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创意，来自于台湾的一位女作家。当她得知自己患了晚期癌症后，举办了一个生前告别会，把亲朋好友都请来，让原本要在追悼会上说的“好话”提前说，让自己的耳朵享受享受，挺幽默的。几年过去了，她活得好好的，还当上了电视台一个栏目的嘉宾。
我的PET/CT报告来了——严重“骨质疏松症”。不会威胁生命，属平安有事。
我妹妹高兴得拥抱着我。
一阵有惊无险！
又到了3个月一次的例行体检。X线透视：肺部有问题。立马层层筛查。
心里没一点紧张是不可能的。睡觉又靠安眠药了。
最后结论：肺部有小结节，目前没有理由断定是恶性的。
遵医嘱：随访。
“随访”，犹如面对一个证据不足的可疑犯，既不能立即逮捕，又不能放任不管，于是监视他，跟踪他。一旦证据（包括确定的或排除的）确凿，从而决定逮捕他还是放弃他。
风平浪静地过了半年，又起波澜了。
不慎摔跤，左腿脚外踝骨折。
我又不太能动了，又拄起拐杖。最让我伤心的是，从此要告别我心爱的高跟鞋，我那“挺拔”的身材，就此七折八扣了。女人怕丑！
得了这病，日子过得有点一惊一咋，特别是每次的例行检查，去拿报告单时，我的心情不能说没有一点紧张。
到了这把年龄，平时身体上这痛那痛的，本是正常事。可对我们这帮人来说，第一反应是“它”，神经特敏感，当然这也在常理之中。但我知道，老这样，“阶级斗争”这张弦绷得太紧了，这对身体也是一种压力。于是，我制定了一套应急减压“机制”，让“常理之中”的非常行为平静化。
比如，有一天早晨，我觉着喉咙痒痒的，随口一吐，是一口带着四分之三血的痰，条件反射到“它”后，我又冷静思索：或鼻炎，或上呼吸道感染，或用力过猛而造成的毛细血管出血等原因，都有可能造成这种现象，不必过度紧张。再回忆回忆自己，一般在感冒时，我多半会出现几天带血丝的痰。经过继续观察，果真是患上了感冒，于是“警报”解除。
又比如，腰酸背痛骨头痛，这本是更年期妇女的伴随症状。但对乳腺癌患者来说，却是第一号警觉令，因为它是乳腺癌的最可能转移处。所以，最好的排除法是拍片诊断，但这是不明智的。因为总不见得让自己经常处在射线的“关照”之下吧。
聪明的做法是：认真研究良性疼痛与恶性疼痛的区别，然后加以排除。我提纲挈领地抓住两条：一是疼痛的时间和频率，“良性”的一般是早上醒来时最痛，经过活动后症状就减轻，就缓解；而“恶性”的则是夜深人静时最痛，甚至会从梦中痛醒，疼痛是长期、不间断的。二是在疼痛处的叩击反应，“良性”的一般不像“恶性”的叩击后会加剧疼痛，反而较为舒服，两者正好相反。
有了这样的基本医学知识，一旦身上出现骨性疼痛，我就能自行分辨，自我排除，然后对症下药，消除病痛。
83岁的家父说我是：九九八十一难，最后修得正果！
是的，“路漫漫其修远兮”，“革命”尚未成功，“吾将上下而求索”。借句时尚话，我现在是：病且健康着，誓将健康进行到底！
毛泽东的军事理论中有一条“战略战术”，即“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用在我的抗癌战争上很适宜，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说：这病，不要太当回事，也不要太不当回事。我现在过日子，既要放松心情，又不能太“肆无忌惮”；张弛有度，平静为上。
很有意思的是，世界上有4位赫赫有名的“第一夫人”都患乳腺癌，美国和中国各占50%。美国前总统福特的夫人贝蒂和另一位美国前总统里根的夫人南希；中国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和另一位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她们4人面对疾病都能泰然处之，居然都长寿。
当记者问及宋美龄如何看待自己患了乳腺癌，她说：“上帝让我活着，我不敢轻易去死，上帝让我去死，我决不苟且活着。”
任何事物都可以有说法，“生”和“死”也不例外。革命烈士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我给自己的座右铭：活得积极，死得坦然。
人生无憾无憾！
我将这3种药在咏梅身上的一些效果，告诉了我所认识的有关医生，
恳切希望他们能否在临床上试一试。
六、咏梅，你好吗
—我的一位病友
