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门罗最新的作品《美好生活》出版。《美好生活》共收录14个短篇故事，延续了门罗一贯的曲径探幽的叙述风格，其中的大部分故事依然以门罗家乡安大略省休伦县的偏远小镇为背景，时间差不多在二战前后，表达着对于局促狭隘的小镇生活复杂微妙的情感，具有浓厚的加拿大风格。值得注意的是，《美好生活》的最后四个故事被集合成组：“这本书的最后四个故事并不完全是故事。它们构成了一个独立的单元，感觉上是自传性的，但有时候，实际并不完全是。我觉得关于我自己的生活，我想要说的都在那些故事里，从最初到最后，直到心灵的最深处。”正如作家在序言“终曲”中所说，最后四个故事的篇幅都不长，各自聚焦了作家回忆中的一个童年片段，而这些片段又与作家过去的作品彼此重合与相互补充。作为小说集的同名作品，最后一个故事《美好生活》以洗练、流畅的笔触，重访了众多的门罗经典：《皇家暴打》中那种既不属于城镇亦不属于乡村的身份尴尬，《特权》中骚乱的地段小学和污秽的厕所记忆，《沃克兄弟的牛仔》中父亲与母亲之间价值观的差异与摩擦，《男孩与女孩》中女孩对女性空间和男性空间的第一次认识和挑战，《乌特勒克停战协议》中母亲的帕金森综合征带给全家持久的羞耻感……在这个杂糅了回忆与想象的故事中，小镇怪人奈特菲尔德夫人突然入侵了艾丽丝的家园。当她粗鲁地试图破门而入的时候，母亲拼着命地、紧紧地抱着才几个月大的女婴艾丽丝，躲在房间的隐蔽角落，害怕得不敢呼吸。事实上，故事的标题“美好生活”（dear·life）是一个双关语，在故事中的出处是“拼着命”（for·dear·life），可是门罗在标题中巧妙地省略了一个介词，使得整个词语的意义发生了完全的逆转。这种意义的双重性，正是门罗所要表达的哲学观。
2012年6月，门罗凭借《美好生活》在加拿大国内第二次赢得崔林文学奖（Trillium·Book·Award），安大略地区最高等级的文学奖项。在宣布颁奖理由时，评审团这样评价门罗的写作：“门罗被认为是加拿大文坛最重要的作家的确实至名归，人们只要翻开《美好人生》就难以释手。”而门罗本人在致谢辞中则强调了其作为加拿大作家的文化身份，并对加拿大文学的发展充满了自豪感：“我非常激动。这真的太好了。现在这个国家有这么多优秀的作家。当我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们的人数还很少，而且，很多人不相信会有很多人加入我们。结果我们团结在了一起，并且证明了他们错了。加拿大作家确实是存在的，现在这个房间里聚集了这么多优秀的加拿大作家。我为你们所有人骄傲。”
2013年4月，门罗第二任丈夫杰瑞德·弗兰姆林去世。门罗一个人继续居住在克林顿的老宅。她再次宣布《美好生活》将是她最后的一部作品。但她依然在安大略西南部的那个小镇安静地、一如往昔地生活与写作。2013年10月10日，瑞典当地时间下午1点（北京时间10月10日晚7点），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终于揭晓答案，现年82岁的加拿大短篇小说家艾丽丝·门罗击败了村上春树、乔伊斯·卡罗尔·欧茨、托马斯·品钦等众多热门候选人，成为了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首位凭借短篇小说创作折桂的作家。瑞典文学院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中称门罗为“当代短篇小说大师”。“她选择了短篇小说，尽管这种艺术形式常常被误以为比不上长篇小说，她却将其淬炼至完美。”——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隆德如此评价门罗的创作。而门罗本人在得知自己获奖后表示出乎意料。“我知道我在候选名单上，但我从没想到过会赢。”随后门罗对加拿大媒体表示，希望自己的获奖“能让人们把短篇小说视为一门重要的艺术，而非一个你写着玩的东西”。门罗同时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作家，以及第13位女性作家。门罗的最终获奖，确实是诺贝尔文学奖对于艺术坚持的褒奖。从布克奖到诺贝尔文学奖，门罗实至名归地是我们这个时代“作家中的作家”。
短篇小说欣赏《脸》
