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肆意践踏我国东北领土，张学良义愤填膺，但蒋介石却不许他打回东北去。张学良多次痛哭流泣地劝蒋抗日，但屡屡遭到蒋介石的蛮横拒绝。张学良不得不含羞忍辱，背着“不抵抗”的罪名，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出现新的高潮，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更加不得人心。此时，在西北地区担任围剿红军任务的东北军和西北军更加厌恶内战，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情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东北军、西北军领导人张学良、杨虎城开始与共产党发生联系，初步形成三方团结抗日的政治基础。
蒋介石对张、杨二人极不放心，于1936年12月4日飞往西安，向驻扎在西安的张、杨二人及所部施加压力，如不出动军队“剿共”，即将东北军、西北军分别调往安徽、福建。当西安1万多名学生举行要求抗日的示威游行时，蒋介石竟命令张学良以武力镇压手无寸铁、一心爱国的学生。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经商议后毅然决定以兵谏兵武力劝蒋介石抗日。
这一天是1936年12月12日凌晨2点钟，西安城外暮霭沉沉，夜色中，5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在营长孙铭九的带领下，分乘两辆军用卡车，奔驰在西安通往临潼的公路上。凌晨4点多钟，卡车准时抵达华清池外。此时，担负外围警戒任务的东北军已将华清池秘密包围了。卡车一路向院内开去。院门口的哨兵举手示意卡车接受检查。“冲过去！”孙铭九果断地下达命令。于是，司机猛地一踩油门，卡车直奔院内。哨兵立即鸣枪报警。蒋介石的亲信侍卫听到枪声后，马上用手提机枪封锁了正面进入内院的通道。孙铭九眼见强攻不成，急中生智，带人悄悄地摸到假山后的小路，直接冲入五间厅。
冲进五间厅后，孙铭九直奔蒋介石的卧室。“砰”的一声，他踹开房门冲了进去，但卧室内空无一人，根本没有蒋介石的影子。孙铭九一愣，只见房间的衣架上挂着蒋介石的衣服和帽子，桌上放着他的假牙和公文包，被子零乱地摊在床上。孙铭九伸手一试，被子尚有余温。“他会不会已经跑了？赶紧打电话报告司令。”张学良一听，不禁也暗暗地吃了一惊，“检查委员长的座车，看他的座车还在不在。”张学良命令道。士兵检查了车库，报告说，“车库内的车一辆都不少。”“那好，这说明他不可能逃远，继续搜！”
不久，一名士兵报告说，在后墙下发现一只拖鞋。看来蒋介石是往骊山方向逃走的。于是，孙铭九带人直奔骊山。此时，天空已泛起了鱼肚白。顺着山坡，孙铭九一行搜行半山腰。此时，天已大亮。突然，一名士兵看到石头后有个人影晃了一下，随手就是一枪。卫队营长正想过去看个究竟，忽然听到有人喊：“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报告营长，是委员长！委员长在这里！”孙铭九赶紧飞奔至此，只见蒋介石光着头，赤着脚，穿着一件古铜色的睡袍，裹在一条白色的被单里，冻得上牙直打下牙。原来，当已经就寝的蒋介石听到枪声后，急忙爬墙逃到院外。紧张中，他跑丢了一只鞋，还摔痛了脊梁，跌破了脚，一路狼狈地往骊山爬，躲在一块卧鳖石后，被东北军抓个正着。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蒋介石不明底细，小心翼翼地问。“东北军。”孙铭九简单地答道。蒋介石一听是东北军，立即神气活现起来。“我是国家的一个领袖。我不去，叫你们副司令来！”孙铭九没有搭理他，强压怒火，示意几名战士架起蒋介石，不由分说地走下骊山。上午9点，汽车载着蒋介石驰向西安。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扣押蒋介石后，张、杨两人立即通电全国：“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突变，相互勾结，以我国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士将士，浴血杀战，后主之外交当局力谋妥协。……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累遭重斥。昨日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胞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系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并提出“停止一切内战”等8项主张。
在蒋被扣期间，张学良与杨虎城给予了他相当的礼遇。蒋后来回忆说：“侍者每小时必进茶点一次，意极殷勤，见余不食，辄忧形于色，此种诚意出自内心诚挚之流露，亦殊令人感动。”
