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北京文学》问
问：海明威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是美国最具有传奇色彩的大作家，也可以说他是美国作家在中国最著名影响最大的作家。即使没有读过他作品的人，也知道他《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等名著。他的“人可以被消灭，不可以被打败”，几乎被每个上过中学的中国人作为格言名句牢记。《杀人者》是海明威的一个著名短篇，你第一次阅读是在什么时候？你选择她作为经典小说推荐，这篇小说肯定对你产生过比较深刻的影响，从你的一些作品中，也可一看到海明威的一些影响，如“硬汉精神”。你是什么时候阅读的海明威，进行了怎样的阅读，他在文体文风等方面对你的文学创作之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你怎样评价这位伟大而不朽的作家在中国和世界的影响。
答：说到读书，这是最让我惭愧的一个话题了。小时候有一本没一本地蹲在公共茅坑看过几本“三国”、“水浒”、“西游”的小人书。书是家境好的同学借的，很牛。所以始终也没看全。“文革”前初中毕业下农场谋生，八年后进县城打工，能读的书只有毛著和鲁迅的几种小选本。四十岁前去大学恶补过两年，最多是略知了一个大概的书目。因为没教养，一看书就犯迷糊。你上面提到的几部海明威长篇名著我一部也没看过。这辈子我最仰慕的就是那些家学深厚、受过系统教育、能在高等学府教课甚至带研究生、文章又写得石破天惊的同行了。
最早对海明威发生崇敬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小镇上的将军》出来，有位评论家说它的语言“有点像鲁迅，又有点像契诃夫”。我自然是暗自得意，却闹不清“像”在哪儿？那时候我对二位大师的了解仅限于中学课本。私下捉摸，应该是指他们的简练。因为渐渐多读了些书，晓得了鲁迅总是尽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删去，契诃夫认为写作的才能不在于知道写什么而在于知道不写什么。也就把“简练”当作了写作的最高标准（好久以后才又晓得其实语言的狂欢也是很了不得的本事），一听说哪个菩萨简练就赶紧参拜。这样就由文论家介绍的“冰山法则”、“电报式”晓得了海明威。慌慌张张地找到了他的一本小说集，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杀人者》。
这小说最让我震动的是它骨子里的那种由冷漠透露出来的骄傲，这是一种生命的骄傲。小说远不只是语言的操练。海明威的骄傲是无法模仿的，语言不过是它的外化。任何骨子里的东西都是无法模仿的，就像贴胸毛并不等于野性，因为野性是原始性。我的作品肯定没有所谓“硬汉精神”，要有什么“精神”也一定是“软汉精神”。我的性格中也许有一点军人血统和青春期的孤独造成的冷漠，但没有海明威的骄傲。我无力评价海明威在中国和世界的影响，能肯定的是他在我的心目中永远是最为崇高的纪念碑之一。
问：前几天，我与尤凤伟联系，他推荐的经典小说是美国另一位大作家马克吐温的短篇小说《卡拉维拉斯县驰名的跳蛙》。海明威、马克·吐温、杰克伦敦、惠特曼等传统的美国经典作家，一直畅销中国，甚至进入中学教材，他们是中国家喻户晓的美国作家，他们的作品他们的名言，被大人小孩阅读背诵。他们似乎是你们的文学青年时代能够阅读的最重要西方作家，你们这一代作家是不是受这些美国作家的影响比较深，你可否谈一谈当年对于他们的阅读？
答：在你的这个问题中，我特别注意到“传统的”这个定语。在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职业化写作中，我在文坛不断感到的一种气氛就是对传统的不断否定。这一方面表明异样的观念和经验对我们一度贫弱和苍白的思维空间的丰富和补偿，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的确存在的偏激和盲目。在这一点上，我很感谢哈罗德麦克米伦的一句话：“传统并不意味着活着的死亡，而意味着死去了的还活着。”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因为它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并且在我们可以预见的未来，其所提供的主要原则都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因而难以超越。你提到的几位美国作家我觉得都具备这样的经典意义。尽管我对他们的阅读很有限，但他们留给我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不久前我在一次诗人的聚会上发言，不由自主地大段背出了二十年前学写诗时读过的惠特曼的《大路之歌》，依旧觉得热血涌动，在座的年青诗人也一样为之动容。我想，这就是经典的力量吧。