短篇小说《脸》（Face）收录在门罗2009年的作品《太多幸福》（TooMuchHappiness）中，当年门罗获得了第三届曼氏布克国际文学奖。短篇小说《脸》具有典型的门罗叙事特征，即作者通过操纵叙事手段完成对人物的心理揭示。故事中的“我”出生时便带有半边脸的红色胎记，这个胎记仿佛是《红字》中的标记，立即宣布了“我”的低劣性。
我不知道父亲是先看了母亲还是先站在保育室窗口瞅了一眼我。我倒觉得应该是先看的我，因为当母亲听到父亲的脚步从门外径直冲进房间，她听出了其中的愤怒，只是还不清楚原因。不管怎样，她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啊，那不是每个男人都想要的吗？
我知道他说了什么，或者说是母亲告诉我他说了什么。
“那团杂碎是什么东西。”
紧接着，“你可别想把那玩意儿带回家。”
我一边的脸当时是——现在也是——正常的。而且我全身从脚趾到肩膀也都是正常的。我长21英寸，重8磅5盎司。是个健壮的男性婴儿，肤色白皙，尽管可能刚从产道里出来还带着点红。
我的胎记不是红的，而是紫的。婴儿与孩童时期颜色深些，长大了就变浅了，不过从来也没有消退到可以忽略不计，永远都是一眼就能注意到。如果你认识我的时候先看见的是我的左半边脸，干净的那一边，突然转向另一边，也许就会吓一跳。那看起来就像是有人泼了葡萄汁或者颜料在我脸上，于是好一阵水花四溅直至脖子才零星收场，尽管把我鼻子的线条勾勒得很不错，还晕染了一边的眼睑。
“我”的存在加深了父母之间的裂缝。那并不是一个平等的婚姻，而是一个典型的“男高女低”的模式：男性出身于世家，拥有优越的经济基础与社会地位；女性则来自平民之家，没有钱，但属于“奖学金女孩”一类，自卑而隐忍。这样的婚姻是门罗自身第一次婚姻的镜像，也曾在其无数的作品中反复出现。
当然了，父亲不会真的做什么不让我回家。不过自然的，我的出现，我的存在，成为了父亲和母亲之间巨大的裂缝。尽管我并不相信他们之间会原本什么裂缝都没有。至少该有不理解吧，或者冰冷的失望。
父亲的父亲没读过什么书。他有一间制革厂，后来又办了手套厂。20世纪后生意渐渐不如从前了，但是大房子还在，厨师和花匠也都留着。父亲上了大学，加入了男生联谊会，过了一段据说是声色犬马的日子，手套厂倒闭后就进了保险业。他在镇上和在大学里一样受欢迎。高尔夫球玩得很棒，船技也出色。（我还没提我家住在休伦湖边的悬崖上呢，祖父造的这座维多利亚式的大房子正对着日落。）在家里，父亲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他憎恶和鄙视的能力。事实上，这两个词常常如影随形。他憎恶鄙视某些食物，汽车的品牌，音乐，说话的方式，穿衣的式样，广播喜剧，后来还包括电视名人，以及他那个时代憎恶和鄙视的传统项目比如种族、阶级（当然别人或许没他那么偏激）。事实上父亲的观点在我家外头，在镇上，在他的游艇同伴或者联谊会旧兄弟中间并不会遭什么反对意见。主要是他的过于激动，我想，才让人不安，不过也能引人崇拜。
直话直说。他们都那么评价我父亲。
自然，一个像我这样的产品就成了他每天打开卧室门都要面对的耻辱。他一个人吃早饭，午饭不回家吃。这些时间母亲都和我一起吃。晚餐她陪我一半，陪父亲一半。我觉得他们可能为此吵过架，因为后来的晚餐时间母亲就会看着我吃完，然后一定陪父亲一起吃。
很明显，我并不能为舒服的婚姻添砖加瓦。
可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呢？母亲没上过大学，借钱读的当时那种培训穷女孩做老师的学校。她害怕航海，高尔夫笨手笨脚。如果她漂亮的话，一些人曾这样对我说过（但是你很难自己评价自己母亲的外貌），她的漂亮也不像是我父亲会看得上的那种。父亲称某些女人为喷火尤物，年老了以后则当她们是洋娃娃。母亲不搽口红，胸部也不傲气凌人，头发紧紧地盘在头顶，衬托出宽阔洁白的前额。她的衣服从来就不入时，没有款型，又带点儿威严——她是那种你能想象佩戴圆润珍珠项链的人，尽管我不记得她曾经戴过。
我想说的是，我猜，是我有可能成为了一个借口，甚至是天赐，因为我给了他们现成的吵架理由。这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让他们可以干脆不再烦心彼此个性的差异，反而感觉自由自在了。我在镇上住的那么多年，从未见过有离婚的，所以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别的夫妇也会住在同一屋檐下貌合神离，也会有别的男男女女认命了永远无法修补的差异，永远无法原谅的话语或行为，永远无法冲破的隔阂。
