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们商定，我们各自秘密地布置一间私人住宅，然后每人轮流邀请其他三人到自己家里做客，被邀请的三个人都要带点心。命运安排我头一个做。我选定了一块白色、光滑、外观非常好看的巨大石灰岩，作为我的住宅。它偏僻地处在一大丛荨麻中间。这些荨麻，我必须奋力一跃——借助一根撑杆，铆足劲一撑才能跨过去。我给自己漂亮的住宅取名为“何不居”，然后端坐在那块巨石上，像踞于宝座之上。其他三个人看见将我与他们隔开的荨麻围墙，都高声叫起来。我把我用过的撑杆递给他们，让他们跳过来。可是他们并没有拿起撑杆嘻嘻哈哈跳过来，却带着撑杆连同点心飞快地逃跑了，把我一个人撂在这个偏僻的鬼地方。没有撑杆帮助，我要出去可太难了。
阿尔芒·巴夫莱泰尔只在我们家度过两个夏天。八四年夏天，我的表姐妹们也都不来了，就是来时间也很短。我一个人呆在拉洛克，便更经常与廖内尔过往。我们不乐意在星期日公开相会，而早已谈妥这天我去体验黎歇谷的生活。我们像真正的情人相互约会。偷偷赴约时，心怦怦乱跳，思想上激动不已。我们合计找了一个小小的藏物处，作为我们自取邮件之处；为了确定在何时何地相会，我们相互写一些古怪、神秘、带密码的信。这些信要借助于翻译密码的格子或秘诀，才能看得懂。信放在一个密闭的小匣子里，藏于一棵老苹果树根部的苔藓下面；那棵老树在树林子边缘的草地上，离双方的住宅都是一半的距离。我们彼此向对方夸张地表达的感情，也许正如拉封丹所言，有“一点点做作”，但绝没有虚伪。我们都向对方发过誓，要忠于我们的友谊。因此我想为了两个人重聚，就是赴汤蹈火也会在所不辞。廖内尔让我相信，这样的山盟海誓，必须有某种信物。他把一枚铁线莲花饰折为两半，一半交给我，自己保留另一半，发誓要把它像护身符一样佩在身上。我把我的一半花饰装在一个小绣花香袋里，像佩戴圣牌一样挂在脖子上，紧贴着胸口，一直保留到初领圣体。
我们的关系尽管非常热烈，但并未掺杂丝毫肉欲的因素。首先廖内尔长得非常丑，而我呢，大概已经感觉到，自己天性笨拙，不会在思想里掺进肉欲。我想这种笨拙在我是相当特殊的，很快形成了我生活中一种基本的抵触。廖内尔呢，作为基佐合格的外孙，已显示出一些高乃依式的感情。有一天他离去时，我走到他面前，想兄弟式地拥抱他一下，他伸直胳膊推开我，一本正经地说：
“不，男人不相互拥抱。”
他怀着友情，想方设法进一步把我带进他的生活和他的家庭习惯。我说过他是孤儿，黎歇谷庄园是属于他舅舅的。他舅舅也是基佐的女婿，因为德·R兄弟俩娶的是两姐妹。R先生是议员，应该直到去世都一直是议员，如果不是在德雷福斯事件开始的时候，他以非凡的勇气投票反对他自己那一派（这就是说他是右派）。此公非常善良，特别正直，但稍稍缺乏个性，缺乏才能，总之缺乏某种我也说不清楚的东西。这种东西能使他在这个人口众多的家庭的餐桌上，不仅仅凭年龄，也不仅仅表面上起支配作用。在这个家庭的餐桌上，年纪最小的成员并不总是最顺从的。这个出色的人已经感到，在妻子面前都难以充分保持面子了。妻子比他强，这令他不堪忍受。其实，R太太性格很平和，很温柔，而且非常体贴人。她说话的语调和行为方式，丝毫不会流露出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的意思。不过，她也许说不出什么很新鲜、很深刻的东西，但从来不会说了等于白说，而且所说的话都是明智的（在这里，我在我童年的回忆中，加进了一些更新近的回忆）。因此，她对所有人都有着实实在在的巨大影响，仿佛上天赋予了她绝对权威。我并不觉得她的容貌与基佐先生很相像，但她曾当过基佐先生的秘书，是他思想上的知己。她的声望肯定因为意识到过去这段经历的分量而提高了。
除了R先生，家里所有人或多或少都关心政治。廖内尔在他卧室里让我脱帽向奥尔良公爵一张照片行礼（当时我绝对不知道照片上是谁）。他哥哥在某省大肆进行竞选宣传，仍在选举中败北或再次落选。邮差从利西瓯送来邮件，当时全家人正在餐桌上用餐，每个人，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立刻抓过一张报纸。大家都停止了吃饭，好大一会儿，我这个客人在整个餐桌周围连一张面孔都看不到了。
礼拜天早上，R太太在客厅里进行祭祀，父母、孩子们和下人们都参加。廖内尔权威地让我坐在他身边。我们跪在地上祷告的时候，他抓住我的手，紧紧握在他手里，仿佛要把我们的友谊作为牺牲奉献给上帝。
