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戊戌政变发生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日本。康有为于次年4月，由横滨乘轮赴加拿大；10月，自加拿大返香港，途经日本；1910年重来日本。梁启超则在横滨编印《清议报》、《新民丛报》，旅居日本时间更长。康、梁在日本留下了大量遗迹遗物，探访这些遗迹，搜录有关康、梁在日活动的旧闻，是我多年的愿望。1983年11月至1984年5月，我应国际交流基金会的邀请，在东京大学研究院讲学和研究，其间也到过京都和神户。在东京大学、日本女子大学、日本大学、筑波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关西大学、神户大学诸教授和青年的协助下，访问了康、梁在日的有关遗迹。尽管时间安排得很紧凑，但日本朋友热心导游，广泛联系，使我扩充了视野，收集到了一些书本上不见记载的康、梁史事。
一、访问遗址
康有为、梁启超在日本活动的主要地区是东京、横滨、神户，其间他们也曾到箱根、镰仓游览。我这次访问，主要也是到上述地区。
横滨康、梁遗址
横滨是日本仅次于东京和大阪的第三大城市和工业中心，距东京约30公里，属“京滨经济圈”，也是日本重要的国际贸易港口。二百年前，这里还只是一个人口不足一千的半渔半农的寒村，今天已发展为拥有二百八十万人口的大城市。
我是1984年2月19日，在日本女子大学教授久保田文次和筑波大学大学院松本武彦、藤谷浩悦的陪同下，由东京前往横滨的。主要访问了当年华侨聚居的山下町。
山下町五十三番为文经印刷所旧址，冯自由称：“乙未九会广州之役……既败，总理偕陈少白、郑士良二人亡命至横滨，首访镜如于山下町五十三番地文经印刷店。文经为经营外国文具及印刷事业之老商号，冯氏开设三十余年，在侨商中藉藉有名。既相见，欢若平生，即请总理三人下榻于店中二楼，并邀紫珊……等十余人在文经二楼会商组织兴中会事。”冯自由：《兴中会组织史》，见《革命逸史》，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文经印刷所是横滨兴中会的发起地，由《清议报》发起人冯镜如经营。据《清议报》第一册封底：“发行编辑人，冯镜如，横滨居留地五十三番馆。”此即文经印刷所所在。但《清议报》的印刷，却是在“横滨居留地百三十九番”的清议报馆活版部，一百三十九番也是《清议报》初期的发行所。
《清议报》创刊于1898年12月23日（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在横滨发刊，梁启超主编。他在《横滨〈清议报〉叙例》中称：“我支那国势之危险，至今日而极矣。虽然，天下之理，非剥则不复，非激则不行。晚近百余年间，世界社会日进文明，有不可抑遏之势，抑之愈甚者变之愈骤，遏之愈久者决之愈奇，故际列国改革之始，未尝不先之以桎梏刑戮干戈之惨酷。”“乃者三年以前，维新诸子创设《时务报》于上海，大声疾呼，哀哀长鸣，实为支那革新之萌孽焉。今兹政变，下封禁报馆之令，揆其事实，殆与一千八百十五年至三十年间欧洲各国之情形大略相类。呜呼！此正我国民竭忠尽虑扶持国体之时也。是以联合同志共兴《清议报》，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这时正值变法失败，《清议报》宣传“维新”，鼓吹改良，反对慈禧、荣禄，拥护光绪复辟。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谭嗣同《仁学》都在《清议报》发表。《清议报》共出一百册，当时传布国内，对国内的改良派和进步力量起了极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文经印刷所旧址今为神奈川县警察本部。
由文经印刷所北行十分钟，至山下町百四十番，便是横滨大同学校旧址。横滨大同学校系资产阶级改良派所设，于1898年3月（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开馆，徐勤任中文教习。
