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勇
闽都文化主要研究以福州城区为中心的都会文化，包括政治、哲学、文学、史学、教育、宗教、民俗、艺术、建筑、科技、商贸、新闻出版等，《闽都文化概论》一书是许多闽都文化研究者智慧的结晶，对总结闽都文化研究既有成果，以及推动闽都文化的新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笔者阅读“闽都政治”部分时，深感政治变迁是影响闽都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准确把握闽都政治、行政、军事和经济等制度变迁，对深入分析与挖掘文化变迁无疑是必要、必须的，福建都司和福州三卫建辖就是这样，它们对闽都文化颇具深远的影响，却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
所谓“福州三卫”，是指福州左卫、福州右卫、福州中卫，系福建都司下辖的、治在福州城的军事组织和地理单位，三卫既是明中央设置于此的军事防御性质的管理机构，又是管理权（人口、土地、司法）相对独立的行政性质的管理单位，在福州城区拥有自己相对独立于福建布政司、福州府，却又在今天福州城区范围之内的军政组织，它们在明清时期的福州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闽都文化建设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结合福建都司卫所的建立体系、明代福州三卫的设置，及其影响之下的人口分布、家庭结构、社会组织、宗族团体和民间信仰等加以探讨，以分析明时期的福州三卫之设置与闽都文化形成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一、福州三卫建置史实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的明政府平定福建全境，次年设福建行省。在平定福建之后，明中央即在此设置一批卫所，以控制和管理地方。福州的地理极其重要，“南望交广，北晚淮浙，连山巨海，为东南都会”，故明初最早在福州设有福州卫，时间应该是在洪武元年（1368），由航海侯张赫担任福州指挥使。据《明太祖实录》记载：
甲子，航海侯张赫卒。赫，凤阳临淮石亭村人……洪武元年，授福州卫指挥使；二年，率兵备倭寇于海上；三年，升福建都司都指挥同知；六年，率舟师巡海上，遇倭寇，追及于琉球大洋中，杀戮甚众，获其弓刀以还。
从中可知，福州最初设卫在洪武元年即1368年（泉州卫、漳州卫和兴化卫也是在洪武元年设置的），其职责不仅有守御地方之职，更有备倭于海上的重任。从《明史》卷130看，张赫先任都指挥副使，再进都卫（应不是上引实录所讲的“都司”）同知，是福建军政系统最高武官之一。郭红考订认为，《明太祖实录》所载洪武三年（1370）六月记载“福州卫出军捕之”是《明实录》关于该卫的最早记载，误。作者推断：“平定福建之后，明朝随即设置了一批卫所。最初只是着眼于平定地方，并未考虑到外患倭寇，所以是一府设一卫”的判断也是不准确的，因为张赫从二年（1369）到六年（1373）间，不止一次率军御倭寇于海上，他去世后亦因海上功绩受封“航海侯”。
论明代福州三卫之设与闽都文化之建
那么《明太祖实录》明确记载说“（洪武四年即1371年春正月）庚寅。置福州卫指挥使司”，该如何解释呢？笔者认为，可能是卫机构之设与治所之设的区别，因为福州卫的下海御倭不仅上述一则，洪武三年（1370）六月，倭寇侵扰东南沿海，“是月，倭夷寇山东，转掠温、台、明州，傍海之民。遂寇福建沿海郡县，福州卫出军捕之，获倭船一十三艘，擒三百余人”。福州卫参与平盗、御倭的史料还多次出现在《明实录》中。牛平汉在“福建都指挥使司”建置沿革时指出，洪武四年（1371）正月戊寅是“置福州都卫”的时间（而不是福州卫设置的时间），此说有道理。
随着全国都卫改都指挥使司，洪武八年（1375）十月，福州都卫也改为“都指挥使司”，其治所即设在省会福州。福州城也从一卫增置为三个卫，守军的数量也迅速增加，这实际上表明国内局势渐趋稳定后，像福州这样的都邑日常防御的重要性。当然，福建防御的重要还突出体现在福建自然境不仅有福建都司，还另设有一个福建行都司以控驭福建内地，这在明帝国沿海省级单位中并设两都司也是绝无仅有的。关于福建的全省两都司的协同防御问题，另当别论。
据《八闽通志》记载，福建都指挥使司的前身是福州都卫，洪武元年（1368）初建福州卫时，其治所也就是后来福建都指挥使司的治所，最初为元朝时福州路总管府，位置在福建布政司的东南，“即宋试院地也”。福建都司的治所此后陆续经过多名都司官员的扩、改、增建。
福州三卫的治所均在福州城内。福州左、右卫设置的时间俱在洪武八年（1375），左卫在福建都司的东南方，为宋代的荐福寺之所，元时曾在此修筑勉斋书院。右卫治所亦在都司之东，曾是元代时福州路总管府的司狱司的旧址。左右二卫最初均下设6个千户所，各千户所同样有治所，在卫治之内办公，千户所之下同样有下辖诸百户所处置公务之所。福州中卫建立的时间《明太祖实录》记载与实际稍有出入，郭红考辨之后认为，《太祖实录》卷一八八记载始建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二月可能是公署改变的时间，建卫的时间“似应早于洪武十四年（1381）十一月”。查《八闽通志》，“国朝洪武八年（1375），指挥佥事张得创为左卫。二十七年改为中卫。”疑中卫之后在洪武八年（1375）已出现，稍后左、右、中调整名称及公署，故稍显混乱。中卫的治所“左卫之东，宋太平寺故址也”。
