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传，西医大约于明末清初才传入我国。在此之前，中国人看病都找中医，吃中药。
据说，北京城内的中药店数以百计，著名的有同仁堂、鹤年堂、万全堂、长春堂等。这不仅方便人们抓药、买药，而且一些药店内还有中医大夫应诊，人称“坐堂先生”。
说到中药店，就不能不说到中医坐堂，北京城的中药店里中医摆案看病已有很长历史，大概除“文革”十年外，从过去到现在这种中医坐堂药店的行医形式不仅名店有，小店也有。中药店以能请到中医坐堂，特别是名医坐堂为荣，因为这样不仅能增加收入，更重要的是能提高药店的知名度。北京城里中医很多，有专业学校毕业的，有继承祖业的，有师从名医的，等等。过去的北京城里，这些人或在自家开诊所，或在药店坐堂，还可以出诊，所以很受大众欢迎。
我小时候，离家不远的苏州胡同的一家不大的中药店里，便有大夫坐堂看病，大夫姓曹，医术很高。我父母信中医，我有病时，母亲便带我走5分钟到该药店请曹大夫看病。当然，生大病或需要动手术还得去医院。
“文革”结束不久，中医在药铺坐堂看病恢复了，而最初时期，由于一些在“文革”中被诬蔑为“反动学术权威”的各行各业的专家还未有合适位置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所以只能做一些“大材小用”的工作。就拿著名中医来讲，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四大名医之一的孔伯华先生的后人和弟子居然在西单北大街西侧的两家中药店坐堂看病，但这倒方便了广大平民百姓。当时的看病者甚多，而且皆称赞这两位中医大夫医术高明。我母亲当时肝有病，有些医院的医生已说“治不好”了。经人介绍，我们到西单一家中药店，请坐堂大夫、孔伯华先生的弟子姚大夫治疗。经姚大夫精心治疗，不久我母亲的病不仅痊愈，而且又生活了20多年才逝世。可见，姚大夫确实是“名师门下的高徒”。
有坐堂大夫的中药店，一般在店门内靠墙放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供大夫看病用，沿墙再放几条长凳供患者候诊。条件好点的药店则沿墙放几条长靠椅，患者候诊就更舒服了。大一点的药店设有前后柜，前柜的业务是收方、计价、收费、包药等。患者看完病可在药店抓药，又快又方便。店内的中草药分门别类地放在一排排呈正方形、面上写着药名的木抽屉里，使人一目了然；中成药则另设柜台。有的中药店还代煎药，收费非常便宜，深受患者欢迎。
坐堂大夫大多为人和气，看病认真，使人感到亲切，他们的医术水平和职业道德都很高。俗话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患者的口是这些大夫传名和扩大收益的重要“媒介”。再说，从药铺本身讲，大概哪个药铺也不敢找个庸医来砸自己的牌子吧！这也是这种行医形式深受平民百姓欢迎、信任，而延传至今的主要原因吧！据我所知，现在，一些中医，特别是退休的老中医，仍应邀在药店坐堂看病，这既能使他们发挥余热、施展医术，更能方便群众看病。现在到药铺求医者之多，足以说明坐堂看病这种形式的影响力和生命力。
但是，我也听到有一些人说，现在坐堂的中医中，有“混事儿的”和“骗钱的”；也有的说，有些中医收费价格很高等。所听之言是否属实，我没有查证过，但愿这是不实之说。我希望这个传统行当别让不正之风坏了名声、砸了牌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