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心量大的人，比较大气、从容、善忍、谦和、通脱，这类人比较容易成就事功，比较能体验生命的愉悦，没准，还能够活得相对长一些。
我们说，心量不够的人，比较气促、敏感、易愁、固执、自我，这类人比较容易陷入困局不得而出，容易感染灰色情绪而不能自拔，相对来说，成就事功比较困难些。当然，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生命的愉悦度，甚至生命的长度。
这个简单的规律，老夫且名之为“心量定律”。
考察历史，确实，能够成就事功的人，同时又能够善始善终的人，多是虚圆之士。所谓虚圆，即心量大，能变通，当然还要有些脸皮厚的功底。比如说，三国时候的刘备，本事没有多大，但是心量大，能容各种各样的人，为他所用。他比较善于干的，也就是哭而已。再如唐朝的郭子仪，那真是个有大大的心量的人。郭在平定“安史之乱”和抵御外族入侵中屡立奇功，却遭到了皇帝身边的红人、太监鱼朝恩的忌恨。郭子仪率兵在外征战，鱼朝恩竟派人毁了郭子仪父亲的墓穴，抛骨扬灰。郭子仪领兵还朝，大家都以为会掀起一场血雨腥风。不料皇帝提及此事时，郭子仪伏地大哭，说：“臣将兵日久，不能禁阻军士们残人之墓，今日他人挖先臣之墓，这是天谴，不是人患。”这么大的仇恨竟被他宽容的泪水熄灭。郭子仪手握兵权，鱼朝恩担心早晚会被郭子仪收拾，想来个先下手为强，在家中埋伏刀斧手，然后请郭子仪赴宴。鱼朝恩的险恶用心连郭子仪的下属都看得一清二楚，都劝他不要去。但郭子仪还是带上几个家童从容赴宴。鱼朝恩见了惊讶不已，阴毒的奸臣竟被感动哭了，此后不但不以郭子仪为敌，反而处处维护他。郭子仪这招硬得比谁都硬（能打仗）、软得比谁都软（善谦退）的本事，让他在险恶的环境中，不但建功，而且得享天年。相反的一面，我们比较熟悉的北宋改革家王安石，人品、文采、才干、识见都是一等一的，但惜乎心量的匹配度不够，导致一些措施的配套不够，急于实施，霸王硬上弓，产生了很多负面效果。特别是在政治上，不问人品，凡是支持变法的就提拔，不支持的靠边站，让许多小人借机混进来，占据要津，排除异己，欺上瞒下，致使变法失败，王安石也因此郁郁而终。
就这个心量问题，本文着重谈两个历史人物，一是贾谊，二是谢安。
贾谊，西汉初期儒家学者，政论家、文学家。他的《过秦论》，我们可能都学过。他年纪轻轻就很有学问和见识，汉文帝很赏识他，二十出头就让他当博士、太中大夫。他提出了很多治理国家的意见和建议，比如重农抑商，削弱藩王势力，取缔私人铸钱等，不少好的意见得到了朝廷的采纳。但是由于这些政策触及了权贵的利益，因此遭到了周勃、灌婴等权贵的忌恨。另外，由于他的恃才傲物，不太看得起汉文帝的宠臣邓通（历史上著名的守着金山饿死的那个家伙，皇帝太喜欢他了，让他私人铸钱），因此又得罪了这个小人。由于贾谊太有才了，皇帝打算让他去做公卿这么大的官。不料这下捅了马蜂窝，遭到了许多权贵的反对，纷纷说贾谊的坏话，而邓通这家伙说得最起劲。所以汉文帝有点迷糊了，不但疏远了他，而且把他贬到长沙去做异姓王吴芮的太傅。当时的长沙是一个还没有开化的地方，贾谊在那儿感到又愤怒又郁闷。好在贾谊十分喜欢给皇帝上书，所以几年之后，汉文帝又想起他，随即又把他召回。这个时候反对他的灌婴已死，周勃也啥事不管了，情势对贾谊来说，相对好些。但汉文帝不知道是听了别人的坏话，还是认为贾谊还年轻，还要继续锻炼，仍然没有给他公卿的位子，而是让他去当自己的小儿子梁怀王的太傅。上任后，贾谊上了著名的《治安策》（又叫《陈政事疏》），谈居安思危、弱化藩王力量的策略等问题，虽然皇帝没有立即采纳他的建议，但是给皇帝不少启发。这篇策论影响很大，以后的几代帝王都采用了他的策略。可惜的是，在太傅任上，梁怀王刘揖入朝，不慎骑马摔死。贾谊感到自己没有尽到责任，陷入深深的自责当中，经常无端哭泣，心情十分忧郁。没有多久，三十三岁的贾谊便在忧郁中死去。
