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万松浦书院网站采访录
2007年6月，陈世旭先生来到万松浦书院进行访问与交流，并接受了万松浦书院网站的采访。以下是采访的内容：
采访者：万松浦书院网站陈永 田恩华（以下简称网）
受访者：陈世旭（以下简称陈）
网：陈先生您好，欢迎您来到万松浦书院，并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让我们的话题从您的成名作《小镇上的将军》开始。1979年，您的《小镇上的将军》发表在《十月》杂志上，小说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包括茅盾在内的许多著名作家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听说小说在发表过程中颇多曲折，能和我们分享一下那段难忘的经历吗？
陈：说起来是很遥远的事情了，当时我在县文化馆做群众文化工作，参与组织编写地方民间故事之类，业余我一直在写东西，诗、小说等等。那年《伤痕》发表，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也激发了我写类似作品的想法。开始，不断被退稿，后来写《小镇上的将军》，“将军” 这个人物有原型，写起来觉得比较能把握。我是个缺乏想象力的人，特别不善于编故事。小说先后花了半年多才断断续续写完，我先寄到一家曾经向我约过稿的刊物，但没能发表。我想是不是因为作品中反映的民风、民俗在南方很熟悉，缺乏新鲜感，于是我又往离江西很远的一家刊物投稿，那家刊物回信说可以发表，但需要删去一大段场景的描写。我不愿意，舍不得割爱。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单位在图书馆工作的同志买了一些书，其中有《十月》的创刊号，创刊号中有段话说这个刊物不仅是老作家的园地，更是培养青年创作的园地。我看到后很兴奋，就把小说寄去，结果居然发表了。小说发表的时间是1979年9月，正好全国文代会召开，刊物把那期《十月》送到会上去，后来听说反映不错。我想，这里面有很大的偶然性，当然也有必然的东西，比如说这之前十多年的乡村和小镇生活积累，对小说主人公原型的观察和了解等等。
网：1979年，您创作了《小镇上的将军》，20年后，您又为读者们奉献了《将军镇》，从《小镇上的将军》到《将军镇》，这其中又经过了怎样的历程？
陈：写完《小镇上的将军》以后，我有一段时间很茫然。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界风起云涌。优秀的作家作品太多太多。而我刚刚开始学习写作，突然闯入文坛，真是眼花缭乱，心里没底，选材、叙述很容易受别人的影响。有相当一段时间，我很苦闷，感觉这样写下去不行，还是应该写自己熟悉的东西，每个作家最终都只有你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当然，有的作家有巨大的想象力，他可能把完全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写得非常真实。这样的作家很多，都是特别有才华的人。对于我这样资质平平的人，写自己最熟悉的领域，可能最可靠。
写完《小镇上的将军》之后，我就想，小镇上的“将军”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人，镇子上有很多人，他们是一个群体，我认为这些人都可以进入文学视野，我一个个地写他们，这不都是很生动的人物吗？比如说理发匠、老裁缝、修锁的、补锅的，包括镇长等等，五行八作，这些江南小镇上的人，我对他们很熟悉，我一个个去写他们，给他们作传，写出来后有影响没影响都没关系，但是写了我最熟悉的，也是我最愿意写的。我当时写了一系列的人物，几乎能想到的，脑子里有原型的，我都尽量去写。过了些年，竟然积累到20多万字，所有这些人，他们活动的场景，生活的时代，他们想事情的方式，他们的行为方式，都在一个时代背景下，于是我把这些一个个的人物组成一个小说世界。后来上海文艺出版社很支持我的这个想法，在他们的支持下，出版了《将军镇》。
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您陆续出版了《裸体问题》、《世纪神话》、《边唱边晃》、《一半是黑色，一半是白色》等知识分子题材系列长篇小说。您感受到了作为知识分子的精神焦虑与使命感了吗？您想告诉读者们什么？
陈：刚才我也提到了，我的写作受我自己的经历的影响很大。我初中毕业从省城到乡村务农八年，然后才是到县城小镇生活的十来年。《小镇上的将军》之后，我的第二部获奖作品《惊涛》写的就是农村的抗洪，农村题材也是我创作的一个领域，这类作品写得也不少，其中有一部长篇叫《梦洲》，写自己的知青生活。这部作品出来，除了有几位朋友偶尔聊起，几乎无声无息。