因为脸上的胎记，男孩的成长充满了情感的创伤。长大以后他先是做了演员，后来慢慢在加拿大广播电台的广播剧栏目积累了名气。后来，当电视的流行导致广播业整体衰败后，他又回多伦多做了播音员。他工作的最后20年主要在周一至周五下午的综合音乐秀节目中担任主持人。他会收到全国各地的来信，那些信件让他感觉很满足。
最后退休的时候，潮水般的来信让我受宠若惊。人们写信诉说他们的丧亲之痛，仿佛失去了至亲密友。他们指的是一周五天都会有人为他们填补空虚。空虚被填上了，可靠地，愉快地，他们的心就不会片片飘零，对此，虽然羞于承认，他们确实该真心感激。不过惊讶的是，我居然分享了他们的情绪。我本该对我的声音小心，这样就不会在节目里读来信时哽噎了。
尽管如此，关于节目的回忆，关于我的回忆，还是很快消散了。人们有了新的精神寄托。我做了一次彻底的休息，谢绝了主持慈善拍卖，或是发表怀旧演说的邀请。母亲很长寿。她死后我一直没有卖掉房子，只是将它租了出去。现在我准备卖了它，并通知了租户。在需要将这里——尤其是花园部分——重新整饬期间，我准备自己住上一阵子。
这些年我并不寂寞。除了我的听众我还有朋友。我也有女人。自然有些女人专爱找那些她们以为需要慰藉的男人——迫不及待地想带你四处炫耀好作为自己母性的标志。我对她们很警惕。这些年来和我走得最近的一个女人是台里的接待，敏感的好人，独立抚养四个孩子。原以为一旦她最小的孩子独立了我们就会住到一起。但是那个最小的是个女孩，自己也有了孩子，最后却没有离开家，于是我们的期待，我们的感情，就慢慢地冷却了。我退休回到故居后彼此还保持电邮联系。我邀请她过来看我。可她竟突然宣布说马上要结婚了并移居爱尔兰。我大惊失色，几乎溃不成军，脱口问她女儿和小孩呢？也会跟着一起去？
最终退休的时候，“我”才感受到了情感的强烈失落。他不再需要去扮演角色，也无法再从角色中获得慰藉与成就感。他发现自己也无力建立稳定、亲密的两性关系。他的情感世界一片荒瘠。在巨大的挫败感的驱使下，“我”退居回老宅，在这里，过往的回忆，尤其是关于花园的那一部分，一点一点地开始浮上心头。
我可不是说我爱上了莎伦·萨特尔斯。我还几乎是婴儿的时候，曾经爱过一个男孩子气的女仆叫贝茜。她把我放在婴儿车里推出去玩，在公园的秋千上把我晃得高高的几乎超越了秋千顶。后来我爱上了母亲的一个朋友，她的外套带着紫罗兰的衣领，似乎嗓音也很相配。不过莎伦·萨特尔斯可不是能那样爱的。她没有紫罗兰的嗓音也没兴趣花时间陪我玩。作为任何一个人的母亲，她都太高了也太瘦了——身上没一点曲线。她的头发是太妃糖的颜色，棕色闪金光，剪得短短的，即使在二战时期。她的口红是鲜红的，看上去很丰厚，像是海报上的好莱坞明星。在自己屋里她常穿一件和服，我记得上面有一些淡淡的鸟——鹮？——那长腿总能让我联想起她。很多时间她都躺在沙发上，抽烟。有时候，不知是让我们开心还是让自己开心，她会抬起腿朝空中踢，两条腿轮换着，羽毛拖鞋飞得很远很远。心情好的时候她的声音是沙哑的、恼怒的，倒不是不友好，但绝不是我期望从一个母亲那里所听到的：或明智或温柔或责备，深沉的，带着点儿悲伤。
你们这些蠢货，她骂我们。
“出去，让我安静安静，你们这些蠢货。”
当我们在地板上推着南茜的玩具车时，她已经躺在了沙发上，烟灰缸摆在肚子上。她到底需要多安静呢？
莎伦是当时寄居在“我”家花园小木屋的一个单身母亲。她在“我”父亲的保险公司做秘书，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女人，让人禁不住地猜想是否她和父亲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她的女儿南茜比“我”小一岁。自然而然的，两个年龄相仿的小孩成为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现在我觉得我俩从醒来就玩在一起。差不多从我5岁一直到8岁半左右，南茜比我小一岁。我们主要在室外玩——那一定还下着雨，因为记忆中我们在南茜的小屋里把南茜母亲惹毛了。我们得避开蔬菜园，小心别踏着花，但可以时不时地在浆果地里穿来穿去，在苹果树下，在俯视小屋的野草丛生的荒地山上建设我俩的防空洞，还有躲避德军的藏身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