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给多次落第举人提供入仕的机会，乾隆十七年（1752）起推行“举人大挑”。所谓举人大挑，若从铨选制度看，仍属“拣选”之列，然以“大挑”称之，则在于这种拣选更集中，更固定，范围更大，实际上是从科举落第政策来概括对举人的拣选。是年奉上谕。“下第举子中有年力、才具可以及时录用者，特于格外加恩，拣选引见，分别以知县试用，教职铨补，俾得早列仕版。会试揭晓后，即行拣选，大省四十人，中省三十人，小省二十人。”尽管大挑的最初定制均以四科不中的举子参与，但福建又享受大省的待遇，实为福建举子之幸。乾隆三十七年（1772）改变大挑方式，不预定各省人数，而改为直隶、江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浙江、江西、湖北等近省挑取地十分之五，四川、广东、广西、福建、湖南、贵州、云南等远省，挑取十分之六。可以看出，处于大省、边远省份的特殊地位，福建举子受到的优惠一直是高于其他各省。
清代举人应试，例发路费银，称起送会试银，又称举人水脚银、会试脚价、公车银两。顺治八年（1651）定：“举人会试，由布政使给予盘费，安徽二十两，江西、湖北皆十七两，福建十五两，湖南十四两，浙江、河南皆十两，山西七两，陕西六两，甘肃、江苏皆五两，直隶、四川皆四两，山东一两，广东二十两，惟琼州府（今海南省），增十两，每名三十两，于领日给发。”同年又定：“云南、贵州举人，给予盘费，每名三两，仍给驿马。”福建举人所获水脚银还是比较高的。雍正年间曾有赏发落第举人盘费银之举，雍正元年（1723），特开登极恩科，是年下第举子因参加二年（1724）之正科会试，多未回籍，二年（1724）奉上谕：“上年天下举人，会试来过一次，今年会试者甚多，恐讹诈主返路费及在京守候，盘费均难接济，特加恩赏，将入场之云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五省举人，每名赏银十两；福建、浙江、江南、江西、湖广、陕西六省举人，每名赏银七两，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四省举人，每名赏银五两。礼部务按进场名籍给予，俾得均霑实惠。”福建下第举人所获赏银虽不是最多，但也享受了朝廷的恩惠。
所有这些倾斜政策，都使福建士子获得实惠，也使他们更加努力拼搏在科举之路上。清代科举有一个重要特点，即老年士子仍“奋志科名”，这与乾隆恩赏老年落第士子有很大关系，造成了清代终老考场越来越多，而且形成了清代特有的一种科举文化现象，即世人对老年士子大加赞赏，称之为“熙朝盛事”；而老年士子也对“奋志科名”而得意。有清一代恩赏老年士子近万人。有学者统计，福建自乾隆至光绪朝共恩赏80岁以上乡试落第士286名。这一数字排在广东、江南、顺天、江西、山东之后，位居第6。福建举子亦可谓感恩戴德。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帝南巡，例行召试，御度进献诗赋士子，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士子中选者17人，特赐举人，闻知乾隆帝南巡至浙，上年获恩赏的福建老年士子郭钟岳等三人，俱“来浙迎銮”。《清实录》中专门记载了此事，“上年福建省钦赐举人郭钟岳100岁，又陈应腾年88岁，宋耀年85岁，该举人等情殷感激，现由福建来至浙省谢恩”，乾隆帝十分感动，特颁谕旨：“郭钟岳等以海隅寒畯，年臻大耋，兹因翠华南莅，远涉迎銮，着各赏御书墨刻、锻二匹、荷包一对；郭钟岳寿跻百龄，尤为熙朝人瑞，首加恩，赏给进士，以示优眷耆儒至意。”这是福建士子的最高荣耀。此事既是福建士风的一种体现，更是福建士子对朝廷优惠政策的积极回应。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福建的文教稳步发展，刻苦读书的风气日渐浓厚。
三、朴实的士风、稳定的乡闱
