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国崛起后，国力上升极为迅速。特别是在号称“小尧舜”的金世宗时期，达到强盛的顶峰。但金世宗死后，金国开始走下坡路。内有农民起义不断，外有蒙古连年骚扰。连年的战争使金朝社会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保证朝廷的财政收入，一批很有经济才能的官吏受到重用，其中尤以高汝砺最为著名。
高汝砺，字岩夫，很年轻就中了进士。金章宗时被任命为石州刺史。因为政绩卓著，后来又被提升为左司郎中。一天，高汝砺跪在金章宗的御案下面，单独向皇帝奏事。突然，章宗的扇子掉在地上。这时宦官们都已经回避不在殿内。
而捡扇子这类事情，应属于宦官分内之事。所以，高汝砺看了一眼面前的扇子后，仍旧跪在那里奏事如旧，一直到奏完也没有去捡扇子。等高汝砺回去之后，金章宗盛赞这个左司郎中懂得事体，提升他为谏议大夫。
宣宗贞佑二年（1214年），金迁都汴京。路上，高汝砺被拜为参知政事。宣宗听说汴京谷价飞涨，担心朝廷迁去以后谷价会更高。大臣们一致提议应该对汴京谷价加以限制。
只有高汝砺不同意大家的意见。他说：“买粮的人多，卖粮的少，物价就高。现在迁都，各地的人都来到汴京，买粮的人多，物价上涨是很正常的。如果我们限制粮价，有粮的人就会囤积不卖，贩运的人也不会再贩粮进城。那么，买粮的人就更急着买粮，物价也就会更高。谷物难得，但钱钞易得，所以不如设法增加钱钞的流通和谷物的供应，谷价自然会降下来。”章宗觉得很有道理，就依照他说的办，不久谷价就降了下来。
宣宗贞佑三年，蒙古军南下，攻占今北京、内蒙一带。有人提议将黄河以北的军人家属迁到黄河以南。高汝砺极力反对，认为大量军属迁入河南，不仅造成安置困难，还会动摇河北守军的信心。但他的建议最终没有被采纳。
结果真如高汝砺所料，军人家属迁到新地之后，没有耕种的土地。朝廷只能通过搜刮当地百姓的土地分给他们。这样一来又使百姓怨声载道。高汝砺见此情景急忙建议章宗立即停止剥夺百姓土地。现在荒芜的官田和放马的草地很多，可以把这些土地分给军人家属开荒，这样就能避免伤害百姓。已经焦头烂额的章宗听了以后非常高兴，毫不犹豫地采纳了高汝砺的建议，弥补了以前政策上的失误。
在以后的日子里，高汝砺一如既往，既想方设法广开财源，增加朝廷收入，同时又努力避免加重百姓负担，激化社会矛盾。这些努力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金朝的窘境，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金朝的经济状况。因此，高汝砺倍受皇帝器重。他在晚年的时候，曾多次提出致仕退休，都不被批准，直到七十一岁的时候死在宰相的任上。
——选自《金史·高汝砺列传四十五》
【智慧心得】
职有专司，不可越权行事
见一叶而知秋，金章宗通过高汝砺不拾御扇而知道他通达事体，因而委以重任。金章宗所赞誉的通晓事体，主要是指一个人能够看清自己的职责所在，既知道尽忠职守，更明白职权范围的大小，不做越权之事。高汝砺也确实如章宗所料，一生忠于职守，是自己分内之事就据理力争，如果不能被采纳，出现问题以后也竭尽全力加以弥补。如果超出这一范围，决不会伸手过长，随便干涉。这种为官方式在汉朝被很多官员遵守。
汉文帝刚刚继位的时候，有一次，问右丞相周勃说：“国家一年要处理多少案件？”周勃回答说不知道。文帝又问每年钱粮的收支情况？周勃也答不出具体数据，弄得内心惭愧，急得冷汗直流。文帝见周勃不能回答，就转而问陈平。陈平也不知道这些具体问题，随口答道：“陛下要知道案件处理情况可以问廷尉。钱谷出入，可以问治粟内史。”
文帝生气地说：“照此说来，你身为丞相又管哪些事情呢？”陈平答道：“丞相的职责，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抚万民，明庶物，外镇四夷诸侯，内使卿大夫各尽职务。”文帝听后，点头称善。文帝退朝后，周勃埋怨陈平说：“您怎么不事先教教我呢！”陈平笑道：“您位居相位，难道不知自己的职责，倘若主上问您长安有几个盗贼，您又将如何对答？”周勃无言以对，自知见识不如陈平。
汉宣帝时丙吉身为丞相，日理万机，却忙而不乱，有条不紊，很多人一直难以理解。有一次，丙吉外出，在路上正好遇上很多人在打架斗殴。丙吉看也没看转身就走。后来遇到一头牛气喘吁吁，他却急忙派人上前询问赶牛的人：“你赶这头牛走了几里路了？”陪同的官员感到不解，就问他，丞相刚才遇见有人打架不闻不问，这会儿却要对一头牛如此关心。
丙吉对他说：“百姓相斗，管这种事的是长安令、京兆尹等官员。身为丞相，我的职责就是要使国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现在这个时节，天气不应该太热，如果那头牛没走多少路就喘得那么厉害，那是时令失调，不符合节气的征兆。气候反常对农作物和人都可能带来灾害。所以，我对牛喘气吐舌的现象就不能不亲自过问了。”下属听了以后，不禁暗暗佩服丙吉的为官处世之道，并揭开了长久留在心中的疑团。
无论是陈平还是丙吉，他们的这种处理政事的方式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陈平历仕高祖、惠帝、文帝三朝，巩固了新兴的汉朝政权，丙吉辅佐宣帝实现了历史上有名的“昭宣中兴”。只可惜这种宝贵的经验，汉朝以后就很少受人推崇和借鉴了。这是因为汉朝特别是汉初，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还有相当大的影响。而“无为而治”的一个主要体现就是主逸臣劳，要求领导者善于分配任务，只需尽心尽力于本职工作，其他事情由专人负责即可。