“你一定要有信心，心态不好，再好的药也白搭。”
“我知道，有你指导，我就有救了。”
2005年4月至10月，我整整当了半年的职业病人，转战在上海4所医院之间，过着“与疾病比邻而居”的医院生活。
病友间的交流，涂满了我医院生活的色彩。
有一位名叫“咏梅”的病友，她牢牢地刻进了我那五彩缤纷的记忆板中。
那是4月7日晚上10点左右，我坐着轮椅，手里拿着住院单，被推进医院的骨科病房。
这间病房只有3张病床，我是1床，咏梅是3床。
我进病房的那天，正好是咏梅手术的当天，她是因右腿股骨头部分坏死而做的骨科修补手术。
“哎哟，痛死我了！”她一叫，睡在她病床旁边长凳上的丈夫就立即起身，用手指摁一下她枕头边上的“镇痛泵”。
镇痛泵是什么东西？它是给手术后的病人镇痛用的。它的诞生，让所有的手术病人摆脱了手术麻醉期过后的万般痛苦。一般情况，它可以保持48小时的镇痛效果。但如果你因不够镇痛而不时地摁动镇痛泵的指示灯，那么镇痛的缓释速度就会加快。于是，原本的镇痛时间就会因此而缩短。
大约安静了近1个小时的咏梅，又叫痛了。随后她丈夫起身重复刚才的动作。一整夜，她和她丈夫就在干这事。这样本可以维持48小时的镇痛泵，到第二天早上，医生来查房时，镇痛药水已经提前用完了。接下来，她是靠服止痛片再折腾一天。
这样的情景，天哪，真让我害怕，我担心自己术后的忍痛力呀！
几天后，咏梅开始与我攀谈起来。
她和我同龄，属虎，来自浙江湖州的乡村。改革开放后，土地被征用了。她就带领丈夫、儿子、儿媳弃农投工，替人加工床上用品。
现在，她病了，躺在床上，却照样一五一十地对陪了她三天三夜的丈夫交代回去的任务；随后她又用手机遥控指挥家里的儿子和儿媳：这种布料该怎么裁剪；那张订单必须这样处理。看得出，她是4人中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活脱脱一位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农民家庭“企业家”。
咏梅的丈夫，长得很敦实，黑黑的脸，像个标准的庄稼汉；看上去也憨厚，不太善言语，是个老实巴交的人。可他照顾病中的妻子，却是粗中有细，一招一式还真有点章法。
一天中午，医院刚要开饭，咏梅的丈夫气喘吁吁地背着大包，手里拎着一只大饭锅进了病房。
“我掐好时间的，正好赶上你吃中饭。”他边说边放下东西，原来这大饭锅内是骨头汤。
他说，乡亲们告诉他，凡骨头有病的，多喝骨头汤，好得快。所以，他昨晚将骨头汤熬了一宿。一早，赶湖州到上海的头班车。为了不让锅中的汤水被长途车颠出来，他坐在车上是将大饭锅搁在大腿上，用双手抱在胸前的。
他将锅内的汤细心地盛到小碗里，嘴里并说“喝凉的荤汤不好，我得去膳食房加热。”当他端着汤，再回到咏梅的病床边，又可能感觉汤有点烫，然后“呼呼”地吹气，使它变得不太烫。接着，他把咏梅的病床稍稍摇高一点，又把垂向她嘴边的头发捋到耳朵后面。这时，他开始一勺一勺地将骨头汤喂到妻子的嘴里。
“我把汤上面的油，撇了，躺在床上不活动，油不能喝得太多。”他继续汇报着。
“这是对的。”“领导”终于表态了。
一个女人，在病中能有这份享受，我和2床的唐老师，两个上海女人，看着：羡慕得有点嫉妒。
咏梅比我早出院。
她出院回浙江的那天，给我写了一张她家里的地址和手机号码。我一看，字很漂亮，不由得称赞一番。
她说，我的学历是初中尚未毕业，因为那时家里穷，只能承担一个人的学费，所以就让给弟弟去读书。而自己就从此与“上学”彻底绝缘了。嫁到夫家，就靠天靠地靠双手，打理农活、伺候公婆、盖房子、娶媳妇、办家庭企业，过着村里人有点羡慕的日子。
咏梅说的经历，不惊天，不动地，普普通通。但我心里泛起的是欣赏，欣赏被一个平凡女人撑起的一片能让家人遮风挡雨的天。
3个星期后，我转院疗养。
我和咏梅都在各自的床上遵守医嘱，绝对卧床120天。
大约卧床到2个月时的一天，咏梅给我来电，说她躺在床上用手摸到左侧乳房有一个小小的肿块，她很紧张，会是坏东西吗？我说，不要乱猜，好好养病。
此后两个星期，一直没有接到咏梅的电话。我有点不放心，就直接打电话给她。可是，没人接电话。我就纳闷了：她的腿是不能下地的，她去哪儿？ 于是，我早中晚一直打，终于打通了。
“咏梅呢？”
“她在医院，昨天刚动完手术。”她的丈夫接的电话。
“怎么又动手术了，什么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