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睡眠的时间古人的认识比较笼统，即所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内经》讲的较为具体，即春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夏季“夜卧早起，无厌于日”；秋季“早卧早起，与鸡俱兴”；冬季“早卧晚起，必待日光”。其后明代胡文焕在其《类修要诀·养生要诀》中更进一步阐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春夏宜早起，秋冬任晏眠，晏忌日出后，早忌鸡鸣前。”
毛泽东调节睡眠还有一个准则，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按月亮的规律办事”。这，是毛泽东睡眠习惯的第三大准则。
夜间办公，是他战争年代留下的习惯。1948 年九月会议后，为了研究布置指挥三大战役，党中央的五位书记每天都集体办公，而且总是从晚上8点左右开始。大家在毛泽东的办公室里开会办公，几乎每次都是一个通宵。
这种按月亮的规律行事的作息时间，首先把朱德总司令的生活规律打乱了。朱德有早睡早起的习惯，严格遵守一定的作息时间，一般晚上10点左右睡觉。在五大书记中，数朱德的年龄最大。连续通宵地开会办公，对朱德来说，实在是太疲劳了。有时，开会的过程中，他就打盹了。其他人也都不叫他，让他休息一会儿。等到要决定重大问题的时候，他也就醒了。
朱德醒后，总是抱歉地说：“哎呀，我睡着了。”
周恩来总是最理解人。他对朱德说：“没关系，你休息一会儿，就能坚持到底了。”
“咱们这一段会议多，总司令在开会时稍微休息一会儿，精力更充沛，是一件好事嘛。”毛泽东的辩证法更是用到家了。
在那段集体通宵办公的时间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身体都很好。周恩来尤其出色，他那时兼军委总参谋长，夜里不睡觉，白天还得开会布置工作，工作相当紧张，精力却非常充沛。但是，他却比不上惯于夜里办公的毛泽东。
1950 年，周世钊了解到毛泽东有夜间工作的习惯，就写信劝毛泽东把这个习惯改正过来。毛泽东在12月29日复周世钊的信中说：
晚睡的毛病正在改，实行了半个月，按照太阳办事，不按月亮办事了。但近日又翻过来。新年后当再改正。多休息和注意吃东西，也正在做。总之如你所说，将这看作大事，不看作小事，就有希望改正了。
看来，毛泽东是知道熬夜的危害的。
然而，繁忙的工作使得他始终未能真正改掉“按月亮的规律办事”的作息习惯。
1957年5月6日，毛泽东给前来访问的伏罗希洛夫送行。毛泽东关切地问伏罗希洛夫：“20天来你累了吧？活动可能紧了一些，你是不是没有休息好？”
伏罗希洛夫说：“我最亲爱的朋友，毛泽东同志，我一点也没累，一切都好极了。偶尔由于太阳晒得有些头昏，在广州吃了点蛇肉，也许肚子里展开了龙虎斗，刚回北京稍稍感到不舒适，很快就过去了……”
接着，伏罗希洛夫说：“我听说你每天熬夜，我真心痛啊！你无论如何也别熬夜了。过去我也曾通宵地工作，结果身体受了不少损失。希望你这样做：太阳一出来你就向它问好，太阳一落你就向它告别，去休息。”
毛泽东笑着说：“好，要按太阳的规律办事。不要紧，我已经习惯了夜里工作……”
伏罗希洛夫对毛泽东说：“我亲爱的毛泽东同志，你如果想休息，随时都可以到我们那儿去，你想到哪儿就到哪儿，如像南俄的索奇和黑海岸上的克里米亚等地……”
毛泽东说：“我深深感谢你，你这是很好的意思……”
尽管毛泽东回答伏罗希洛夫时说过要按太阳的规律办事，但是，直到晚年患重病不能工作为止，他仍然是按月亮的规律办事，而不是按太阳的规律办事。他的这一做法尽管有违传统的健康之道，但是养成习惯之后，毛泽东也并没有什么不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