在清代的科举考试过程中，福建是比较稳定的省份，少有其他地区那种突出的违法违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对福建民风的批评，却很少看到对福建士风的指责，与其他省份相比，福建士风可谓朴实，反映在科场中，虽很少冒尖，但也很少惹祸，有清一代，福建乡闱应是最为稳定的考场之一。
（一）朴实的士风
福建的士风朴实，首先表现在循规蹈矩，努力按朝廷的要求去做。
清代十分重视社会教化，而有清一代对《圣谕广训》坚持不懈的普及、宣讲、阐释、灌输，构成了清代独特的文化现象。雍正二年（1724），雍正帝在康熙帝颁发的上谕雫主条的基础上，撰成近万言的《圣谕广训》，并“刊刻成篇，颁行天下”。雍正七年（1729），清廷又要求“直省各州县大乡大邨人居稠密之处，俱设立讲约之所，于举贡生员内拣选老成者一人以为约正，再选朴实谨守者三四人为直月，每月朔望，齐集乡之青老，里长及读书之人宣读《圣谕广训》，详示开导，务使乡曲愚民共知鼓舞向善”。从此，讲解《圣谕广训》成为一种强制性的制度规定，各地亦努力遵行，各显其能，福建算是走在前列者，乾隆九年（1744），福建按察使王廷诤鉴于福建民风顽悍，而“村落之聚族而居者，多有生监教处其间”，奏请“将《圣谕广训》及历年奉到教民之上谕，举采集律例中紧要条款为闽民最易犯者，汇刊成块。每遇朔望，令教官传集生监，共赴明伦堂，将训谕、律例反复发明，证以圣经贤传之宙揆，示以日用率行之最乐，再钭汇刊之书，命名之赏回本乡，教给乡民，宣扬传播，以本之生监教本乡之民人，乡语易通，性情易洽”，得到了乾隆帝的批准。
清初，各省录取童生度卷须送礼部席勘，以防弊端，后因事务繁琐而停解部勘例。乾隆二十五年（1760），福建学政汪廷玙奏称：“童生入学系进身之始，取进试卷，例不解部，恐考官以意见去取，童生以揣摩幸进、请照生员试卷解送十名例，将取进文童前十卷一体送部磨勘”礼部恐取列中后之卷仍有滥竽充数者，遂定：取进童生试卷全部解部。虽然此事终因磨勘难以推行而告停，但福建首先提出恢复磨勘，这在追求公平取士上还是有所贡献的。
覆试制度是清代科举制度中特有的内容，乡试覆试始于顺治十五年（1658），起因是十四年（1657）发生了顺天、江南的科场大案，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成为定制：各省新中举人于会试年二月初十日前全行到京，取具同乡京官识认印结送部，听候覆试。覆试不合格者将罚停会试一至三科，在顺治至道光期间，清廷曾多次举行乡试覆试，都是针对全国或某些省份的。其间，唯有福建省为一个人进行覆试。乾隆六年（1741），“闽省乡试第一名举人邱鹏飞以武生五经中式，人心不服”，福建巡抚王恕奏请覆试，得旨：“着将邱鹏飞送至京师，派人覆试，”此事在清代的科举史上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反映出福建在推行科举制时的中规中矩。
但也有些时候，福建未能遵循朝廷的要求去做，却能得到谅解。如雍正、乾隆时曾推广官话，特别是在广东、福建地区。在此过程中，福建士子乡音难改，以致清廷放弃推广官话，乾隆初，曾于闽都建正音书院，以教习闽人通晓官音，乾隆十年（1746），鉴于“闽省士民甚多，一馆之内止可容十余人，正音固难遍及，况教习多年，乡音仍旧，徒为虚糜帑项”，福建巡抚周学健奏请裁撤正音书院，获准。乾隆十五年（1751），福建按察使陶土僙再次奏请“各书院、义学以官音诵读，责令教官每月考核，府州县试，以通晓官音者考列前茅”。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福建巡抚潘恩认为此举“于闽省碍难办理，县无裨于民风士俗”。最终，乾隆帝否定了此建议，从推广官音这件事情中可以看出，福建的地方官乃至士民还是实事求是的，并未追风而强改乡音。
其次，福建的士风朴实，还反映在科场内外的很多方面，福建士子既不突出、冒尖，也不落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