我们考察这个贾谊。他饱读诸子百家之书，更兼才气纵横，目光敏锐，用世之心强烈。应该说，他这短短的三十三年，还是挺有光芒的，一是文章流传千古，二是用世抱负基本上也得到实现。虽饱受谗言，受到贬谪，没有做到公卿那么大的官，但他的很多建议皇帝都采纳了，正如王安石诗所说的：“一时谋议略实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王安石认为，皇帝对臣子之厚薄，不在于爵位之高低，而在于是否用了他的主张。用了，就是恩深；否则，即使爵位再高，也只能算薄待。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贾谊是够可以的了，因为，他毕竟是小年轻呀！
但是，他给人的感觉好像总是不高兴，以至于短命夭亡。他的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们说，问题出在他的心量小了。或许是年轻的缘故？也许，老天太早地赋予一个人高才，不一定是好事情。少年心量，还来不及拓展，容易冲动、偏激。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人还是要按部就班、稳扎稳打、大器晚成比较好，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心性逐渐成熟；随着阅历的积累，心量逐步拓展，更有益于成就事功。看我们的大学少年班制度，也高明不到哪里去，似乎没有造就几个“绝世高手”。
贾谊的问题出在：一是报恩心切，急于求功，只问目标，不及其余。他没有把得失利害考虑得十分清楚，就贸然向领导提出“变法改制”的建议，一下子就让那些恪守祖制的勋贵、老臣气得吹胡子瞪眼，好在领导还比较清醒，认为时机不成熟，没有贸然实行。第二，少年心性，不会做人，恃才傲物，眼高于顶。就拿那个领导的宠臣邓通来说，这号人显然是小人，成事不足，坏事有余，一般来说大家会敬而远之，虚应故事，不去得罪。比如，张居正他就从不得罪太监，徐阶也不会在面子上与奸臣严嵩过不去—尽管心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但是贾谊不是这样，他经常在人面前对邓通冷嘲热讽，让邓通心里气得打结。是呀，我是不学无术呀，但是领导喜欢我呀，他喜欢我总有喜欢我的理由呀，我也不是一无是处呀！小人就是这样，你要招惹我，就有你好果子吃。我一向是朋友妻，不放过，恩可放一边，仇可是一定要还的！于是惹得邓通经常在领导面前编派贾谊的不是。第三，心胸不宽，敏感易伤，患得患失，随想入阴。贬到长沙，贾谊总是咽不下这口气，无才的小人达官厚禄，逢迎的臣子志得意满，有德的圣贤落魄倒霉，正直的君子遭贬受罪，这世道还正常吗？我一个让领导这么赏识的才子，就这样让你们这些小人整到这个卑湿之地喝凉风，郁闷啊郁闷！在湘江边上，他写了《吊屈原赋》一文，表达了对屈原的同情，大发了自己的牢骚怨愤。其实，屈原也是一个心量不开阔的人，贬到湘楚，整日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众人皆醉他独醒，众人皆浊他独清。“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实在想不开了，就投了汨罗江。对贾谊来说，为成就大事，当初就不应该招惹小人；受小人之陷害，又摆脱不了对小人的怨恨之心，大好年华总与小人纠缠不休，多不值。想想后来的苏东坡，如果也像屈原、贾谊一样，恐怕在黄冈的时候就投长江喂鱼了。在太傅任上，梁怀王摔死，他责任是有些，但基本上属于意外事故，皇帝也没把他怎样，但贾谊还是过度自责，忧郁难解。我以小人之心猜度，他的忧郁，有自责，是不是也有患得患失之心，生怕皇帝领导因此疏远他、不重用他，生怕今后公卿之位不果，生怕今后抱负不展呢？现代有个才子柳亚子，新中国成立以后也颇感没有受重用，写诗给毛泽东，抱怨“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毛泽东不客气写诗回敬：“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如果贾谊能够做到“风物长宜放眼量”，就不会这么短命了。
