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炉前面挂毯式的隔热屏上绣有几朵犬蔷薇花，下面是一座中国式的桥。那蓝色的屏至今还浮现在我的眼前。竹子做的框架上，装饰着一些坠子，丝绸的流苏左右摇来摆去；那些流苏坠子像屏幕一样也是蓝色的，一对一对用金丝拴在贝壳做的鱼的头部和尾部。后来有人告诉我，这幅挂毯是母亲在新婚期间偷偷绣制的。父亲生日那天，他进书房时，看见墙上挂着这幅挂毯，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平常那么温和又那样钟爱我母亲的他，差点儿发火了：
“不，朱丽叶特！”他大声说道，“我求你啦。这是我的书房，至少这个房间，就让我一个人按照我的方式布置吧。”
而后他谈到舒适问题，他让母亲相信，这幅挂毯他挺喜欢，但更希望把它挂在客厅里。
父亲去世后，我们每逢星期日总与克莱尔姑妈和阿尔贝一块吃晚饭，不是我们去他们家，就是他们来我们家。我们并不因为他们到来而掀开客厅家具上的罩纱。饭后我和阿尔贝开始弹钢琴，姑妈和母亲坐到大桌子旁。大桌子上照亮的是一盏油灯，灯罩是当时时兴的那种复杂的灯罩，如今已经见不到那种式样的了。每年同样的时候，我和妈妈都要去土尔隆街一家纸制品店里，挑选一个新灯罩。那家店里有各式各样的可供选择。不透明的纸板上，镂刻有凹凸花纹，凹处五颜六色薄薄的纸漏出缕缕光线。那真迷人。
客厅桌子上铺着厚厚的天鹅绒桌布，镶着丝毛织的宽边。我想这镶边是住在M街时，安娜和妈妈耐心地织成的。这镶边超过了桌面，垂在桌子四周，所以要站远一点才能欣赏。它呈螺旋形流苏状，上面织有牡丹和饰带，或者至少是可视为这种图案的扭曲的黄颜色东西。这宽边是颇费了一番工夫才镶在天鹅绒上的，就是说给天鹅做了一些假突，形成规则的锯齿状，深入镶边，与之搭接、啮合。但是，天鹅绒毫不在意是否与镶边谐调，它宁可与扶手椅的热那亚绒布谐调，也是浅栗色，而它与镶边的搭接部分是嫩绿色。
姑妈和母亲玩牌，我和阿尔贝专心弹奏莫扎特、贝多芬和舒曼的三重奏、四重奏和交响曲，狂热地一边看谱一边弹奏德国和法国出版界向我们提供的一切适合四手连弹的曲谱。
我几乎成了阿尔贝的才干的一部分。这话并非言过其实。正因为如此，我们能够一块享受音乐带来的乐趣，这是我所体验过的最强烈、最深长的乐趣。
我们一直不停地弹奏，两位太太则不停地闲聊。她们常常趁我们弹奏得最响亮时提高说话的嗓门，可是当我们弹奏得最轻柔时，她们的嗓门也不降低。她们完全不想静心听一听，这令我们很难过。我们有两次得以在静静的气氛中弹奏，那真令人心醉神迷。妈妈撂下我好几天，那情况我马上就要谈到。阿尔贝够交情，连续两天过来和我一块吃晚饭。诸位想必已明白我这表兄对我意味着什么，那么诸位必然会明白，我能单独一个人拥有他，而他仅仅是为我而来，这对我来讲是多么快乐的节日。夜里我们一直弹奏到很晚，我们弹奏得那样美妙悦耳，想必连天使也听得见。
妈妈去了拉洛克。我们的一个农庄里发生了伤寒流行病。这件事妈妈没能更早获悉。她是去救护病人的，认为这是自己的义务，因为那些人是她的佃农。克莱尔姑妈试图阻止她，说她固然对佃农负有义务，但首先是对儿子负有义务；她去救护起不了多大作用，却要冒很大危险。姑妈其实还可以补充说，那些人对农庄还相当生疏，却又固执又贪婪，对于母亲这种无私的行动，根本不懂得赞赏。阿尔贝和我非常不安，随声附和，因为农庄里已经死了两个人。劝阻、恳求都无济于事。凡是母亲认为属于自己义务范围的事情，不管有多大障碍她都要完成。这种义务之所以一直没有明显地显示出来，是因为母亲使自己的生活里充满了许多意外的挂虑。义务的概念，在母亲身上往往化为许多琐细的责任。
鉴于我要常常谈到母亲，所以我指望我正在回顾的有关她的情况，足以描绘出她的形象。不过我又担心，让读者看到的这个“至诚至善的人”有许多缺点（我用“至诚至善”这个短语，是取其最具福音书的含义）。她总是努力去做善事，总是努力做得更好，不做到自己满意绝不罢休。谦虚对她来讲根本不够，她不断地努力减少自己的缺点或她发现的别人的缺点，努力纠正自己也纠正别人，努力学习。父亲在世的时候，这一切都服从于、融会于一种崇高的爱情。她对我的爱也许只稍稍弱一点，可是她过去对父亲彻底顺从，现在则要求我彻底顺从。由此产生了种种冲突，使我确信我完全像父亲。与先辈最深刻的相似要很晚才表现出来。
