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偏低的居民消费率致使消费价格一路下跌，国内消费需求不振，经济增长受到严重制约。中国居民消费过低的原因何在，如何提高消费率，成为国内学者们所瞩目的重要问题。
1.对影响消费率因素的研究。
董辅礽深入分析了影响消费率的几个因素：居民收入、居民消费倾向、社会保障、消费文化以及投资率。认为，提高消费率绝非短期所能成功，必须较长时间从多方面做出努力。
吴易风、钱敏泽则对影响消费需求的收入分配和消费率两个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尽管收入分配完全公平和完全不公平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但其分析结果表明，当过度牺牲公平而追逐效率时，将会在宏观上产生消费需求下降的对应反应，最终削弱经济增长的自主性动力，并且收入分配差距，的过快扩大会大幅度降低高收入阶层的消费率。我国目前消费率的下降不仅仅是由于普遍性的收入增长引起的消费率下降，还包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因素。
樊纲、王小鲁则建立了一个消费条件模型来考察影响我国人均消费水平变化的各种因素，包括交通运输和通讯等基础设施条件、城市化水平、消费者信用手段的发展、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以及收入分配差距，等等。模型发现城市化水平是在收入水平以外对人均消费影响最大的变量。交通运输和通讯设施条件也对消费有重要影响。银行卡普及率和养老保险的普及有正的影响，而以基尼系数表示的收入差距可能具有负面影响。基于模型取得的对消费影响的经验参数，他们还通过建立一个中国各地区消费条件指数，对各省市自治区的消费条件状况进行了刻画。
2.居民消费行为理论的研究。
尉高师、雷明国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在极低的收入水平下平均消费倾向持续下滑这一事实进行了解释。他们从我国居民消费的行为特征出发，通过一个家庭效用最大化模型分析得出了关于中国居民消费的命题——中国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与“大额刚性支出”呈反向变化，与收入水平同方向变化，且它随收入水平变化而变化的幅度大于随“大额刚性支出”变化而变化的幅度，同时也证实了熊彼特“消费不只与收入有关”的猜疑。命题的经验实证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持续下滑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以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为突破口的国企改革攻坚这一相对“激进”的改革方式加上我国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导致了我国居民“大额刚性支出”额度的大幅上升。根据本书的研究结论和美国的历史经验，要使我国经济尽快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进入良性循环，根本之计在于通过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消除人们的“后顾之忧”，降低人们对“大额刚性支出”额度的预期。
臧旭恒、裴春霞研究了流动性约束和预防性储蓄对1978年以来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认为改革以来，中国居民消费受到明显的流动性约束和强烈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反作用。绝大多数情况下，利率对消费都是微弱的负影响，说明相对而言，实际利率的替代效应起主要作用，但是并不显著，这意味着消费对利率变化并不敏感。从各个模型的长期均衡趋势看，居民消费的长期收入弹性系数近似等于1，据此判断，对中国居民来讲，当长期的实际收入增长1%时，长期的实际消费增长幅度也在1%左右。
罗楚亮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1995年、1999年及2002年的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分析了收入不确定性、失业风险、医疗支出不确定性及教育支出等因素对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这些不确定性因素对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负效应，但效应的大小也因这些因素的可预期性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增强政策的可预见性、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对化解居民收支风险将具有重要作用。
杭斌、申春兰依据中国实际对Davidson等人提出的误差修正机制（ECM）作了重要修正：即经济转型时期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与收入之间存在不断变化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关系，并利用1978～2002年的有关数据和状态空间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1990年之前，我国城镇居民消费与收入的长期均衡比例相对稳定，而1990年之后长期边际消费倾向和长期平均消费倾向为持续下降趋势。与此同时，派生控制机制和比例控制机制对短期消费的影响也发生了相应变化。
（2）受长期均衡比例下降影响，1990年后消费和收入的走势开始分叉，但这并不说明消费与收入之间没有协整关系，而是存在一种变协整关系。
金晓彤、杨晓东则从西方传统消费行为理论不能充分解释中国经济转轨期居民消费行为的现实出发，深入地探讨了中国体制转轨与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内在相关性，提出了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变异的“假说”，并对所提出的“假说”进行了理论分析，印证了居民消费行为变异“假说”的真实性。从而得出制度变迁是导致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变异的根本性原因的结论。
3.对消费者行为特征研究。
申朴、刘康兵针对当前我国居民消费疲软和总需求不足的状况，通过建立一个规范的计量经济模型，对影响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变化的深层因素进行了经验分析，并得出如下结论：
（1）回归分析显示，城镇居民的当前消费对当前收入具有过度敏感性，从而拒绝了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在目前我国城镇居民中的适用性，所以当收入增长率放缓时，消费增长率势必下滑。
（2）在综合考虑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和实际利率等变量后，消费的敏感性进一步增强，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对消费有显著的负效应，表明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确实受到这些因素的显著影响。因此，在面临较强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时，城镇居民会减少当前消费，增加储蓄，平均消费倾向也会显著下降。
（3）分析还表明实际利率对消费有显著的正效应。但在进一步根据费雪方程把实际利率的作用分解为名义利率和预期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后发现，名义利率对消费没有显著影响，预期通货膨胀率对消费存在非常显著的负效应，这证明实际利率的显著作用主要来自通货膨胀预期对消费增长率的显著负效应，而并非消费者追求跨期效用最大化的结果。
宋冬林、金晓彤、刘金叶认为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存在明显的过度敏感性，由不确定性引发的粘性预期、远期和理念上的流动性约束、非理性和非生命周期行为的作用等促发了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特征。这种消费过度敏感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我国政府所制定的拉动内需政策产生了负面影响。为保证我国启动消费政策的有效性，有必要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以使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行为得以矫正：
（1）尽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包括失业救济、养老、医疗等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解除消费者当期消费的后顾之忧。
（2）大力推广消费信贷制度，扩大消费信贷规模，促进我国消费信贷市场的发展。
（3）倡导新的消费理念，矫正消费者传统的落后的思维模式，引导个人消费行为走向理性化。
（4）保持经济政策的稳定性，遵循科学的决策程序和决策规则，确保整个经济活动的连续性而不是间断性。
（5）加大收入分配政策的调节力度，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
欧阳俊、刘建民、秦宛顺的研究结果表明，标准REPIH并不能很好解释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他们利用总量数据和城乡住户调查数据进行的分析表明，中国居民总体消费增长与流动性变量的一阶滞后项显著正相关，整体上，我国居民并不存在显著的流动性约束；对不同收入组的城乡居民消费特征数据和借贷数据的分析表明，所有组别的城乡居民家庭的消费特征均与面临有效流动性约束的消费行为特征不一致，其消费行为不能用流动性约束理论描述。因此，实施旨在缓解流动性约束的政策对消费增长的刺激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