关于横滨大同学校的开馆日期，有人以为是1897年，但据《知新报》第四十七册（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一日）《横滨大同学校近闻》和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四日徐勤《致汪康年书》所写“大同学校规模已定，日间开馆，东文社习者若干人，暇乞便告中朝有何举动，乞常以书相示”。大同学校原址已毁，档案亦无，今横滨中华学校则为后来建筑，唯校侧关帝庙犹存故迹。
出校门经小街折入一百十九番，为1897年孙中山与宫崎滔天邂逅处。这里街道宁静，步行两分钟即有各种饮食店，相传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均曾在此散步谈心。再行一分钟，抵一百六十番，为《新民丛报》发行所；一百三十九番、一百五十二番为《清议报》旧址。今番号未变，而房屋则已翻建。一百三十九番今为“兴昌中华料理”，一百五十二番则在西芳杂货店、新新中华料理、广新桥本馆之中，对面为中华物产店“老维新号”，店名还用“维新”。
据松本先生研究，《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馆址前后不同，今引列见下表。
1907年11月20日《新民丛报》创刊于1902年2月8日（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一日），在日本横滨创刊，半月刊，梁启超主编。列宗旨三条：“一、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首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原。一、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但今日世界所趋重在国家主义之教育，故于政治亦不得不详。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一、本报为吾国前途起见，一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于一党派；不为灌夫骂坐之语，以败坏中国者，咎非专在一人也。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分“时局”、“政治”、“教育”、“宗教”、“学术”、“农工商”、“兵事”等二十余栏（《新民丛报》，第一号《本馆告白》），继续宣传改良。它虽在革命形势高涨的情况下，成为鼓吹立宪、反对革命的刊物，但介绍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以导中国”，在当时和后来都起过影响。该报在日本刊行六年，远销国内外。
神户中华同文学校
横滨大同学校开设后，梁启超又赖华侨郑席儒、曾卓轩等资助，创高等大同学校于东京，又创华侨同文学校于神户。1939年，神户华侨同文学校与神阪中华公学合并，改名中华同文学校，校址在神户市中央区中山手町六丁目九番一号。
据《神户中华同文学校四十周年纪念刊》“大事记”：“己亥夏四月，梁任公先生因横滨大同学校成立，专来神户，与麦少彭翁商议华侨教育，旋演说于中华会馆，侨众赞成。秋八月，创建小学校于市内中山手町三丁目廿四番地。翌年庚子春，堂舍落成，命名同文学校。”可知神户中华同文学校筹议于1899年夏，次年校舍落成。又据《神户中华同文学校要览》，初创时学生有121名（内男生106名，女生15名），以犬养毅为名誉校长。至1906年，增设幼儿园及初中预科。1946年神户大空袭中校舍被毁，1958年另建新校。
神户中华同文学校创办至今已有九十多年的历史，培养了不少人才，梁启超之子梁思成在这里肄业，林丽韫同志在这里读过书，现任校长曾健卿也是校友。如今全校有中、小学学生八百五十余人，教职员四十七人，学校讲汉语，读汉文。它的办学宗旨是：“通过民族教育，培养华侨子弟能够正确地理解祖国的一切知识，在德育、智育、体育各方面取得健全的发展，并能为中日友好工作做出积极的贡献。”
须磨康有为故居
1911年5月8日（宣统三年四月初三日），康有为自新加坡到香港。6月6日（五月初十日），赴日本，初去箱根，后居神户。他到达神户后，先住梁启超所居的双涛阁。双涛阁原为神户华侨麦少彭别墅，地近海滨，松影婆娑，“双涛”即指海涛、松涛而言。康有为有《辛亥夏来日本须磨，居任甫双涛阁，筑小楼卜弓临海，名曰“天风海涛楼”，室成，与任甫、觉顿乐之，兼寄若海索和》，诗云：