暂时嘛，母亲很关心自己的修养和我的教养，对音乐、绘画、诗歌，总而言之对一切高于她的东西充满了敬意，尽最大努力启迪我的，也启迪她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判断能力。如果我们去参观一个画展——《时报》向我们介绍的画展，任何一次我们都没有错过——就一定会带上评介这次画展的报纸，而且当场重读评论家的评价，生怕胡乱欣赏或者不能全部欣赏。至于音乐会，当时的节目有限、单调又小家子气，欣赏错的可能性很小，只需听、赞赏和鼓掌就成了。
妈妈几乎每个星期日带我去帕德鲁帕德鲁（Pasdeloup，1819—1887），法国乐队指挥。乐团。不久，我们在音乐学院订购了年票，连续两年每两个星期日有一天去那里听音乐会。那些音乐会有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些东西虽然我还不到能够理解的年龄（妈妈七九年就开始带我去），但同样培养了我的敏感。我什么都欣赏，几乎不加区别，像这种年龄的孩子不可避免的那样，几乎不加选择，一味如饥似渴地欣赏：c小调交响曲和苏格兰交响曲，由里特（或里斯勒）一个星期日接一个星期日在帕德鲁乐团演奏的莫扎特协奏曲组曲。还有菲力仙·大卫的《荒漠》，这首曲子我听过好几回，帕德鲁和观众装出对这首可爱的杰作抱有特别浓厚的兴趣。如今人们也许会觉得这首曲子有点过时且缺乏深度。我被这首曲子迷住了，就像被图尔内米纳一处东方景色迷住了一样。在玛丽陪同下头几次去卢森堡公园参观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世界上最美的景色：石榴红和橙红的夕阳，映在平静的水里，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几头大象或骆驼伸长鼻子或脖子在饮水；远处一座清真寺将它的尖塔耸向天空。
尽管最初的“音乐时刻”某些回忆十分强烈，其中有件事的回忆却使其他回忆黯然失色。那是八三年，鲁宾斯坦鲁宾斯坦（AntonRubinstein，1829—1894），俄国作曲家，19世纪最伟大的钢琴家之一。来埃拉尔音乐厅举行一系列音乐会，节目单把钢琴演奏列在最前面，这种安排一直保持至今天。我没有去听每场音乐会，因为正如妈妈所说，门票“贵得出奇”。我只听了三场，所留下的回忆是那样鲜明，那样清晰，有时我不免想，这是否就是鲁宾斯坦本人留下的回忆，抑或是我自那之后反复研读过多次的那些曲子留下的回忆。啊，不。我重新听到的、眼前重新浮现的正是他。至于他演奏的某些曲子，例如库伯兰的几首曲子、贝多芬的升c小调奏鸣曲（op53）、采勒的E大调回旋曲、舒曼的《先知鸟》等，后来我总是只有通过他才能听。
他声望很高，像贝多芬，有些人说他是贝多芬的儿子。我没有去核实他的年龄是否使这种假设很可能是真的。他一张脸扁平，颧颊突出，前额宽阔，但一半淹没在浓密的头发里，眉毛乱蓬蓬，目光涣散时而威严，下巴显示出倔强，厚厚的嘴总露出莫名其妙的恼怒表情。他不吸引人，而是征服人；神色惊慌显出一副醉态，有人说他常常是这样；他演奏时闭着眼睛，仿佛无视听众的存在，看上去不太像在弹奏一首曲子，而是寻觅、发现或者逐渐创作一首曲子，并非即兴创作，而是在内心强烈的幻象中，在渐进的默启中创作；这种默启令他自己感到惊喜莫名。
我去听的三场音乐会，第一场是演奏古典音乐，另两场是演奏贝多芬和舒曼的作品。有一场是专门演奏肖邦的作品，我很想去听，可是母亲认为肖邦的音乐“不健康”，拒绝带我去。
