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至1937年，是中国思想文化界比较活跃的时期。这个时期，国统区的思想文化呈现多元化趋势，包括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左翼文化运动的兴起，文化思想界的论争，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左翼文艺的成就，文化教育事业的建设，文艺界的抗日救亡运动以及科技的进步等等。
30年代兴起的左翼文化运动，发轫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以成仿吾、郭沫若、蒋光慈、钱杏等为中坚的创造社、太阳社两个文学团体举起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旗帜。1930年2月，创造社、太阳社的代表与鲁迅共同参加了“清算过去和确定目前文学运动底任务”的讨论会，决定成立左翼作家联盟。1930年3月2日，“左联”召开成立大会，推选鲁迅、田汉、夏衍、钱杏、郑伯奇、洪灵菲、冯乃超等为“左联”执行委员，周全平、蒋光慈为候补委员。“左联”成立不久，又相继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简称“美联”）。在上述4个联盟的基础上，组织了一个联合机构——“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从此，革命文艺事业就成了有组织有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
国民党统治初期，“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国民政府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加紧军事“围剿”的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则又加紧对进步文化的“围剿”，企图将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及其思想文化“剿尽杀绝”。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根据地军民不断粉碎国民党军事“围剿”的同时，也积极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左翼文化战士，进行了卓有成郊的文化反“围剿”的斗争。左翼文化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各种反动文化流派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鲁迅形象生动地批判所谓“民族主义文学”是为买办阶级服务而充当统治阶级的鹰犬。瞿秋白一针见血地揭露“自由人”及“第三种人”不过是“帮助统治阶级来实行攻击无产阶级的阶级文艺”。
经过许多左翼文化工作者的共同斗争，这些反动文学流派接连败北，“左联”成立以后，先后创办了《萌芽》、《拓荒者》、《现代小说》、《北斗》、《文化月报》、《大众文艺》、《文艺新闻》等许多进步刊物，成为宣传左翼文化的阵地。
以鲁迅为主将和旗手，以左翼文化运动为核心的中国进步革命文学艺术在30年代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杂文、长篇小说、现代诗和话剧、电影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特别引人注目。这个时期，鲁迅写下的杂文，计有《三闲集》、《二心集》等九部之多。他的杂文像匕首，似投枪，成为打击敌人、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有力的思想武器。
茅盾先后完成了《蚀》三部曲、《虹》以及他的代表作《子夜》等长篇小说。老舍发表了著名小说《骆驼祥子》。巴金创作了长篇小说——“爱情”三部曲和“激流”三部曲。此外像沈从文、张天翼、吴组缃、叶紫、丁玲、沙汀、艾芜、萧军、萧红等都在小说中把笔触深入到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广阔的农村，深入到边缘的山区，深入到社会底层的人际关系和人性的冲突。他们对故土的热爱，和他们小说中充满危机、倍受西方帝国主义蹂躏的农村情景，形成了鲜明对照，从而使他们的小说充满了现实主义的批判力量。殷夫、克家、艾青、田间等努力倡导诗歌的简朴与大众化，创作了一批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有力度的诗作，其中克家的《烙印》、《罪恶的黑手》受到广泛的赞赏。1934年，曹禺发表了他的第一个剧本《雷雨》，次年由著名戏剧家洪深、欧阳予倩指导复旦大学学生上演。1936年曹禺的第二个剧本《日出》也获得成功。他以强烈感人的艺术力量和深刻的思想主题，使中国现代戏剧在创作和演出两个方面趋向成熟。30年代，中国的电影事业也迈进了一个新阶段。
在新闻、出版业方面，也取得一些进展。30年代中国原有的一些著名大报，如《申报》、《大公报》、《新闻报》、《世界日报》等纷纷启用新人，扩版改版，不断创新，销路大增。另外，1927年上海《时报》首创套色印刷、1929年9月《新民报》于南京创刊、1933年上海《大美晚报》率先试行中文横排、1935年上海《立报》日销售量创20万份最高纪录，都为中国新闻事业发展作了见证。图书、期刊杂志的出版同样成倍地增长。30年代除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主要出版机构外，还先后新创或重建了一批如现代书局、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上海杂志公司、神州国光社、文化生活出版社、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等出版社，出版了一批工具书和不少有学术价值的专著、译著，也出版了一批进步书刊。
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继续高涨，文化界的抗日救亡活动，也迅速地开展起来。1935年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正式成立，提出一系列抗日主张，如：开放民众组织，保护爱国运动，迅速建立起民族统一战线；停止一切内战；武装全国民众；释放一切政治犯，共赴国难及保障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绝对自由等。1936年1月，北平文化界救国会正式成立，紧接着全国各地救亡团体的成立，各种救亡刊物也纷纷地涌现出来，仅上海一地就有百余种。
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中，文艺界的左翼队伍里，产生了“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主要代表性文章有：周扬的《关于国防文学》、《现阶段的文学》、郭沫若的《国防·污地·炼狱》，鲁迅的《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茅盾的《关于引起纠纷的两个口号》，冯雪峰的《对文学运动几个问题的意见》。
鲁迅、茅盾、冯雪峰指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应该是一个总的口号，在这个总的口号下，作家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但是他们可以写国防文学，也可以写救亡文学，可以在创作上有更大的自由，只有这样才可避免因为狭隘的口号造成的文艺界新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经过一番激烈争论，文艺界逐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团结起来。1936年9月，各派作家代表巴金、王统照、包天笑、林语堂、陈望道、郭沫若、叶绍钧、鲁迅等21人联名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主张文艺界同人应不分新旧派别，为抗日救国联合。宣言的发表标志着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给文学艺术各部门注入了新的血液，进一步推动了文化界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在文艺界联合宣言发表不久，文化战线、思想战线上的伟大战士鲁迅，于1936年10月19日在上海寓所病逝。当时追悼鲁迅的活动，更广泛地把人们吸引到抗日救亡的行列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