海外逋亡十四年，又来须磨结三椽。纸窗板屋生虚白，夕霭朝晖览万千。松罅旧亭立前后，丘中曲径得回旋。小楼坐大吾知足，吞吐东溟占碧天。
双涛浪拍与松筛，海碧山青日月移。丈室可施花雨榻，故人寄草堂资。白波万里如舟入，青盖千株绕壁欹。过眼云烟浑欲忽，侧身天地更何之！
梁启超也有《南海先生倦游欧、美，同居须磨浦之双涛园，述旧抒怀，敬呈一百韵》。
这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接着各省响应。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康有为认为“革党必无成”，表现出对当时的革命形势的不适应。
1912年，康有为因携同眷属，久居双涛阁不便，置须磨长懒园别庄（后以梁启超之请，改名奋豫园），在长懒园过了他的五十五岁寿辰（1912年二月初五日），并在园中写了不少诗篇。
关于康有为在须磨客寓情况，日本关西大学教授坂出祥伸经过实地调查，写有《康有为の须磨客寓时代》一文。我在京都大学讲学时，坂出先生知道我将去神户，特把访问情况见告。1984年3月16日上午，在神户中华总商会会长陈德仁先生的协助下，由关西大学教授山口一郎、东京大学教授近藤邦康陪同，神户大学陈来幸女士驾车，先找到七十二年前见过康有为的鸿山俊雄先生，而后一起前往须磨。从神户市区出发，车行近一小时，先往双涛阁，转折上坡，即至长懒园，门牌号码是神户市须磨区千守町一丁目五番五十九号。如乘国铁到须磨站，北行五分钟即可达。
康有为寓居时的长懒园面积很大，有二千三百坪，内房屋建筑六十坪，亭园一百五十坪。后土地渐被征用，今存旧屋和部分亭园。房屋、楼梯、池塘都保持原式，只是园中旧有四桥，今已改变。进门有小山，中有一石刻人像，左手已残，据闻日本很少有此类石刻。室外有一小池，旁植花卉。西为六叠屋十间，南有四室。今为三条衣料店的三条胜二先生寓所。三条已八十有三，他是三十五年前购有此屋的。他不无感慨地说：“可惜原来室内的什物家具都没有了，只有门前的石像、小池还保持原样，房屋虽经整修，格式没有变动。”
鸿山俊雄是在幼时见过康有为的，曾在《兵库史散乘》上发表《须磨の康有为》，据他介绍：“五六岁时，曾随父母到须磨见过康有为，那是七十二年以前的事，在明治四十五年（1912）的秋天。记得当年门口左面房内有一大桌，有厨师二人，做的是中国菜，另有女佣一人，还有一年轻日婢。室外有红色枫叶，菊花正开，菜肴中也有菊花肉。寓中还有七八个人，分居各室。每一室中的天花板木料、式样都不一样，很是别致。”
鸿山先生如今还藏有康有为写给他父亲鸿山理三郎的横幅，系七绝一首：“落月风荷奈此湖，松寒柳没晓城乌。故山夜夜桃花水，春病诗疏进酒无。”另有信一通，系一般酬应函。并藏梁启超手书条幅一件：“玉宇沉沉夜向阑，跨空飞阁倚高寒。一壶清露出云表，聊为幽人说肺肝。”末署“庚戌十一月”。
两位老人谈风均健，因已近午时，乃在寓前摄影留念而别。
追踪康、梁旧游地——箱根
箱根是日本著名风景区，属神奈川县。康有为、梁启超曾屡游其地，赋诗纪事。
1899年，梁启超约罗普同往箱根读书，寓塔之泽环翠楼，攻读日文，编《和文汉读法》。康有为也曾两赴箱根。第一次是戊戌政变，流亡日本，经热海赴箱根，有《日暮登箱根顶浴芦之汤》诗：“茫茫睨故国，怅怅非吾土”，“温泉岂能暖，冰心谁可告”。眷恋王事，怅惜维新，忧国之情，恻然可掬。
第二次是1911年，有《辛亥腊游箱根与梁任甫书》和《辛亥除夕前六日在日本箱根环翠楼阅报，适看玉帘泷还感赋》，诗云：
绝域深山看瀑云，故京禅让写移文。玉棺未掩长陵土，版宇空归望帝魂。三百年终王气尽，亿千界遍劫灰焚。逋臣党锢随朝运，袖手河山白日曛。
这年，武昌起义爆发，全国响应，推翻清朝，筹建共和，康有为却认为“三百年终王气尽”，表现出不能适应时代潮流了。
1984年3月23、24日，我在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古岛和雄、教授近藤邦康陪同下，蒙田岛俊雄助教授亲自驾车，驰赴箱根，得见康有为、梁启超旧游之地。回顾康有为当年游箱根，乘汽车“旦过静冈”，“午到国府津”，至箱根山，改乘马车，而“仆痡马瘖，天昏日黑，前途渺渺，客舍茫茫”，“踟蹰路左，匍匐冥行”。经电话呼救，“客馆迎至”，然后“凄苦之余，忽化闹境”。第二天才“策马芦湖，瞻望富岳”。时隔七十余年，交通工具现代化，游客也多，不是康有为所说的“荒山竟日”、“人踪俱绝”了。