然而，廖内尔并不总是显得高尚。祭祀厅（我刚才说这是客厅）旁边是书房，一个宽大的四方形房间，贴墙壁都摆满了书，其中有《大百科全书》，旁边是高乃依的作品。那些作品伸手就可以拿得到，吸引着孩子的好奇心。廖内尔知道书房里没人时，就拿起那些书拼命地乱翻。一篇文章把他引到另一篇文章，篇篇文章都写得生动活泼，饶有趣味，铿锵有力。18世纪这些鲁莽而过分的思想，颇能使人开心，吃惊，获得消遣，同时得到教益。我们经过书房时，廖内尔总用胳膊肘捅我一下（礼拜天旁边总是有人），眨眨眼睛，示意我注意那些非同一般的书。这些书我还从来没有时间去摸一摸呢。再说，我思维比廖内尔慢或者考虑的事情比他多，所以对这类事情远不如他那样好奇。读者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吧。后来当他对我讲述他通过辞典进行的探索，告诉我他的发现时，我听着他讲述，惊愕多于兴奋。那些闪烁其词的话，我根本听不明白。第二年又有一回，他摆出一副高人一等、了解情况的样子（他很会摆出这副样子）告诉我，他在他哥哥已经不住的卧室里找到一本书，这本书有一个暗示性的题目：《一条猎犬的回忆》。我还以为是一本关于犬猎队的书。
但是《百科全书》里的新奇东西了解完了，最后廖内尔从中再找不到多少可学的东西了。说来真奇怪得很，我们回过头来却读了一些非常严肃的书，而且这回两个人是一起读的。我们读的书有波舒哀波舒哀（Jacques—BénigneBossuet，1627—1704），17世纪法国天主教教士、演说家，支持法王路易十四，鼓吹绝对君权论。、费奈隆费奈隆（FransoisdeSalignacdelaMotheFénelon，1651—1715），法国天主教大主教、神秘主义神学家、文学家。和帕斯卡尔的作品。今年说明年，说话间我长到了16岁，准备接受宗教教育了。我开始与表姐进行的通信，也使我的思想倾向于接受宗教教育。这年夏天过后，廖内尔和我仍不断见面，在巴黎我们轮流去对方家里。这个时期我们之间的交谈虽然是有益的，但是不知天高地厚。我们自以为是地“研究”前面提到的几位大作家，争相评论一些哲学著作的章节，而且选择最深奥的章节进行评论。《论欲念》、《论对上帝和对自己的认识》等著作被定期评断；我们醉心于浮华，觉得一切都旨趣不高，只要我们脚下不踩空；我们进行荒谬的评注和长篇大论。这些东西今天我如果重新见到，一定会面红耳赤。不过，这倒使我们思想集中，可笑的主要是我们从中汲取的自满情绪。
我与廖内尔的关系终结了，因为我们的友谊无法再坚持下去。这件事我不会有机会再来谈。几年间我们还继续见面，但所获乐趣越来越少。我的兴趣、我的观点和我写的东西，他都不喜欢。起初，他试图让我改弦更张，后来就不再跟我往来了。我想他出生的这个家庭的思想，只能对下保持友谊，我的意思是说，他们的友谊伴随着恩赐和保护。甚至在我们之间感情最热烈的时候，他也让我感觉到我的出身与他不同。蒙塔朗贝尔伯爵蒙塔朗贝尔伯爵（CharlesMontalembert，1810—1870），法国演说家、政治家和历史学家，19世纪反对法国教会和国家中专制主义的斗争的领袖。与其好友科尔努德通信集刚刚出版。这本书（八四年的新版本）放在拉洛克和黎歇谷客厅的桌子上。廖内尔和我抑制不住冲动，赞扬这些通信。在这些信里，蒙塔朗贝尔伯爵俨然是一个伟人，他对科尔努德的友谊令人感动。廖内尔幻想我们之间也有这样的友谊，当然我是科尔努德。
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不能忍受别人告诉他任何事情；一切他总比你先知道。有时他能把你自己的见解复述给你听，仿佛那是他的见解，而忘了他应该感谢你，或者把从你这儿听去的情况再自鸣得意地告诉你。一般情况下，他把从别人那里拾来的牙慧当做自己的看法。在我们发现缪塞的时候，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他高谈阔论地甩出一句话：“这是一位心里装着美丽的八音盒的理发店伙计。”这真让我乐坏了，这算得上胡说八道吧，他却当成个人思考的成果！（如果不是在圣勃夫的《手册》里读到基佐同样喜欢说这类话，我可能就不会提起这种胡说八道了。）
“那么阿尔芒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