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睁开眼睛看世界
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和中外交流的增加，一个新世界展现在中国人面前，尽管它有些朦胧，还不完整，但毕竟带来了一个新的信息：中华帝国之外别有一番天地，那里有着与中国不同的经济生活和思想文化。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睁开了眼睛。商品经济的活跃和海外贸易的发展，使他们有可能较前代更深刻地认识经济规律，他们对世界的超过前人的了解帮助他们从更高、更广的范围去考虑问题。明朝末年，通海思潮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它的代表人就是大科学家徐光启。
徐光启官至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他说，“有无相易，邦国之常”、“交易一事，六十六洲所同欲也。市同利，不市同害”。在他看来，贸易是经济发展的一条规律，不仅是可以用于弭盗或征收税饷的权宜手段。他以与日本通市为例说：“且通货既多，我之丝制诸物愈有所泄；往者既众，彼中之价亦平，故曰两利之道耳。”他认为，贸易的规律是不可阻挡的，“官市不开，私市不止，自然之势也。又从而严禁之，则商转而为盗，盗而后得商矣。”“譬有积水于此，不得不通，决之使由正道，久而不溢；若塞其正道，必有旁出之窦，又塞其旁出之窦，则必溃而四出。贡舶、市舶正道也，私市旁出之窦也。”所谓正道，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他明确指出不遵正道的后果，“壬子之祸（指嘉靖三十一年即1552年的倭乱），则溃而四出者也。”他认为对付倭患的办法应该是“除盗不除商，禁私贩而通官市”，“来市则予之，来寇则歼之”。他从经济根源进行分析，指出，“绝市而后可以无入寇，必日本通国之中并丝、帛、瓷器、药品诸物，悉屏去不用然后可，又必无之理也。”而通市日本还可以得到一个好处，“倭中刀铳器甲诸物”、“造作甚多”，而且他们“不我疑也，不我禁也”、“皆可贸易以来”以增加实力。这种以海贸取人之长壮我声威的思想也是前所未有的。
徐光启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认识到了某种经济规律，并运用它来解决当时的现实问题。徐光启“每为人言富强之术”，他总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国”，“遂于治历、明农、盐屯、火攻、漕河等咸所究治”，他要求通海，也是为他的总体目的服务的。他的通海理论建立在对客观规律的认识的基础上，非常有说服力，既是当时社会经济的产物，又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的要求。徐光启走在时代的前列，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
在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不仅有自身产生的新的经济因素，还有西方人向中国社会中打入的楔子。西方传教士和商人带来了他们的思想方法和价值观念，对中国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变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意大利传教士毕方济，为了“仰佐中兴强盛事”，上书为明廷出谋划策。他说：“思所以恢复封疆，裨益国家者，一曰明历法以昭大统；一曰辨矿脉以给军需；一曰通西商以官海利；一曰购西铳以资战守。”不管毕方济本人还有其他什么目的，看来他“仰佐中兴强盛”可能是出于诚心。但是，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有认识到，这是在以西方的价值观念在向东方的传统治国理念进攻。如果他的这一套被朝廷接受了，就将会全面吸收当时西方的科学技术，兴办与西方同样的矿冶业，开展同西方一样的贸易。毕方济头脑中有一幅理想的图画，他是以其生长的国家为模式的。中国统治者依据毕方济的四点建议也会勾画出一幅图画，而这幅图只能在中国的模式上添枝加叶，两幅图必然大不相同。即使这样，中国统治者也不会完全采用毕方济的建议。但可以说徐光启是同意毕方济的主张的，他的著作证明了这一点。在这里，根植于中国土壤的先进思想，与当时西方的社会经济思想合流了。
我们还应当注意的是崇祯皇帝的开明态度。《明史》说崇祯帝“非亡国之君者”虽可商榷，但说他“忧勤惕励，殚心治理”却大致不错。处在内忧外患中的崇祯皇帝，对待西方传教士和科学技术，既不像正德皇帝那样近于嬉戏的追求新异，也不像万历皇帝那样昏庸愚昧的利财黩货，万事因循。他同意徐光启的请求让西方传教士罗雅谷、汤若望等“以其新法相参较，开局修纂”历法，“指挥督造战炮”。对于汤若望他“旌其勤劳，赐金字匾额二方，一嘉若望才德，一颂天主教道理真正”，致使“住墺之西国官绅士商，鼓乐放炮，排导欢迎”。不唯如此，他还下令再次开放了海禁，并让刘若金伴住毕方济于海上，“商议澳舶事宜”。崇祯帝力图振作，“慨然有为”，一以国家前途为念，不能看成是饥不择食。不过他生逢末世，败局已成，无法挽回狂澜。不幸这一幕臣谋于下，夷助于外，君断于上的“中兴强盛”的热闹戏剧，被李自成起义和清人入关给搅散了。如果假以时日，他们的戏继续演下去，中国历史出现怎样的情况，实难逆料。
晚明的开放潮流是普遍的，不仅以徐光启、李之藻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打开眼界，努力西学；风气所被，许多人——自士大夫以至平民百姓都有着开放的心态。可以说中国当时许多方面都已开始突破传统观念，社会的各角落都能感到开放潮流的冲击。