问：最好的小说家肯定是小说艺术家。中国作家众多，但是，称得上小说艺术家的人少之又少。你是中国文坛上对小说艺术有追求的作家之一。近年来，你的几篇小说，如《救灾记》、《波湖谣》都堪称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精品。但是，你除了这种艺术化追求，似乎也进行着与《波湖谣》等作品风格迥异的创作，一种比较大众比较市场比较故事的写作，几乎可以说是非艺术化的写作，甚至有点粗糙。我感觉你似乎在进行两支笔写作：一支为艺术，一支为市场。你自己认为是不是存在这种情况？如果存在你如何看待？
答：我没有认真想过怎样为市场写作。出现你所说的“非艺术化的写作”大约出于以下原因：
一，我一直觉得自己的小说缺乏可读性，过于沉闷和理性。一些读者也有类似意见，因而试图有所调整。
二，担心出版我的作品的刊物和出版社因为我的“缺乏可读性”赔本。他们赔本，我有何面目见人？举个例子，《裸体问题》最早我自己定的书名是《山鬼》，出书的时候出版方面有个头建议改成《校园裸女》，他是出于对图书市场和经济效益的无奈。但我死活不干，接接连连地不断打电话写信强烈反对，同时商量妥协。妥协的结果就是后来的《裸体问题》。因为是“问题”，多少有了一点正人君子样，而“裸体”又依旧可以诱人。虽然里面压根只有“问题”没有“裸体”。就这样还是遭了口诛笔伐，吓得我从此死了搞噱头的心。
三，事实上小说的叙述常常受制于题材，并不都是作家可以随心所欲地；
四，最近有位青年同行看了我刚出版的两部长篇《边唱边晃》和《一半是黑色 一半是白色》，问我是否是想用一种流行的叙述表达一种内在的沉重，使我忽有所悟。我愿意这成为我日后写作的一种方式。
问：你的小说创作很重要的一个主题线，似乎也是最重要的主题，就是文人知识分子主题。例如长篇小说《裸体问题》、《世纪神话》，今年的《边唱边晃》、《一半是黑色 一半是白色》两个长篇，都是描写今日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小说，在整体上，对他们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批判。你在这个主题上花这么大的心血，是基于怎样的一种文学立场和作家的时代诉求？
答：最近我在《文艺报》看到评论家周劭馨先生一篇评论拙作的文章，其中有两段鼓励的话我觉得可以借用来作为回答：
“一个国家的时代变革，能不能形成和发展一种新的文化精神，这种新的文化精神的品质如何，渗透程度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文化成色。可以说，知识分子的表情就是国民的表情。但是当代我国知识分子由于历史的与现实的、客观的与主观的原因，与这一期望尚相距甚远。陈世旭在他的四部长篇小说中，对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进行了一次清醒、勇敢的凝视，深刻地揭示了这一常常被遮蔽的现实。”
“在消费社会里，消费成了生活世界运转的轴心，一切都是破碎的、异质的、分散的、多元的，并且都受制于消费选择。菲利普·桑普森令人心寒地指出：‘这种消费文化一经确立，就完全一视同仁，所有东西都成为一个消费类别，包括意义、真理和知识。’知识分子问题由此而变得越来越突出。这恐怕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上世纪60年代，当美国高新技术刚刚步入产业化，市场经济出现新的起色的时候，‘左派’社会学家米尔斯就看到了它的‘痴肥与惊恐’，惊呼‘美国知识阶层的道德懦弱已经登峰造极’！陈世旭对我国知识分子群落当下状况的冷静审视，其积极的旨趣正在于传达时代对知识分子的热切期待，希望作为思想文化的生产者和传播者的知识分子，心存良知，坚守正义，担当责任，警醒消费社会的陷阱，使社会朝着人性完善的方向发展。”
我显然没有足够的能力在多大程度上担当上面的任务，但我很愿意尽力担当这样的任务。就写作实际来说，还有一个因素是不可以忽视的，那就是我的写作常常与我的经历直接相关。在写作上我是个缺乏灵气缺乏想象力的人，离开了自己熟悉的生活原型就不知所云。迄今为止我的取材面主要是三块：乡村，小镇，城市。这也就是我的简历。城市里我接触最多的是文化人，这是我常常以他们为题材的一个最直接的原因。
问：今日中国文坛，从右派作家到青春写作，五六代作家同坛中国。但是，放眼望去，最具文学成就而且最具持续发展后劲的作家，还是你们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你们这一代作家似乎是中国文坛的常青树，文学原创力生生不息，而你们又是受“文革”影响最大的一代人。作为常青树中的重要一员，你如何看待你们这一代作家人生和文学的背景及其创作？
答：谈论这样的问题对于我极为吃力。但有一点可以自信，就是这一代作家相对而言的经历的丰富性和他们的生命力。从总体上看，前者为更年轻的作家所缺乏；后者为更年长的作家所不及。至于这一代作家是否会有真正划时代的并且能在全球范围发生重大影响的建树，还需要拭目以待。