总的来说，贾谊的遭际，还是深可同情的。毕竟，他没有错呀，他只是想发挥才能，安邦定国，实现抱负。只不过，他还不老到、不世故，心量小，是个悲剧人物。也难怪数百年之后的李白还为他抱不平：“淮阴市井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
说完了一个心量小的，我们再来说一个心量大的，他就是谢安。
谢安，字安石，东晋政治家、文学家，东晋江山的扶持者。李白这么一个骄傲的人，对王侯将相高力士等均是不屑一顾，但对谢安可是佩服得一塌糊涂：“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净胡沙！”
谢安声名早著，崇尚道家的无为自然，隐居东山，不愿做官，本质上是一个隐士、学者、诗人、音乐家，本来不愿介入世事纷扰，打算优游一世的，“谢公东山三十春，傲然携妓出风尘”（这个妓，是懂音律、会乐器的婢女，不要想歪了），做隐士做得比谁都踏实。但他一旦被迫出山，卷入仕途，他又能够躬身入局，把官做得炉火纯青，成为一个无人可及的宰相、国家独一无二的擎天柱石。特别是淝水之战，以区区十万的兵力击溃了来犯的前秦九十万大军，彻底扭转危殆的国运。他拥有许多常人所不及的特质，比如风神秀彻，雅人深致，名士风流，待人真恳，气度笃定，但同时又有着深不可测的绝大心量。如果说他没有这个绝大的心量，在动荡不安、险恶万端的局势中，也难成气候。
谢安四十岁时做官，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为家族利益所迫，不得已出来的，开始是在大将军桓温手下做司马，一个小官。谢安的气度心量一开始就展现出来。一天，有人给桓温送来了一味草药，叫“远志”，又名“小草”。桓温不解这草药为何有两个名字，他的参军郝隆眼瞟着谢安意有所指地说，这味药，隐在山石的那部分，叫“远志”；长在山石外的，叫“小草”，以此讽刺谢安也不过尔尔。但谢安神色泰然，既不辩解，也不记恨，一如既往，以礼相待。让你讨点嘴头的便宜，又能如何呢？
桓温是拥有实力和实权的军阀，对东晋司马家一直存有篡位之心，而王、谢等大家族和东晋皇族是命运的共同体，所以本质上谢家和桓温在国家大事上，始终是对头，但奇怪的是，他们之间又维持了很好的私人关系。就在这么一个亦敌亦友的险恶环境中，谢安隐忍苦熬，韬光养晦，一步步熬出头，终于做到宰相。咸安二年（公元372年），晋简文帝司马昱死，谢安和侍中王坦之与桓温巧妙周旋，不动声色地组建“抗桓统一战线”，使其达不到做摄政王的目的。桓温大为恼怒，率兵入京师，摆出要杀掉王、谢的架势，命人召谢安和王坦之。王坦之闻召甚惧；谢安则神色不变，答曰：“晋祚存亡，在此一行。”及与桓温相见，王坦之倒执手版，汗出如浆。而谢安则从容就席，从容陈明利害关系，使桓温不敢轻举妄动，让这个内部斗争弓弦紧绷的情势缓和下来。在这里，谢安表现出超人的定力和胆魄。当然，这一定是建立在谢安精准的判断之上。
宁康元年（公元373年），桓温得了重病，逼迫朝廷赐给他“九锡”。谢安故意屡次修改诏令草稿，使其迟迟等不到结果，终于拖死桓温，不动声色地把他给玩残了。桓温死后，谢安全面执掌朝政，组建自己能主导的军队，重用谢玄、谢石等谢家子弟，一步一步构建“荆扬相衡”的战略格局，终于保全了司马氏的天下，更难得的是赢得了稳定的局面，为对付北方的强敌赢得了主动。他在与桓温的斗争中，惊险万端，但始终有理有节，以退为进，关键时刻，又能坚持原则，毫不动摇。比较有意思的是，桓、谢两家斗得你死我活，结果是桓家一族失败了，但谢安硬是有本事把失败的桓家整成了朋友关系，人家不但不恨他，而且和他推心置腹。桓温的儿子桓冲死了，不找别人，只找谢安交代后事。
