是“华尊夷卑”之传统观念的产物，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其睥睨傲视的意态是非常明显的”。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夷场”逐渐被“洋场”所取代，并最终成了历史。虽然“洋场”和“夷场”只有一字之差，但它反映的是“华尊夷卑”之传统观念的变化。
晚清思想的开放历程，是从鸦片战争后的“开眼看世界”开始的，而林则徐作为鸦片战争后“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对晚清思想开放的引领之功值得充分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