但自从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受到历代统治者推崇以后，儒家思想开始逐渐取代道家思想。忠臣明君的判断标准开始重形式而轻内涵。废寝忘食、晨昏颠倒的办事风格开始流行，并成为勤与怠、明与昏的划分标准。有些人为了塑造勤奋的形象，或者真的受这种思想的误导，变得事无巨细，样样插手，不给自己留下任何喘息之机。像高汝砺这样冲破旧的观念束缚的人越来越少，即使有成就也不被树为楷模，而事实上，这种不理智的“勤劳”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汉末三国时代的诸葛亮在我国古代政治家中确实是一位佼佼者。他一生辅佐刘备、刘禅两代君主，从来都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特别是在刘备去世以后，由于后主刘禅缺乏领导才能，诸葛亮成为蜀国军政大权的实际掌握者。但是他毫无个人野心，依然能够尽忠职守，勤于政事。他不仅要主持孙刘联盟、北伐曹魏的军国大事，就连登记簿的记载情况都要过问。可以说，古往今来，能够做到像诸葛亮这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真是寥若晨星。但是，他这种事必躬亲的做法也带来了很大的隐患。
首先就是不利于发现人才和锻炼下属，保持团队的青春活力。集体团队靠什么才能够拥有生生不息的动力，永远向前发展？靠的就是新的人才不断崛起。无论多么伟大的创业者，多么睿智的当家人也终有衰老退休的一天。等他走了以后，必须要有一个与之比肩，或者青出于蓝的继任者成为新的领跑者。这样才能够使团队得以延续和发展。
以商界为例，一个真正的企业家不仅要懂得如何开发制造好的产品，更要懂得如何培养造就优秀的人才。一个优秀的企业不仅是生产优质产品的基地，还应该是造就人才的摇篮。国际上很多企业成为百年常青树，就是因为这些企业总是能够出现一代又一代的优秀领军人物。而锻炼人才的最好方式就是给他实践的机会，让他在自己的岗位上独立思考，闯出一条独特的道路。
相反，如果做领导的对属下这也不放心，那也不放手，总是急于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对方，希望他们少走弯路，少犯错误。这样做初衷虽好，但结果只能是得到一大批没有思维的传声筒。一旦哪一天支柱人物离开工作岗位，那么剩下的人不仅无法继续推动团队的发展，恐怕连维持都困难了。以三国的蜀汉为例，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之后，蜀国立即走上下坡路，原因就在于后继无人。由于过去一切重大决策都出自诸葛亮，其他人根本得不到锻炼的机会。刘禅在相父的羽翼下一年年长大，除了学会怎样盖玉玺，智商毫无长进；姜维则自始至终活在诸葛亮北伐中原的高大身影之下，只知一味的穷兵黩武。这样的君臣治理国家，败亡是迟早的事。
其次，越权行事，过多地牵扯有限的精力，还会使人变得身心俱疲，不仅不该管的事没有管好，自己分内的工作也会因此而受到影响。这就好比一个人握紧拳头打人的时候，由于力量集中到一个小点上，会形成很大的杀伤力，如果改拳为掌，尽管打击的面积扩大了，但是力量也随之分散，杀伤力就明显减弱了。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领导，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工作范围，眉毛胡子一把抓，成天下基层、到一线，工作日程始终安排得满满的，有时甚至还要加班加点，可是，到头来什么也没有干好，还闹得怨声载道，真可谓费力不讨好。
最后，超越权限指挥工作，还会造成外行领导内行。而外行领导内行，失败的几率几乎为百分之百。现代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职业分工的明确化。作为领导，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万事精通。比如，医院的院长虽然掌管整个医院，但是不可能内科、外科、儿科、妇科无所不知；国家的元首虽然领导整个国家，但是不可能经济、教育、外交、军事无所不能。一旦你以领导者的身份介入到某个原本陌生的专业领域直接指挥，就很可能打乱正常的工作秩序，甚至会造成巨大的损失。据李宗仁先生回忆，中国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屡战屡败，除了军队战斗力不强以外，与毫无作战才能的蒋介石不顾“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古训，经常在千里之外的大后方用电话指挥作战有极大关系。
总之，现代社会领导工作千头万绪，极为繁杂。如果领导者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即使有三头六臂，也会应接不暇，难免事与愿违，所以领导必须学会正确授权。
科学而明确的分工，一方面可以把领导者从琐事中解放出来，集中精力于重要事务。另一方面让下属获得一定的职权和责任，使他们独立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并取得成就，也是一种有效的锻炼人才的方式。此外，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不一定要在各个方面都比别人强，很多专业性很强的部门，必须由专业人士来掌管，领导者要做的只是尽快发现能够独当一面的人才。