谢安的心量功夫，谢安的手段，确实了得。他恪守老庄之道，以弱制强，以柔克刚，不动声色，不用强力，折冲樽俎，化解矛盾于无形，解决问题于双赢。要是贾谊碰上了桓温这样的主，三言两语不投机，说不定“乱臣贼子”就要骂出口了，正气凛然是正气凛然，痛快淋漓是痛快淋漓，只怕脖子上这个吃饭的家伙，却要与身体分家了。更难得的是，谢安在官场争斗中，仍然保持名士风度，始终光明磊落，以智慧、身段、隐忍、真诚赢得了声望，赢得了主导。这就是谢安，高人谢安，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历史上谢安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一件事，就是在淝水一战中的笃定风采。
公元383年，前秦皇帝苻坚率百万大军南下，投鞭断流，志在灭晋。军情危急，建康一片惶恐。晋军主帅谢安却镇定自若，运筹帷幄，行营布阵，派了谢石、谢玄、谢琰和桓伊等人率兵八万前去抵御。谢玄心中忐忑，临行前向谢安问策，他回答了一句：“我已经安排好了。”便绝口不谈军事。谢玄心中还是没底，又让张玄去打听。谢安仍然闭口不谈军事，却拖着他下围棋。
当晋军在淝水之战中大败前秦的捷报送到时，谢安正在与客人下棋。他看完捷报，便放在座位旁，不动声色地继续下棋。客人憋不住问他，谢安淡淡地说：“小儿辈大破贼。”直到下完了棋，客人告辞以后，谢安才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雀跃入室。
谢安自始至终“如如不动”，目的是以静制动，安定人心，并以此去动摇敌人的军心，削减敌人的气焰。东晋上自将领官员，下至士兵百姓，都被他笃定从容的神态和胸有成竹的举止所感染。将士们也增加了必胜的信心，斗志旺盛。在战役中，由于被晋军这种不动声色、寂然异于常的氛围所震慑，秦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心生恐惧，士气大挫。晋军渡水后，一鼓作气发起猛攻，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千年之后，我们分析这场力量悬殊的战争。这场战争，可说关系到东晋的社稷存亡，也关系到时谢家的荣辱兴衰。这么大的干系压在谢安身上，他的压力可想而知。从某种情况上来讲，在这场战争中，付出最多的，压力最重的，心里波澜最大的，就是谢安。所以说，当捷报传来，客人告辞，谢安抑制不住狂喜，踉跄之中，居然把木屐底上的屐齿都碰断了。我们想，这个时候他再不释放自己，真的就不是人了。这样的战争，这样的从容，需要多大的定力、多大的心量呀！古往今来，也许只有诸葛孔明的空城计可以与之一比了。悠悠千年，我们仍可想到谢公当年的风采。
讲了那么久的心量，心量到底是什么？我们不是搞心理学研究，没有精确的概念界定，总的来说，心量包含了心志、心力、心智、心机、心胸、心怀等多重因素。很多情况下，这些要素是随物赋形，交叉互用。要问心量从哪里来？我觉得要从实践中来，从磨砺中来，从传统儒道佛的思想中来，从对历史使命的承担中来，从对心的修炼和降服中来，从先天禀赋中继承而来。我们以谢安为例，他绝大的心量来自哪里？来自道家自然无为的思想，来自他多年的隐忍磨炼，来自对历史使命义无反顾的担当，当然，有一部分是来自天赋。
有句话叫做：性格决定命运；我也有句话叫做：心量决定成败。
天天菜根谭：在古代称得上豪杰之士的人，一定具有超越常人的气度和节操。普通人遇到了难以忍受的事情时，就会拔出剑来，冲上去决斗，这算不上真正的勇敢。天下有大智大勇的人，对于意外事件的突然降临一点也不惊慌，对于被无缘无故加以侮辱能够不被激怒，这就是他抱负十分宏大，志向特别高远的缘故。