五、通海论的困顿
恩格斯说：航海事业“虽然最初是以封建和半封建形式实现的，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已经与封建主义不相容了……航海业是确定的资产阶级的行业”。明代私人的海外贸易必然受到封建势力的重重压抑。
明初的海禁首先是由政治形势决定的。但是，由于传统政治的僵死性，洪武时期的禁令成为后来一切禁海论者口中的紧箍咒。时代变了，他们口中的咒语却不变。他们动辄援引《祖训》，如同刻舟求剑。
正德中，给事中王希文坚决反对与佛朗机进行“朝贡”贸易。他说：“我祖宗一统无外，万邦来庭，不过因而羁縻而已，非利其有也。”他们陶醉在中央大国的理想主义之中，耻言财货，完全不从经济角度考虑问题。他们担心的是“祖宗”旧制被抛掉。对于所谓“倭患”问题，他们不愿深入了解问题的原因，“仍乞申明祖宗旧制”，而且认为“番舶一绝，则备倭可以不设”，因而，万历时人沈德符有“我朝书生辈，不知军国大计，动云禁绝通番，以杜寇患”之叹。这些论调既表现了传统政治僵化因循的特点，又带有明显的贱商色彩。
通海论遭到困难的第二个原因是统治者的妄自尊大态度。统治集团中的大多数人，对于域外形势十分无知，在他们头脑中自己是天朝大国，其他所有国家不过是蛮夷小邦，天下绝不能允许有“两大”并存。而自由贸易所要求的，恰恰是脱离政治的约束，使贸易双方处于平等地位，他们之间的权衡标准只有金钱。这对于明朝统治者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不用说，他们分不清“佛朗机”和“葡都丽家”，也分不清“吕宋”还是“干系腊”。他们对意大利人自称“大西洋”十分不满。李王庭《诛邪显据录》云：
我太祖高皇帝定鼎……建号大明，名称实也。何物么麽，辄命名“大西”，抑思域中有两大否？此以下犯上，罪坐不赦。旋于“大”字之下，以“西”字续之，隐寄西为金，方兵戈之象，则思逞不轨，潜谋已素矣。
真是既愚昧可笑而又色厉内荏。徐如珂则说：
夫以彝乱华，酿为不可知之患者在异日……以中国之无耦而抗之以大西国，俨然域中有两大，且动称贵国，则其傲慢之尤者也。
沈榷则说：“以太祖高皇帝长驾远驭，九流率职，四夷来王，而犹谆谆于夷夏之防……夫普天之下，薄海内外，惟皇上为覆载照临之主，是以国号曰大明。何彼夷亦曰大西？”甚至在明朝所颁行的大统历一再出现偏差的事实面前，也不愿低头，认为不可“纷更祖宗钦定、圣贤世守之大统历法”。这些议论虽然未涉及经济问题，但它明显地反映了中国统治者中大多数人对外国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对于通海论是极为不利的。
通海论遇到困难的第三个原因，是当时确实存在的海上盗寇。而执政者不能仔细地区别商与盗，也不能认识商与盗的关系而因势利导，便未免因噎废食，干脆关起门来了事。
当时从事海盗行径的，不仅有倭寇，还有与政府海禁政策相对抗的武装走私商人、逃税商人和因其他政治、经济原因形成的“海盗”。其后，更有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他们以本国政府的支持和强大的武装为后盾，企图打开在中国沿海贸易的门，目的达不到便使用武力。荷兰人在沿海掠掳华人，强迫其工役，甚至将其转卖至域外作为奴隶。中国军队曾多次打败武装的葡萄牙海盗商人。固然，中国官吏对此处置或有不当之处，所谓“其小肆侮，夫有所召之也”。但各种海盗行为及由此引起的冲突，无疑对通海论是十分不利的。万历四十八年（1620）南京都察院就南京教案问题给礼部的咨文中有“麾之使去，是以不治之治也”的话，这虽然是指对外国传教士的处置而言，却代表了闭关论者的一贯态度。
就当时整个中国而言，还是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商品经济所占的比重还是微乎其微的。尽管市舶管理可能给政府带来一些收入，但其数目在全局来看，还不足以引起过高的重视。这也是通海论难以得到有力支持的一个原因。有人统计，万历年间对海商所征的税收仅占全国钱赋收入的一百三十分之一不到，因而有“海舶非正赋”的说法。当时由海路所进口的货物，大多是香料、珍宝等奢侈品，并非经济发展之必需，因而通海论也得不到很有力的经济上的动力。
就世界形势看，15、16世纪，欧洲一些国家已进入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虽然他们已来到东方，并暴露出其残酷性、野蛮性，但他们还没有强大到使中国人震惊。当时中国并不比西方落后、软弱。西方的物产既不足以打开中国自然经济的坚强壁垒，其兵力也不足以打开中国海关的大门，葡萄牙、荷兰人先后败在中国军队之下。所谓“此伙所用兵器，惟一软剑，水战不足以敌我兵之刀，陆战则长枪可以制之无疑也。惟鸟铳颇精，大铳颇雄，军令一严，冒死一冲，彼自破也”。这样，中国的统治者，仍然可以关起门来继续做“天朝大国”的美梦。
在重重阻碍下，明代的通海思潮艰难地前进着，细流涓涓，百转千折，始终无法冲决天朝的牢固堤坊。清初严厉的海禁政策，再次使通海势力受到沉重压制。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的发生。在外国帝国主义的野蛮打击下，老旧的中华帝国终于猛醒，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再次睁开眼睛，放眼世界，而侯官（在今福州）人林则徐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继起的沈葆桢、严复、林纾、詹天佑、邓世昌等，一大批福州人，再次成为中国人走向海洋，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的中坚。
〔作者简介〕毛佩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