康有为两游箱根，均宿环翠楼，《明夷阁诗集》有游箱根诗多首，今环翠楼犹藏有《环翠楼浴后不寐，夜步同廊》条幅，诗云：“电灯旳旳照楼台，夜屟游廊几百回。明明如月光难掇，渺渺微尘劫未灰。风叶一秋疑积雨，瀑泉竟夕隐惊雷。晓珠斗大盈怀抱，数遍银屏过去来。”
康有为第二次游箱根时，“追思鼎湖之痛，自哀绝国之奔”，“俯仰身世”，和第一次游箱根时迥然不同。这是因为革命军起，“全国沸变”，清政已覆，“王气”已“尽”，康有为却“孤臣死罪惭衣带”，“追念维新涕泗流”，于是“随旧朝而尽”，“悲从中来”了。一个“先进的中国人”，伏阙上书，冒危变法，曾几何时，颓唐至此！也可见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迅速，如果思想不能跟随历史前进的步伐，那么就会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二、搜辑佚文
康有为、梁启超留居日本期间，留下了大量佚文、散札，藏庋各处。在日本友人的协助下，此次搜辑到一些函札、笔谈以及其他文献资料。
函札、笔谈
康有为、梁启超函札留存在日本的，有的已经公开，如《日本外交文书》、《伊藤博文关系文书》、《近卫笃麿日记》、《续对支回顾录》均有收录。中华书局出版的《辛亥革命丛刊》第二辑也发表了《辛亥以前康有为、梁启超致柏原文太郎等十三封信》。另外还有许多未公开的，或散存在文书、档案中，或刊载在当时的报纸上。尤以政变发生、初抵日本时诸函最为重要。如1898年11月6日梁启超致大阪日清协会山本梅崖书，载同年11月20日《台湾日日新报》，函中有云：
弟等为吕、武、操、莽所不容，空拳徒张，寸心未死，忍留七尺，来哭秦庭。适值贵邦政海翻澜，朝士汹汹，洵莫能执咎。事机迅逝，后此难追。既为敝邦痛，抑亦为贵邦惜也。窃察贵邦人士颇有畏露如虎之心，仆以为露之为东方患，虽五尺童子皆知之矣。然我东方欲自保独立，必及露人羽翼未成，庶几尚可以之（止）之，则今日正其时也。及今所（不）图，数年之后，岂复有图之之时哉！仆甚不解贵政府之徘徊瞻顾者，将欲何待也。敝邦虽孱矣，然一二年来，南部诸省，民气奋发，智力开张，颇异畴昔，以湘拟长，以粤拟萨，未敢多让也。愿（顾）贵邦三十年前外患未迫，故仅扩国内之力而即可成。敝邦今日敌氛四张，非借友邦之助而难奏效，是则所以深望于贵邦者耳。
函中可以看出，梁启超等对帝俄扩张的野心十分愤恨，但又对日本存有幻想。查政变前，伊藤博文来华，康有为曾访伊藤于日使署，请其“维持东方时局”，于觐见光绪时“进而教之”。并请向慈禧“剀切陈说”，以使“回心转意”。此函又说：“非借友邦之助而难奏效。”把中国的存亡，系之光绪一人，甚至想请伊藤“干预内政”，借以“维持”，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他看到南方“民气奋发”，又只是“以湘拟长，以粤拟萨”，还是想有长洲、萨摩诸藩那样的人，完成“尊王攘夷”的“维新大业”，只是不久在和资产阶级革命派接触后，梁启超的思想才一度转变。这封信，无疑对研究政变后康、梁的政治活动和思想演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其实，康、梁在日本的函札，不但有他们留居日本时的，也有后来返国后的。梁启超逝世后，梁思成还写信给柏原文太郎，请他“征集遗事函札”，以便“编定年谱、文集”。
此外，康、梁留居日本期间，由于言语隔阂，留有笔谈记录，也颇珍贵。如冈山木堂纪念馆藏有梁启超和犬养毅的笔谈记录，谓：“西欧之人，常谓敝邦人无爱国之性质，斯言仆几无以辨之也。然仆敢谓敝邦人非无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因未与他国人相遇，故不自知其为国也。然则观之于海外之人，则可以验其有爱国性与否矣。今内地督抚无可望，民间受压制，不敢小行其志，欲其扶危局，难矣。故今日惟求之于海外，庶几有望也。孙逸仙近曾见先生乎？仆等之于孙，踪迹欲稍疏耳，非有他也。而横滨之人，或有与孙不睦者，其相轧之事不知如何。而极非仆等之意矣。孙或因滨人之有违言，而疑出于仆等，尤非仆所望矣。敝邦有志之人既苦希，何可更如此相仇。仆欲一见孙、陈而面解之。先生有暇日，约会见于此间，可乎？至仆等与彼踪迹不得不疏之故，仆见彼当面解之也。”
