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者对居民储蓄的这种超常增长作了大量的分析，龙志和将我国体制改革前的城镇居民的收入分为货币性收入和配给性实物收入两部分；与之相对应，居民消费分为货币性消费品市场和配给性消费市场。两市场间存在制度性分离，而不存在交换关系，是“不完全消费市场”。他认为，不完全消费市场的存在及变化是制约我国居民消费——储蓄最重要的制度因素，是我国居民消费——储蓄行为有别于市场经济国家的体制性原因。而我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的居民低消费、高储蓄现象，是不完全消费市场向完全消费市场转变过程中，居民在既不愿意放弃原有制度的福利，又要顾及未来支出增加而控制现期消费的两难选择的结果。
宋铮认为造成近年来中国居民储蓄高速增长的原因是中国居民进行了更多的预防性储蓄。他对中国居民面临的个人风险和系统风险做了定性分析，认为造成储蓄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居民的储蓄行为在未来收入不确定的情况下变得更为谨慎；不确定性的存在削弱了利率下调对于刺激消费的作用，这使中国居民对利率调整的反应不大；中国居民选择子女教育作为首要储蓄目的则是因为教育可以降低子女未来收入的不确定程度。他用预防性储蓄假说对中国居民的储蓄行为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是1985～1997年间中国居民进行储蓄的主要原因。因此，旨在启动居民消费需求的政策应着眼于降低中国居民未来收入的不确定程度。降低不确定程度不仅可以直接减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启动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以确保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且还可以增加利率下调对于刺激消费的作用，改善运用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效果。
齐天翔、李文华认为，一般的，不确定性的存在，使居民不得不推迟某些现期消费，因为居民的预防性动机使其不能动用储蓄来增加现期支出，否则未来的消费难以得到保证。结果，居民的生活水平被降低了。如果没有信贷约束，居民便可以通过减少储蓄来增加现期消费，而当未来出现预料之外的支出增加时，可通过借贷得到满足。对我国居民来讲，信贷约束和不确定性都是普遍存在的，造成了居民高储蓄、零负债的情况，给金融体系的稳定带来了一定的隐患。要想消除这种隐患，为居民提供信贷服务，特别是消费信贷服务，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政策措施。他们认为，信贷约束有一个影子价格，所起的作用像一个利率。一般来讲，如果个人面对借入的高利率，那么在现有资源较少时，他可能不选择借入来拉平消费。如果他一点也不借，那么在现有资源较少时，他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降低消费。实际上，对他来讲，消费变贵了。因此，信贷约束会导致消费者增加储蓄，以预防收入降低时导致的消费水平降低。信贷约束的存在会导致个人将储蓄作为保险，以减少收入在未来下降产生的影响。如果消除信贷约束，当期消费会有所增加，储蓄将降低。
齐天翔提出倒“U”曲线假说，解释了我国负利率下的储蓄增长和高储蓄率问题。认为，经济转轨过程形成的经济上的不确定性是影响居民储蓄动机的主要根源，它强化了居民的预防性动机，而对于其他储蓄动机来说，均从属于这一动机。为此，他揭示了不确定性与居民储蓄之间的关系。他以倒“U”曲线假说阐述了不确定性与居民储蓄之间的关系，即在一定时期内，不确定性由小到大时，储蓄经历了一个由增长到下降的过程。因此，从宏观角度看，一国储蓄率应有一个合理的水平，当偏离这个水平时，政府可以通过相应的政策手段来控制不确定性的大小，使储蓄恢复到合理的水平，即当不确定性过大时（在趋势线右侧）可以减少不确定性，使储蓄恢复到更高的水平；当不确定性过小时（在趋势线左侧），可以适当增加不确定性，使储蓄有所提高。从国际经验来看，发展中国家应保持较高的储蓄率水平，作为满足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而对经济转轨国家而言重要的是控制不确定性，防止其过大造成社会震荡。因此，我国既要保持储蓄稳定增长，又必须将不确定性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韩汉君认为，正是经济体制改革使居民收入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从而使居民大量储蓄有了可能；同时也是经济体制改革导致人们对未来收入和支出预期的不确定，这就促使人们把当期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进行储蓄。他认为，制度变迁因素很好地解释了中国居民储蓄存款超常增长的现象。
可见，国内学者主要是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角度来分析国内的高储蓄，其视角是把中国居民作为一个整体。我们认为，中国居民应该进行进一步地划分：富人、中等收入者和穷人。这样，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中国居民的过度储蓄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由于收入差距所产生的过度储蓄，这部分过度储蓄的主体是富人；二是由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瓦解，而新的保障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引起居民的悲观式预期，从而进一步加剧的过度储蓄，这部分过度储蓄的主体是中等收入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