虽然福州三卫及其下辖千、百户治所俱在福州城内，但他们所管辖的人口和土地就分布得相当广泛了。福州左卫下设屯田计39所，永乐二年制令分军屯种之时，共有田地“四百九十七顷三十八亩八分，计旗军一千六百九十七名”，分布在侯官县、闽清县、永福县等，“新屯九所”竟然是在“泉州府永春县十都卓铺起至二十都前窗止”。福州右卫的新旧屯共也有39处，“共田地五百七十六顷六十四亩三分三厘，计旗军一千九百二十六名”，屯田分布在怀安县、古田县、罗源县、永春县和惠安县等。中卫的新旧屯地有30所，“其田地五百四十顷一十四亩，计旗军一千五百九十三名”，屯地分布在闽县、连江县、惠安县、仙游县（兴化府）等，更是地跨三府。
本文之所以介绍分析福州三卫屯军数量以及屯田分布，欲在说明福州三卫的辖区如此分布（散），势必对福州府及下辖县，乃至周围的泉州府、兴化府产生全方位的影响，即这种影响不仅有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更多的则是区域内经济利益背景之下的社会生活、民风民俗等方面的影响，这对于我们研究闽都文化有着积极的意义。
关于福州三卫的规模，即便以明朝的标准建置计算，即每月5600人计算，有在籍正身官军16800人，如果考虑到军家的存在，即每个官员至少有妻子一人，或有佐军余丁一人，那么卫籍人口近将5万人。实际上，明初各卫所的军人数量远远超过5600人的标准配备，有的甚至上万人。这在福州城是一支庞大的移民群体，无疑他们对福州城带来巨大的影响。
福州卫所官军来自全国各地，他们长期驻扎于福州地区，成为福州的“新居民”，这是今天我们研究闽都文化必须重视的一个庞大群体。由于时势变迁，福州都司及其下辖卫所官员、旗军家庭详细情况已不可得，但我们仍能从有限的史料中探索些许福州军卫的来源构建及其家室情况。比如福州右卫的武选簿册就比较完整地保留下来（福州中、左二卫的卫武官选簿未见），试简单分析一下福州卫官员的来源地域情况。
福州右卫自指挥使刘镇至指挥同知朱六姐，共计有60页。计有：
1.刘镇，都指挥，龙山县人（属湖南）。
2.刘滨，都指挥，滦州人（今属河北）。
3.郑世勋，都指挥，全椒县人（今属安徽滁州市南）。
4.朱正色，都指挥，海州人（今属江苏连云港）。
5.胡天龙，都指挥，山后人（今内蒙古之地）。
6.王公仁，指挥同仁，合肥县人（今安徽）。
7.陈王，指挥同知，大兴人（今北京）。
8.赵胜，指挥同知，如皋人（今江苏）。
9.郑文恩，指挥佥事，合肥县人（今安徽）。
10.阎炜，指挥佥事，沧州人（今河北）。
11.计，指挥佥事，和州人（今安徽巢湖市和县）。
12.陈浩，指挥佥事，长乐县人（今福建）。
13.邢端，指挥佥事，峄县人（今山东）。
14.李澍，指挥佥事，合肥县人（今安徽）。
15.冯铭，指挥佥事，会州人（今甘肃）。
16.卢鼎臣，指挥佥事，滁州人（今安徽）。
17.周澄，指挥佥合，西华县人（今河南）。
18.陈升，卫镇抚，连江县人（今福建）。
19.郑瀛，卫镇抚，景陵县人（今湖北天门）。
……
（右卫千户、百户、试百户、总旗、小旗等世袭选簿，兹从略）
不难看出，一方面，上述右卫的卫以上级别的19名武官，分别来自福建、安徽、河南、河北、江苏、北京、山东、甘肃、湖北、湖南和内蒙古等11个省份，可见其来源地相当广泛。另一方面，这份明代武官世袭选簿的主要是以正德、嘉靖年间武官世袭情况上溯其始祖入军之缘由，追记他们功升、迁徙的变化，再补记其后子孙世袭情况的，有不少官员的世袭档案一直记载到天启、崇祯年间，这些世袭武官的家室一直定居在福州城内，成为福州“居民”的一部分。不同地域的武官家庭聚居在福州城内，必然带来福州地域文化的多样化。
福建都司和福州三卫的世袭武官，还有一批更为特殊的群体，即被明廷称为“达官”的少数民族武官。在福建，洪武二十一年（1388），达官指挥把失剌把都儿等13人并妻子送“往福建安置，仍给以指挥之禄，令有司各与第宅及乳牛以养之”。从康熙《福建通志》看，镇东卫有直隶山后人卜儿罕忽力，后被赐姓高怀德，曾世袭指挥使。兴化卫的鲁六十八为山后大兴人，洪武年间从军，子世袭升副千户。镇武卫也有山后人，毛荣及五世孙毛钦。从方志中所载他们的籍贯看，应当是后来随军徙居至福建的蒙古人。在前引福州右卫的武官中，有一位胡天龙的都指挥，他的始祖忽失里木，就应该是一位少数民族后裔。这些少数民族可能又因为军事调动走了，但还是有相当一批留在福州，一直生活下去，在明清易代、王朝更替之后，基本上实现了与汉族或与当地民族整合在了一起。
在福建都司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之下，包括福州三卫在内的卫所旗军及其舍余、继丁等为福州、福建乃至东南沿海的安定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明初，福建和福州卫所参与了规模空前的郑和下西洋活动，明中期，福建作为倭寇活动频繁的重灾区，他们又参与了平定倭患、保安卫国的军事活动之中。同时，他们还对明中后期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可以说，从全国各地调来的世袭武官和旗军，200余年来定居于福州，为繁荣福州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对清代及其以后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军卫组织与闽都文化
本文不拟对福建都司和福州三卫的军事活动做过多的研究和分析，而是主要侧重它们职能运作、群体构建、家庭形成、经济文化生活等对闽都文化所产生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