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法先生认为，中国文化从鸦片战争开始，就一直受到三种文化势力的影响：一是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传统文化；二是同样有着几千年历史并率先进入现代化的西方文化；三是融合着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思想的苏联文化栙。但就中国建筑文化的现代转型而言，也同样面临着这三种文化的影响。中国和西方建筑文化在近代的相遇和对接，使中国建筑文化处于不断的调整状态，在此过程中产生的对中国传统建筑命运的关注和对建筑“民族性问题的探索延续至今。它与中国近代文化对自身传统文化和外来先进文化，所作出的由物质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观念层面的文化价值抉择，存在着同构对应的关系，经历了一个自我调适、理性选择和融会创新的发展过程，其间所遭遇的种种痛苦与彷徨、焦虑与挣扎、无奈与尴尬、冲突与抉择都无不说明现代转型之路的曲折和艰难。大致说来，始于19世纪40年代的中国传统建筑的现代转型，在接受西方先进的建筑观念、建筑技术的同时，就围绕如何继承中国建筑艺术的优良传统这一问题，掀起了“吾国固有之建筑形式的讨论与实践热潮，并在20世纪30年代、50年代和80年代形成了对建筑的“中国固有式、“民族形式、“新民族形式探讨与实践的三次高潮，而关于民族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的论争也成为始终贯穿中国建筑发展的一条主线和核心问题。
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中，中国传统建筑在技术、制度和观念的不同层面开始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与转型。这一时期，西方的建筑技术，如砖石、砖木的混合建筑体系，大跨度、钢结构的新建筑体系渐次传入中国并得以大规模地推进，新兴的民族建材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与之相适应，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也以现实的理性的态度来审视西方建筑所带来的各种影响，从起初的消极避让、排斥到以后的主动学习、引进。放眼世界、引进西学、“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国人图谋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国建筑工程师也开始以社会群体的姿态登上了建筑的舞台，自觉地投身于建筑的教育事业，主动地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的建筑技术，这构成了中国建筑现代转型的宏观背景。
20世纪20—30年代，欧美各国建筑经历了由古典复兴、浪漫主义经折中主义、新艺术运动向现代建筑转化的变革时期，这些建筑风格也都曾先后或交错地出现在中国近代新建筑活动中。早期的外来建筑，大多是西方古典式或殖民式的建筑。散布在各地的教堂，除少数采用中国式外，一般都沿用各教派的固有格式，多为哥特式、罗马式、文艺复兴式、俄罗斯式。进入20世纪后，外来建筑形式逐渐以折中的形式，在不同类型建筑中，分别采用古希腊、古罗马、拜占庭、哥特、文艺复兴、巴洛克等不同的式样，或在同一建筑上自由混合各种式样。到30年代，欧美各国进入现代建筑活跃发展和迅速传播时期，中国近代新建筑也开始向现代建筑的趋势转变。而从根本上讲，近代中国传统建筑的文化转型是用先进的材料技术去适应旧的建筑形式，这种文化转型的本质是被动的适应性转化而不是主动的创造性转化。
从20世纪20年代起，近代民族形式的建筑活动进入盛期，到30年代末达到高潮。中国建筑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西建筑文化开始了实质性的融合。这种融合的直接结果便是促成了中国新建筑体系的产生，使“中国建筑由以传统木构架体系为主体的旧建筑体系直接转化为具备近代建筑类型、近代建筑功能、近代建筑技术、近代建筑形式的新建筑体系栙。同时，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国传统建筑在现代转型的路途上首次经受了“中国固有式思潮的影响。所谓“中国固有式建筑，就是把西方建筑的技术和手段运用于中国传统建筑，而在形式上仍保留中国古代建筑的某些形式特征，如大屋顶、仿木梁柱以及斗栱、彩绘等。
“中国固有式建筑思潮发起之时，正值“五四运动后民族意识日益高涨之际，基于“中体西用、“中道西器、“国粹主义、“文化本位等文化观念的影响，中国固有的建筑样式作为“重要之国粹，理应发扬和光大。因此，“发扬我国建筑固有之色彩成为建筑界和社会的普遍呼声，建筑师纷纷提出“依据旧式，采取新法、“酌采古代建筑式样，融合西洋合理之方法与东方固有之色彩于一炉等主张，一大批20世纪初留学归来的建筑师，如董大酉、庄俊、梁思成、杨廷宝等，他们的创作实践和在建筑教育方面的努力，成为近代建筑发展的重要动力。再者，当时激烈的民族矛盾和社会、政治背景及当时国民政府推行《首都计划》和《大上海都市计划》，也要求建筑以“中国固有之形式为最宜，而公署及公共建筑尤为尽量采用，这一切都为中国传统建筑在近代的革新、发展与转型起到了推动作用。
但是，采用先进的建筑材料，而又拘泥于传统的建筑形式，这本身就有悖于建筑艺术表现材料与形式相统一的要求，结果只能是“穿草鞋带洋帽而不伦不类。况且，固有式建筑既不经济，对惯于传统施工手法的建筑队伍来说，也存在诸多技术上的困难。所以，中国固有式建筑，只将着眼点落在“固有形式的提取和模仿上，把延续传统建筑的形式特征作为体现、发扬中国精神和民族色彩的方式和途径，却没有真正地体会到蕴涵其中的传统建筑的精髓之所在，以为只要把西方的建筑材料加之于传统建筑的样式之上，中国传统建筑的现代转型也就顺理完成了，这实在是过于简单，也太理想化了。至此，中国传统建筑的现代转型遭遇了第一次尴尬。
但是，中国传统建筑的现代转型并没有因为第一次遭遇的尴尬局面而停滞前进的脚步，相反却为中国建筑走出传统、走向现代的理论探索提供了一次反思的契机。最先发现问题的仍是部分从事建筑设计和研究的中国建筑师，他们在实践中真切地体会到“固有式建筑自身所存在的种种问题。30年代以后，新的建筑思潮继续在中国传播，到50年代，正当“现代建筑在世界大行其道之时，“中国固有式建筑在还没有来得及去搞清现代建筑的思想精髓，从而为理顺建筑活动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创造条件时，又迎来了全盘学习苏联的建筑热潮，这一切似乎来得太快了，多少令中国的建筑师们力不从心，使原未站稳脚跟的中国建筑的现代转型，再次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