问：早在90年代，龙应台就说，中国内地作家整体上退出80年代坚持的知识分子阵地，脱掉知识分子的长衫，把时代最前沿知识分子的发言权，让位于法律教育历史等高校的专业知识分子，把自己边缘化。如果有作家批判社会，就会有一大批既得利益作家站出来批判你，说你反对改革搞文革。所以有人说，现在中国作家眼睛只有转向市场，为了市场一些作家不择手段进行炒作，牟取市场最大利益。你如何看待中国作家去知识分子化和对市场的疯狂追求？这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答：很抱歉，我不太知道龙应台先生，只知道好像是位台湾作家。而我对港台作家几乎可以说一无所知。“三毛”的名字我是在单位联欢的时候从卡拉OK《橄榄树》上看到的，后来才晓得她就是那位让贾平凹十分伤怀过的“三毛”。连好像在一间什么名校当院长带博士、进了大学抑或中学课本的金庸先生的大作我也至今无缘拜识。这样的孤陋寡闻一定让你和朋友们意外和见笑了，得请你谅解一个长期蜗居在一个无知的山谷里的冬烘先生的无知。
至于是否只有作家脱去了“知识分子的长衫”而“法律教育历史等高校的专业知识分子”被“让位”进入了“时代最前沿”的“知识分子阵地”，我更是无可置喙。在我有限的视野中，我看到的不止一位“法律教育历史等高校的专业知识分子”乃至别的什么“高校的专业知识分子”敛财的疯狂和无耻并不比“去知识分子化”的作家逊色，照样令人绝望。
不过，对“炒作”我与你是有同感的。我一直认为“炒作”是一个极恶劣的词和一种极恶劣的行为。这个词和这种行为为几乎全社会包括曾经自命为“社会良心”的知识界所认同和实行，真是让人悲哀而无话可说。
我曾经很天真地期待过消费社会自由性平等性的一面，对金钱法则的专制性毁灭性的一面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我宁愿相信这是一种历史运动的合理诉求；宁愿相信这是文明进步必须付出的道德代价；宁愿相信这只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一场繁华中的噩梦。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深恶痛绝，并不妨碍我们切齿诅咒，并不等于应该放弃我们的批判立场。
还得说到海明威。我们的文坛不缺乏聪明（甚至是聪明太多），缺乏的是海明威那样的硬汉血性。生就轰轰烈烈地生，死就痛痛快快地死。这样的人我自己就绝对做不到，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可怜！
问：你偏居江西，似乎是一只孤鸟，这也是中国文坛一种景观。江西文坛整体上在中国文坛不太出色，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作为江西文联主席、作协主席，你如何看待江西文坛的现实与未来？
答：新时期以来，江西文学是有很大进步的。仅就小说而言，李伯勇、宋清海、傅太平、陈然的对乡村社会的文化把握；熊正良、杨剑敏的前卫叙事；丁伯刚的近于宗教感的思辨；80年代作家舟卉的锐利凝重，他们最好的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高度和深刻，都是我的写作从来没有达到的。近几年，在散文、诗歌的写作上更是出现了相当一批引起相关的全国性报刊注目的新人。目前所以较少为全国文坛所知，除了我们确实尚没有出现真正的大家和大作之外，与我们的评介工作缺乏力度也是不无关系的。
江西作协历任的文学工作者着力面对全国文坛宣传过杨佩瑾、罗旋、胡平、胡辛、宋清海、相南翔、熊正良、傅太平，其中仅为熊正良一人就开过三次全国性的作品研讨会。这些年因为经费不足之类的种种原因在作家作品的宣传上有些滞后了。在“炒作”盛行的当下，缺乏力度的评介很容易被淹没。作为省作协主席我是有责任的，我当继续创造条件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好在江西人虽然老实但是坚韧，作家也大多如此，他们不会因为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而放弃努力。江西文坛的未来是值得期待的。
问：如果记得不错的话，你应该已经年过五十了吧？但是，你至今无论在写作上还是你本人却依然显得年轻朝气。你是如何保持了这样的活力，这与个人的写作信仰和立场有没有关系？
答：首先我要谢谢这个问题所包含的你对我的祝福，其次我要谢谢你已经代我做了回答。的确，文学是我无可替代的人生选择，是我的宗教。文学就是我的生命。
江西是个不为人注意的地方，虽然寂寞，却可以享受现代社会难得的宁静。江西之外，当然不少热闹，但凑不凑热闹，主动权在自己手里。我插队的县是陶渊明故里，我很敬仰他，他给我的最大教益就是把“简单生活，快乐劳作”当作了生活的信条。一部《古文观止》，我背得最熟的是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寓形宇内复几时，偈不委心任去留，胡为惶惶欲何之？”一个人如果衣食无忧，能干自己喜欢的工作，那还瞎忙些什么呢！
我很庆幸把这一生交给了文学；我很庆幸时代和社会给了我实现这种选择的可能；我很庆幸可以与文学同欢乐共忧患，无论是在它轰动的日子还是在它被边缘化的日子。我喜欢文学，喜欢的是它本身，未必是它可能带来的别的什么，因为它本身已经足以使我快乐。我的生活由此而单纯、充实、从容、自在，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文学丰富了我的人生和生命，使我的身心都获得相对充盈的空间。
噫！微文学，吾谁与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