我经历中的第三个部分，就是和文化人的交往。首先是我自己进入职业化写作以后，成了一个专门从事文字工作的人，接触更多的是你前面提到的在我的作品中出现的知识分子，在和他们交往的过程中，包括我对自己的反省，使我感到知识分子问题是中国变革历程中人们观念和心理嬗变的一个集中体现。我们讲这个意识，那个意识，其中包括农民意识，说到底不还是知识分子的意识吗？所谓意识，它的物化的结果就是书本。任何的理念、价值观，它的叙述者还是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知识分子层面所集中表现出来的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心灵的历史。如果我们来解剖知识分子的灵魂，来解剖他们思想成长的经历，就是剖析我们这个民族心灵发展的历史。我是从这个意义上来写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你上面的提问很准确，在写作过程中，我的批判成分要多于赞扬成分。当然中国的知识分子首先是有脊梁的，许多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上作出了重大贡献，无论是在社会发展方面，还是在民族文化的成长方面。但总体来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我觉得知识分子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更有值得解剖的方面。这种解剖在很大程度是一种自我解剖，我觉得这种解剖是非常必要的。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作品的思辨和文学的水准很有限，出版后的影响也很有限，只是一些平庸之作罢了。如果说有什么意义，就是证明自己尽力了。
网：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您是较早进入高校深造的作家之一。此后，您发表了多篇有分量的理论研究文章，理论上的追求对您的创作有何意义？
陈：当我进入职业化写作后，许多问题出现在我面前，迫使我不能不去理解它。对于理论本身，我并非有先天的爱好，只是遇到了很多实际问题，很迷惘，不得不去面对。在我的认识中，文学开始很单纯，好事坏事，好人坏人，界限很分明。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已经非常丰富了，人们有了许多反思。但即使如此，其中的界限仍然非常分明，比如说《小镇上的将军》，“将军”落难了，来到了小镇，小镇的人对他非常好，这种“好”本身体现出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大家肯定都能接受。但随着社会变革的深入，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比如一个人的行为方式可能无可挑剔，但他的思想观念可能与整个社会的进步是相悖的。反过来，一些新的行为方式也许不能接受，但他可能是反映着历史主动性的，这就变得有些麻烦。文学本身也是一样，文学的叙述变得非常丰富，非常复杂，出现了文体革命，出现了对各种文学传统和文学价值观的颠覆，出现了很多我不能理解的文学现象。我就要想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是简单地去否定它，还是肯定它，追随它，我想恐怕都不行，我自己要做出判断，要找到做出判断的根据。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是有根据的，应该找到它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和局限性。当我们研究某个事物产生和发展的合理性、必然性和局限性的时候，似乎就进入到所谓的理论的层面。我后来写的文章都和我的创作实践有关，是我对当时文学现象的理解和对我自己所选择文学方向的认定，这些文章不一定多么有分量，观点也不一定正确，但都是写作提出的命题和我对这些命题的认知，好多问题都是当时我不能不找出答案的。当你形成某种观点实际是对你自己的某种肯定，说得狭隘一点，我的理论阐述只是为帮助我自己建立写作的自信，我并没有想用这些文章去改变别人的观点。到现在，我越来越明白，每个人在自己的创作中，在自己的生活中都会有自己的准则，不同人的准则有的时候可能是相互冲突的，常常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但我觉得没有关系。一个作家的认识，只要能自圆其说，最后落实到作品，能够被读者所记住、所认定就行了。我甚至觉得没有什么正确和错误之分，关键是能不能写出好的作品。比如我一直坚持自己的文学观，但作品一直没有进步，不被读者认可，还是很无奈。
网：您如何看待读书与写作的关系？
陈：我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写作上缺乏先天的才华，要坚持自己的职业只能多用笨功夫。我写东西是要依靠学习和借鉴的。因为不可能和很多人直接交往，我学习和借鉴的方式主要靠读书。读书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基本的，必读的，建立一个尽可能宽泛的知识结构。比如说思想史方面，中国的哲学史，西方的哲学史，不可能把每一位思想家都记得很清楚，但整个的脉络，基本的观点总想大致清楚。孔孟老庄，先秦以来的各家各派，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方世界思想的发展历程，他们对科学和理性的强调，等等。还有文学史也想清楚，中国文学史，西方文学史，也就是欧洲文学史。还有中国的法律思想史，中国古代讲“王法”；西方的法律思想史，西方社会民主、科学、法制思想和制度的形成建立；还有东西方历史，世界通史等等，这些都是基本知识。不能成为专家，起码有一点概念上的了解。这是一个基本的知识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