查戊戌、己亥间，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曾组织会谈，商讨合作，康有为不到会，梁启超为代表，没有谈出什么结果。孙中山又派陈少白往访，梁启超导陈见康，陈反复辩论至三小时，请康“改弦易辙，共同实行革命大业”。康答曰：“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余非余所知。”拒绝合作。
梁启超本人却和孙中山、陈少白往还，并迭函孙中山，说明“若其方略，则随时变动，但可以救我国民者，则倾心助之，初无成心也”。从上述笔谈中，可以看出梁启超对“爱国”的看法，还谈到“敝邦有志之人既苦希，何可更如此相仇。仆欲一见孙、陈而面解之”，他对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态度，和康有为有很大区别，不能混同评价。至于“横滨之人或有与孙文不睦者”，则指徐勤、麦孟华而言。这项笔谈，对研究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产阶级，显然是有帮助的。
档案、文书
在日本的档卷、文书中，也有不少康、梁旅日期间活动的资料。
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部，有明治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所上《康有为事实》，抄附康有为的《奉诏求救文》，全文甚长，且有译文。首述光绪“忧勤图治，发愤自强，自四月以来，亲断庶政，明诏屡上，百度维新”。继述政变发生，“废我二十四年之圣主，实亡我二万里之大清也；非惟亡我二万里之大清，实以亡我四千年之中国也”。并指出慈禧为首的旧党的“大罪”十条。这是对慈禧为首的旧党深恶痛绝的“檄文”。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特地抄录、递译寄呈，可知影响之大。
外务省档案中对康、梁在日本的抵、离以至居住情况，也不乏记录。如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6月12日兵库县知事服部一三上外务大臣报告：“康有为于昨（11日）午后八时携同妻子入境，至神户登陆。本日，梁启超、汤觉顿前往迎接，住西村旅馆。”21日，服部一三上警保局长有松英义报告，言大阪、神户保皇会欢迎康有为的情况及康、梁演说。在《清国革命动乱ノ际ン于ネル同国，动静态度及舆论关系杂纂》秘受第0874号中，有服部一三于同年11月7日写给外务大臣内田康哉的报告，谓梁启超由日返国去奉天。这些，对编订康、梁年谱以及考证行事，是直接具体的原始记录。
在文书、日记中，除留存康、梁的晤谈记录和一些函札外，还有其他资料，如《有松英义关系文书》中有一份明治四十一年至四十二年（1908—1909）梁启超来往邮件的报告，其中详细记录了这一时期梁启超与国内和日本人员间往来信件的情况，包括收、寄件人的姓名、住址等。有松英义是当时日本警保局长，这份邮件往来记录，应是当时检查邮件时抄交警局的。从报告记录中可以看出梁启超当时交往的情况，他不仅和海外有联系，而且和清政府官员也有函件往来。梁启超1907年组织政闻社，以迎合清政府“预备立宪”。次年迁总部于上海，联络国内立宪团体。梁还想联合肃亲王善耆排除袁世凯，结果政闻社被清政府查禁解散。慈禧、光绪先后“崩逝”，梁启超又认为摄政王载沣“谦”，“深沉而有远略”，考虑肃亲王“之外尚有其途”，准备“上书”。“邮件报告”中梁启超与清政府官员的信函往返，即在这一时期。在这些邮件中，他不断改用姓氏、代号，如“怡和别庄”，系梁在神户的住所，收件人一观即知，但不署姓氏，似亦为避免检查。
由于此次旅日时间较短，我又只能在讲学之余从事一些搜寻、调查工作，所知不多，见闻有限。上面所记，只是我看到的一部分，相信今后还会有更多的发现。
又，文中所提资料，很多是日本友人久保田文次、近藤邦康、小岛淑男、坂出祥伸、石田米子诸教授和松本武彦、阿川修三等先生提供的，在此谨表谢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