翌年，我去音乐会少了，更多的是去剧院，奥德翁剧院、法兰西人剧院，特别是喜歌剧院。当时上演的保留剧目中几乎全部节目我都听了，例如格雷特里、布瓦埃迪欧、埃洛尔德格雷特里（Grétry，1741—1813）、布瓦埃迪欧（Boeldieu，1785—1858）、埃洛尔德（Hérold，1791—1833）都是法国作曲家。等人的作品。他们的作品当时令我心旷神怡，如今我则觉得无聊得要命。唔，我觉得无聊的不是这些富有魅力的大师，而是戏剧音乐，是一般的戏剧。剧院我过去是不是去得太多了？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一切都程式化，一切都显得过分，一切都枯燥乏味……不留神偶然进了一间演出厅，如果不是旁边有位朋友留住我，我很难等到头一次幕间休息而不（至少得体地）离开。最近是因老鸽舍剧院、科波科波（JacquesCopeau，1879—1949），法国演员、评论家和戏剧导演，带头对20世纪初期戏剧艺术中的现实主义发起攻击。1913年建立老鸽舍剧院，试图通过几乎空无一物的舞台，使观众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演员身上，以图革新法国戏剧。的艺术和热情，以及他的剧团愉快的情绪，我对舞台的乐趣才稍许有点好感。不过这里暂不发议论，而再来谈我的回忆。
两年以来，一个年龄与我相仿的孩子来与我共度假期。妈妈想方设法给我找来这个伙伴，认为这有双重的好处：一是让一个很不幸运的孩子呼吸到乡间的新鲜空气，这个孩子本来整个夏天都没法离开巴黎；二是让我摆脱钓鱼那种过分静止不动的乐趣。阿尔芒·巴夫莱泰尔的职责就是陪我散步。他是牧师的儿子，这是确定无疑的。头一年他是跟埃德蒙·里夏尔来的，第二年是跟里夏尔老大来的。我已经是里夏尔老大家的寄宿生。这应该是个瘦弱的孩子，容貌清秀、娇弱，几乎称得上漂亮，目光很有神，一副怯生生的样子，颇像只松鼠。他天生淘气，感觉自在时便立即有说有笑。但是头一天晚上，在拉洛克那间大客厅里，这可怜的小家伙，尽管受到安娜和母亲亲切的欢迎，仍感到非常陌生而抽抽噎噎哭起来。我也是衷心欢迎他的，所以对他哭哭啼啼的样子，不止是感到意外，而几乎有些反感了。我觉得他辜负了母亲的关怀，几乎认为他冒犯了母亲。我真不明白的，在穷人眼里，富裕人家究竟显示出怎样令人憎恶的面孔。然而，拉洛克那间客厅并没有任何奢华之处。只不过，在这里你觉得自己可以免遭一大堆忧虑——贫困引起的啼饥号寒的忧虑的困扰。阿尔芒是头一回离开自己家里人。我想他属于那种凡是见到自己不熟悉的东西就感到别扭的人。不过，头天晚上令人不愉快的印象并没有延续多长时间。他很快就被母亲还有安娜哄住了。安娜有充分的理由能够更好地理解他。我嘛，有一个伙伴很高兴，把钓鱼竿收了起来。
我们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去森林里到处跑，像阿肯色设陷阱的猎人们那样。居斯塔夫·艾玛尔给我们讲述了这些猎人的冒险故事。我们不屑于走现成的路，无论遇到灌木丛还是沼泽地，都不后退。相反，灌木丛越密，不得不膝盖和双手着地，甚至腹部着地，艰难地匍匐前进，我们就越高兴，因为我们认为绕道走不光彩。
我们经常在黎歇谷度过星期日的下午，一块玩捉迷藏游戏。那可是惊心动魄，充满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因为是以整个大农庄为范围，每座谷仓、每间库房，任何一座楼房，都可以躲藏。对这里每个神秘的角落都了如指掌之后，我们便去拉洛克寻找新的神秘地方。廖内尔和他姐姐布洛迪娜也来玩。我们去韦斯克大院（我父母称为主教大院）农庄。在那里，在这个处处充满意外的新环境中，捉迷藏的游戏玩得更起劲。布洛迪娜和阿尔芒一块，我与廖内尔一起；一方寻找，一方躲藏，躲在柴火堆、干草堆、秫秸堆里。我们爬上屋顶，管它什么洞、翻板活门，都要钻过去。瞧压榨机上面这个危险的洞，往里一钻，苹果堆便会坍塌下来。在对方的追寻下，你会变化出许多绝技……但不管这追寻多么妙趣横生，真正最大的乐趣，也许是接触大地的财富，钻到丰收的果实里，沐浴在各种各样的芬芳之中。啊！晒干的苜蓿的清香，猪圈、马厩或牛栏刺鼻的气味，压榨机散发的醉人的香味；那边更远处，在大木桶之间流动的冰凉的空气，夹带着酒桶的酒臭味，还有一丝丝霉味。是的，后来我体验到了酿葡萄酒时那醉人的蒸汽。不过正如苏拉梅特酒，它是要求以苹果为主要原料的，我喜欢的正是苹果酒的这种醇香，胜于喜欢葡萄酒那种甜腻腻的味道。谷仓里光滑的地板上倾倒了金黄的麦粒，堆得高高的，四周斜斜的。廖内尔和我见了，便脱掉外衣，把衬衣袖子卷得高高的，将胳膊插进麦堆里直及肩膀，感受细细的、新鲜的麦粒在张开的手指间滑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