张良在圯上接受一位老人赠兵书的传说，这件事确实太怪诞不经了。那怎么能知道不是秦代隐居的君子，特意出来考验张良的呢？看他们各自都有不便道破的深意，是有大智者在相互进行着揣摩和试探。世俗之见把圯上老人看做鬼神本来就已经错了，还把老人的用意看做是向张良授书就更不对了。当韩国灭亡，秦国正处在强盛的时候，秦国用刀、锯、鼎、镬等种种酷刑，来对付天下有才能的人。平白无故遭到杀戮的人，真是不计其数。那时即使有古代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也无法施展他们的本领。像秦始皇那样施行严刑峻法非常急切的人，他的锋芒的确势不可当，但是等到他疲惫的时候却有机可乘。然而少年张良却不能忍耐一时的激愤，想用个人的力量，在一次阻击之中逞强。张良虽然侥幸没有死，但实际上生死之间连一根头发也容不下，那是何等危险啊！贵族子弟，不愿死于盗贼之中，这是为什么？这就是他们懂得生命的可贵，不屑于在同盗贼相斗中死去。像张良这样出类拔萃的人才，不像伊尹和姜太公那样去深谋远虑，却只想采用荆轲与聂政那样行刺的小计谋，企图在侥幸中保存性命，这正是圮上那位老人为他感到深深惋惜的地方。正因为如此，老人才故意在他面前摆出高傲无礼的姿态，让他受到狠狠的刺激。如果能够忍受下去，他才可能真正成就一番大事业（他真的忍受下来了）。所以，老人才说：“这小子是可以教好的！”
楚庄王在宣公十二年讨伐郑国时，郑襄公曾袒露着上身，牵着羊去迎接他以表示臣服。楚庄王说：“一国之君能这般屈己尊人，他的百姓必定信服他并为他卖命。”于是，他下令退兵言和。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困于会稽山上，被迫带着臣妾到吴国去做人质，在那里整整三年没有流露出任何厌倦与不满。少时张良虽有复仇大志，却不能屈己尊人，这不过是凡夫俗子的勇猛。那位圯上老人认为，张良才智有余，但缺乏度量，所以才无情地挫伤他那年轻气盛、刚强暴躁的脾气，让他能够忍受那些微不足道的愤怒，而去实现他远大的谋略。圯上老人与张良平生素不相识，突然在荒野相遇，却傲慢地命令张良去替他干奴仆所做的事，而张良却十分坦然地去做了，一点也没有惊诧愤怒的情绪，这就说明张良已经成熟了，秦始皇已经不能惊扰他的谋略而使其盲动，项羽也无法使他激怒而去冒险了。
现在来看刘邦、项羽争夺天下，最后刘邦之所以能胜、项羽之所以失败，完全就在于一个能忍耐一个不能忍耐罢了。项羽正因为不能忍耐，虽然所向无敌，但他滥用武力、任性暴怒，终归失败。刘邦却能够忍耐，保存实力发展壮大，等待时机而最后消灭项羽。这完全是张良给他谋划的结果。后来当淮阴侯韩信夺取齐地之后请求刘邦封他为假王时，刘邦大怒，立刻从言语和面部表现出来。从这里可以看出，刘邦还是不善于忍耐，要不是张良及时劝阻，他能最终获得胜利么？
司马迁曾想象张良是一位高大奇特的人物，后来才知道他长得相貌和妇人女子一般，觉得相貌与他的志向和气节一定也不相称，其实这正是张良的过人之处。
珍珠天堂：阴毒的奸臣竟被感动得号啕大哭，此后不但不以郭子仪为敌，反而处处维护他。会感动，会改变，特别是能改善，可以“教育”好的人，都是好人，心量也不算太小，属于一时脑缺氧才做的恶。
大音希声：“如如不动”，以静制动—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性格决定命运，心量决定成败。
人解决了衣食问题之后，究竟快乐圆满与否，在于此心是否得到安顿。如何安顿此心？以出世之心入世，以入世之心出世，佛家讲，即相离相，入尘而出尘。
第二卷 菜根无限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