西安事变的突然爆发，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爱国人士“捧读文电，雀跃无比”，百姓欣喜若狂、群情激昂。南京政府却指责张、杨“犯上作乱、不忠不孝”。心怀鬼胎的何应钦欲取蒋而代之，所以，他根本不顾蒋介石的死活，力主讨伐。亲英美派的宋子文、宋美龄等人为营救蒋介石，寻求和平解决事变的途径。在这紧要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向困境中的张学良、杨虎城伸出了援助之手。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肩负着中共中央的使命来到西安。张学良高兴地说：“你来了，一切就有办法了。”晚饭后，周恩来与张学良彻夜长谈。周恩来诚恳地说，这次事变符合全国人民的意愿，是正义的，并且必将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以武力扣留蒋介石，如果解决不好，会引起新的内战。“噢？此话怎讲？”张学良闻听此言，心里一沉，急切地询问道。于是，周恩来仔细地分析说，西安事变的前景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使中国变好，一种是使中国变坏。如果能够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枪口对外，一致抗日，中国就会免于被日寇吞并，这是我们应当尽力争取的好的前景。如果宣布蒋介石的罪状，把他杀了，不仅不能停止内战，反而会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不仅不能抗日，反而给日本帝国主义以可乘之机，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坏的前景。所以，我们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同意你的意见，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可以放他回南京。一席话，深深地打动了张学良的心。两人很快拟定了一份致南京方面书，并研究了东北军、17路军、红军三军联合抵抗“讨逆军”的军事措施。
第二天下午，周恩来会见了杨虎城，向他陈述了此间的种种利害关系。但是杨虎城对于释放蒋介石，疑虑重重。“据我的经验，蒋为人气量小、阴险，放了他，他将来必定会大肆报复！”周恩来耐心地开导说，逼蒋抗日不是不可能的，特别是现在，他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至于他将来是否会报复的问题，不完全取决于他。只要我促成抗日统一战线，蒋想报复也报复不成。杨虎城被周恩来以民族利益为重的气量与胆识折服了，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
12月23日，宋子文、宋美龄、端纳飞抵西安。在张学良公馆西楼的会客室里，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举行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周恩来作为我党的全权代表，与宋子文等人耐心斡旋，最后双方达成六项协定。为巩固谈判成果，次日晚上，周恩来在张学良及宋子文、宋美龄的陪同下，来到蒋下榻的高桂滋公馆。蒋介石最怕会见中共代表，因为他深知自己“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使无数共产党人血洒疆场，所以，他使劲地摆手说：“不见！不见！”但是，周恩来不计前嫌，从容地握住蒋介石的手说：“蒋先生，10年没见，你显得苍老多了。”接着，周恩来神色凝重地说：“你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遗嘱，牺牲了千百万中国革命者的性命。”蒋介石低下头去，“是啊，我杀人太多了，现在，我也后悔了。”接着，周恩来明确地向蒋介石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指出：“如果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都可以听蒋先生指挥。”最后，蒋介石表示：“恩来，我们再也不打内战了。我接受你们提出的六项协定。有关红军的事，今后你可以找汉卿商量，定出一个适当的解决办法。我回去后，你可直接到南京找我谈。”
12月25日下午4时许，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到达机场，准备一同返回南京。周恩来得知后，急忙赶去劝阻张学良不可莽撞行事，但是，为时已晚。看着蒋、张乘坐的飞机渐渐飞远，周恩来痛心疾首：“唉！张学良就是《连环套》那些旧戏看坏了。现在他不仅要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结果，蒋介石一到南京，就扣留了张学良。随即开始实行在西安允诺的条件。
至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它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枢纽。它标志着十年内战的基本结束和国内和平局面的开始实现，并为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创造了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